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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陵

黄士陵像

回望百年前的中国晚清书画家群体，黄士陵如一颗明星熠熠生辉。他工篆书，善治印，精考据，涉丹青，艺术创作全面多能，尤以开创篆刻“黟山派”而驰誉岭南，蜚声海外。

安徽博物院现收藏有黄士陵书画印等各类相关文物计49件套近百件，主要为其后人及亲友旧藏，为我们学习和研究黄士陵艺术提供了珍贵而可信的资料。

壹

蒙养徽黟 声隆岭南

黄士陵（1849—1909）（注1）字牧甫、穆甫，别号倦叟、倦游窼主等，安徽黟县西武乡黄村人。其父黄德华能诗文、擅小篆，通文字训诂之学。黄士陵幼承家学，八九岁即可操刀篆印，名闻乡里。

清同治二年(1863)，因太平军兵燹所及，黄士陵家境变故。后其父母俱丧，黄士陵遂离家至江西南昌，在胞弟厚甫所开的“澄秋馆”照相馆，以刻印卖字为生。黄士陵曾在其“末伎游食之民”印边跋中，记录了这段心路历程。后被江西学政汪鸣銮所赏识，渐与名流交游切磋，书、印遂得以大进。（注2）期间创作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印谱》，已充分显现出其创作才情。

光绪八年（1882），黄士陵移居广州，先后结识了志锐、沈泽棠、梁肇煌、梁鼎芬、文廷式等一大批社会名流和文人学者，交游益广，眼界益宽。后又得志锐举荐和资助，于光绪十一年（1885）入北京国子监，问学于王懿荣、盛昱、蔡赓年等，并受命摹宋本《石鼓文》，校改石经。（注3）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士陵南归广州，入时任广东巡抚吴大澂幕府。协助吴编辑拓制《十六金符斋印谱》。光绪十六年（1890）应张之洞邀请入广雅书局任校对。居粤十数载，黄士陵在书法篆刻溯源周秦，博涉诸家，艺术成就渐臻化境。

光绪二十六年（1900），黄士陵作别广东归黟。两年之后，应端方邀请携子黄少牧赴武昌。期间协助端方编辑《匋斋吉金录》、《匋斋藏石记》等图书，得到端方的赞赏。光绪二十九年（1903），复归黟县居“旧德邻屋”直至辞世。

贰

高古雅丽 书精篆籀

安徽博物院收藏黄士陵最早的书法墨迹为书于同治十年（1871）的行书册页。这件作品与署名椒园的青绿山水《小桃源》册页合装一卷。黟县自古有“桃花源里人家”之誉。黄士陵根据此图而题诗作跋。从书法看取法何绍基为多，亦流露出后来瘦硬生拙的笔意。落款署“九千五百九十三字斋主人”，可见此时的黄士陵对说文解字之学的痴迷。

椒园（款）小桃源

黄士陵 《小桃源》题跋

晚清时期金石碑学风靡，黄士陵生逢其时，于篆书用功最深。他早年师法邓派，亦受到吴熙载、赵之谦、杨沂孙、徐三庚诸家的影响。作品形式以对联、条屏居多，亦体现出他鬻字兼而酬赠的笔墨生活。

“随群、欣乐七言篆书联”乃《兰亭序》集字联，为书黄士陵辛巳年（1881）秋八月所书，可见他此时的篆书以邓石如为基兼取赵之谦的倾向。笔法中的方折处理，似乎是反向借鉴了篆刻的技法，体现出其早年融通求变的创作态度。

黄士陵 随群欣乐七言篆书联

“芝草、水流十二言篆书联”书于丁亥年（1887）秋七月，上款“皖生”即黄廷珍，字皖生，为黄士陵族侄，黄士陵先后为其治印两方。此时黄士陵在吴大澄幕，笔法则显然带有吴大澄篆书的笔意。这也宣告了他从邓派小篆而上窥周秦的蜕变。

黄士陵 芝草水流十二言篆书联

光绪二十八年（1902），归乡三载的黄士陵应旧交、时任湖广总督端方的邀请，赴武昌协助整理编辑《匋斋藏器目》。半生与吴大澄、端方等收藏大家的交游切磋，让黄士陵获观了大量的金石文字资料，使其在技法、学问、眼界等方面均不断突破。“水禽、河鲤七言联”即为此年的作品，篆法纯以金文为之，用笔精健浑穆，古意盎然。

黄士陵 水禽河鲤七言篆书联

《夏小正篆书八条屏》为黄士陵晚年篆书巨制。这件作品创作于光绪二十三年（1907），是时他已再度归里四年，而距辞世仅2年。吴大澄亦有《夏小正》篆书墨迹传世，我们将吴、黄二家墨迹并观，明显看出黄士陵水准高出一筹。

黄士陵 夏小正篆书八条屏

黄士陵楷、行书作品非常罕见，我们只能从其传世作品的小楷题跋以及尺牍中略窥端倪。他的楷、行书方峻瘦硬，但不是取法欧阳询那样的唐楷，而是借鉴唐以前镌刻金石的古法，显得瘦硬整饬，不同流俗。

黄士陵《赠子嘉周文王鼎博古图》题画书法

叁

穷流溯源 印开宗派

黄士陵与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并称晚清四大篆刻家，是中国篆刻史上开宗立派的大师级人物。他的篆刻初学邓石如、陈鸿寿，后服膺吴熙载、赵之谦，再上探周秦，合以古籀，最终成为一代印学宗师。正如其弟子李尹桑说：“悲庵之学在贞石，黟山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黄士陵对于冲刀的技法运用、对章法的精意安排、对篆法的广泛取法，可谓开现代篆刻创作形式之先声，深刻影响了其后从齐白石到当下的无数印人。

安徽博物院共藏有黄士陵篆刻11方，其子黄少牧篆刻1方。这些印章年代贯穿其创作生涯，见证了黄士陵篆刻不断蜕变的发展历程。其中最早的印章为刻于光绪七年（1881）的“安雅”朱文印。“安雅”二字竖排，揖让错落，变化有致，可见秦诏版与汉代碑额篆书的影响。边款云“光绪辛巳长至，牧父作于珠江”。长至即夏至，可知是时他已至广州。这推翻了以往印学界认为穆甫至广州时间为光绪七年冬的说法。

黄士陵 安雅

在整理资料时，一方“皖生”的印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或许是因一个“皖”字，这方印章明显取法邓石如。边款云：“完白山人篆刻古奥浑芒，为晋唐以来第一作手，后学者罕能追步。试一摹之，或可得其髣髴耳。穆父书倩小厓捉刀并记之”。此印未题年款，捉刀者小厓亦不知何许人，故此印虽被收录入黄士陵印谱中，安徽博物院仍按小厓作品标注。“皖生”即上文所提到的黄廷珍。《黄士陵印谱》中还收入白文“黄廷珍印”，边款云“拟曼生翁意为皖生研侄作，时戊寅秋七月，行六叔士陵。”两印一朱一白，边款风格一致，应为同时所刻。此类边款与穆甫成熟风格不类，考虑到“皖生”印的边款云“倩小厓捉刀”，则二印边款或皆小厓所刻。戊寅为光绪四年（1878），时黄士陵尚在南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印谱》诸印惜已不存，而此二印可算作黄士陵纪年最早的印作实物了。（注4）

黄士陵 皖生

馆藏“家在黄山白岳之间”朱文印，边款云“铁兄嘱刻，癸丑三月，士陵。”以前也有学者依此印边款为证，认为黄卒年在1913年以后。细审此印为邓石如风格的黄士陵早年作品，而此印边款用刀怯弱，与其边款差距较大。故此说不足信。晨欣、董建二先生依据黄士陵去世时的挽联，以及“时年六一”的印章款识，皆认为穆甫去世应在1909年1月。安徽博物院收藏“老穆六十后作”与“黟山病叟”白文印一对，为黄士陵最晚印作之一。

黄士陵 李英元印

黄士陵　蕴真

老穆六十后作

黄士陵 黟山病叟

肆

摹古写生 画启新风

黄士陵不见早年画作传世，然其自幼聪慧，耳濡目染于文墨兴盛的徽州，对丹青绘事自不陌生。客居南昌在照相馆谋生期间，对西洋照相借光存影之技巧应有所了解。而在客粤及北京国子监时期，投入巨大精力拓制、描摹鼎彝器物，使穆甫对物象的造型、纹饰表现能力得到极大的锤炼。从摹画鼎彝，到写生花卉，然后将鼎彝与花卉结合，黄士陵在无意中竟然开创出一条中西合璧的绘画新路。

安徽博物院收藏黄士陵画作条屏30余件，册页一册计13页，多为鼎彝博古、写生花卉，且多为归里以后所作。

清朝乾嘉以后，大批文人、学者投入金石考据之中，以研古为乐。而摹绘、拓制历代鼎彝器物是中国古代金石学的重要内容。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的刊刻为学人研究青铜器物提供了便利，僧六舟等人创新金石传拓技艺，拓制器物全形拓，并加以题写考证文字，形成了独特的金石拓片艺术。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等人将金石文字的书写技法和金石气息导入绘画，更是开创了中国文人“诗书画印”融合发展的新境界。黄士陵是金石传拓发展中的重要人物，他摹刻前代器物文字颇得当时金石学权威的推许。

安徽博物院藏《黄牧甫钟彝钩本册》为黄士陵双钩摹写钟鼎器物的图册。黄士陵采用双钩白描技法，绘制器物细致而准确，并将铭文工整摹写，有些还注明器物出处。此册应属其在粤时期摹古早期作品。

黄士陵 黄牧甫钟彝钩本册

绘制鼎彝不仅成为黄士陵学习古器物的重要方式，这些绘制图更成为了他酬赠友人的佳品。《赠子嘉周文王鼎博古图》受赠者子嘉即徽州书画名家吴鸿勋。其绘器手法改双钩白描而为浓淡晕染，颇似西人素描写真之法，应是受到广东当时流行的西洋艺术影响。

黄士陵 赠子嘉周文王鼎博古图

《博古图》立轴题“穆甫黄士陵”，无年款，从风格看应是客粤归乡前后的作品。图中先摹绘三件古鼎彝器物，再绘各种折枝花卉插于器中。古奥朴厚的墨色古器与妍丽生动的折枝花卉相得益彰，别有一番韵致。尽管乾嘉以来亦不乏金石墨拓与清供花卉相结合之作，但是黄士陵仍然以其高度写生的风格而独具特色。分析他从摹绘古器物与写生花卉结合的尝试，其创作动机或有自我求变求新之内在驱动，或有市场需求之外在呼唤。

黄士陵 博古图

1906年四月，黄士陵为友人蟾清绘制了《写生工笔四季花卉四屏》。画中各写四季花卉，先以白描勾勒，再以淡墨晕染，最后罩以浅淡色彩。在春季《水仙天竺图》上他题写道：“师宋人粉本，参用西国礼法，以为蟾清仁兄大人，即希指谬。”这里明确自言其画兼师中西的创作手法。

黄士陵 写生工笔四季花卉四屏

14世纪中叶后的东西方交流日益增多，而广东则因沿海的地利成为最为活跃的地区。黄士陵早年在南昌接触过照相术，客粤时期熏染于岭南中西文化融合的大环境，因而得以借鉴西洋写实绘画技法，开创了中西合璧的花卉画创作新境。

《日本美人图》一直被归入黄士陵名下，其实作者另有其人。画的诗堂有时人李肇沅题诗跋，李肇沅，字劭初，是黄士陵广雅书局同事。细查此画有原题签，上有“厚甫美人，劭初题”，从字迹看应为穆甫所书。厚甫即黄士陵在南昌开照相馆的胞弟，则知此图实为厚甫所绘，后赠于穆甫。穆甫赴粤随身携带此画，并请同事李肇沅题诗，后一直携归故里收藏一生。从诗文“轻携团扇感前缘”、“独抱孤芳少素心”之句，隐约可觉此女或与穆甫交谊不浅，抑或有一段情感的往事。

黄士陵 日本美人图

伍

倦游归来 偃息家山

1898年秋，黄士陵结束客粤生涯返回故乡黟县。虽后来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应端方邀请游幕武昌，一年后旋即归黟不再复出。此时的穆甫已积累相当的资本，遂修筑“旧德邻屋”以终老。1909年正月辞世，归葬于黄村北之汪家山。（注5）

关于黄士陵归乡的原因，旧说多归于病。黄士陵晚年有“黟山病叟”一印，说明其身体情况确实不佳。在安徽博物院藏《黄士陵致谢筠亭尺牍合册》中保存着许多珍贵信息，让我们有所发现。其中《十月八日札》写到：“陵亦于仲秋初被风邪所侵，发烧三昼夜，红子布满四肢。药三剂，七日始痊愈。”《五月十六日札》又云：“陵咳疾起自年少时，今廿余年矣。乍发乍已，惟今发尤长，三月至今近六十日，诸药均效效。后不数日又来医师云，须常服枇杷膏与梨膏，则可随愈。”是知黄士陵自少时便身体有疾，早早回乡亲近故土也是常理。

黄士陵 致谢筠亭尺牍合册之一、二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多年客居他乡，游食刀笔，应酬事务，让本来就身体虚弱的黄士陵身心疲惫。其晚年喜用“倦游窼主”一印，也可见心迹。作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徽州学人，黄士陵没有科举功名，虽游幕于吴大澄、张之洞、端方等权贵幕府并得到赏识，毕竟只是文字笔墨之事，并不能建立大的功业。其内心的苦闷是可以想象的。加之黄士陵天性耿介，在广雅书局工作期间与同事难免生出嫌隙。在《致谢筠亭尺牍九月十三日札》中，他与老友诉苦：“书局收掌一席几被同人夺去，其所欲夺者皆往时知好，或托以心腹，或寄以妻孥。以此度之，视我不为浅矣。一见利害便反眼不相识。”客居他乡再遇同事的勾心斗角，更让穆甫身心疲倦。

黄士陵 致谢筠亭尺牍合册之三

我们还应看到，黄士陵的过早返乡与其自身思想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有关。黄士陵生长与徽州，自身聪慧与勤奋，后凭文字书印之学获赏于公卿显贵。但归根到底说，他只是如自己所说的“末技游食之民”，是以笔墨谋生的旧文人。而他客居的广东，恰恰是中国近代风云激荡的中心。自1895年公车上书到1898年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广东籍文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后来广州更是成为酝酿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而黄士陵以及他所交好的官员们或忠君敬职，或潜心学问，他们面对革故鼎新的时代风云，显得思想保守。与其格格不入地待在广东，不如早早归去故里。这一点，不得不说黄士陵与稍晚于他的同乡黄宾虹有着本质的不同。

黄士陵墓

退居桃花源般的黟县黄村故里，黄士陵抛却了客粤时的纷繁尘嚣，沉浸在钟爱的书画印的世界里。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他的艺术创作炉火纯青臻于巅峰，也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精品。如果说过早的隐退对于黄士陵是一个历史的遗憾，那么晚年专心创作、佳作不断的最后时光，对穆甫、对我们后世都是一个幸运的补偿。

刊发于《书画世界》二O二三年一月号，内容有删减

注1：关于黄士陵的去世时间，旧说为1908年冬。黄山晨欣、董建两位先生依黄士陵作品落款以及黄去世时友人挽诗的时间，定作1909年1月。

注2：见傅抱石《关於印人黄牧父》、钱君匋《我所知道的黄士陵》诸文章。

注3：见清末著名词人周岸登《庆春宫》。

注4：见《黄牧甫印集》，叶玉宽主编，安徽美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

注5：今年10月，笔者与黄士陵研究专家晨欣、主持修墓的时任黟县副县长姚晓俊先生一道考察黄士陵故居，并祭拜了黄士陵墓地。黄士陵墓地旧时曾遭破坏，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呼吁，当地政府对墓地进行了重修，上海陈茗屋先生题写了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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