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玻璃”的词源及其本意

玻璃，早期又写作“颇黎”“颇梨”“玻梨”“玻瓈”等。大体自唐代开始，“玻璃”这种写法才出现，宋元以来渐渐流行，但并没有固定下来，其他写法仍旧继续使用。因此，在同一部佛经的不同汉译本中，或同一条史料的不同版本中，有时会使用不同的写法。如唐窥基撰《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称：“其树生果，如玻璃色，一切众色，入颇梨色中。赞曰：第二广树，颇梨色者，谓红赤色，此为根本。一切宝色，为此所含，皆入此色。”[3]又，《旧唐书》卷一九八载，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瓈”[4]，而《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四作“赤玻璃”[5]。《新唐书》卷二二一记载，吐火罗国有“颇黎山”[6]，《文献通考》卷三三九作“玻璃山”[7]。可见，“颇梨”“颇黎”“玻瓈”等同于“玻璃”。

“玻璃”等相关词汇最早出现在中国，是在汉译佛典中。其中，西晋之前的材料多有争议，如《大方便佛报恩经》曾提到“颇梨缕”[8]，该经古代被列为东汉译经，但现代学者或怀疑其是伪经，[9]或认为其译于三国或两晋之后。[10]三国曹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提到金、银、琉璃、颇梨等七宝树，但有学者怀疑其译于刘宋时期。[11]东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中也提到金、银、琉璃、颇梨等，[12]但该经同样被怀疑是西晋以后所译。[13]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东晋十六国时，“颇梨”等已经频繁出现在译经中。

大概自南北朝开始，“颇梨”出现在佛典以外的汉语世俗文献中。《海内十洲记》曾提及“碧颇黎”[14]，该书题为西汉东方朔撰，但实际可能是后世假托。[15]《梁四公记》提到萧梁时“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玻黎镜”[16]，该书为唐人所撰小说，不能断言其所述为史实还是传说。比较早的明确记载见于南梁萧绎《金楼子》，其中提到“齐郁林王，尝取武帝衣箱开之，有金射雉、玻瓈、贯纳等”[17]。另外，北齐魏收《魏书》提到，波斯国多颇梨。[18]

从字形不定这一点可推知，“玻璃”应是外来词汇的音译。关于词源，有多种说法：夏德（Fridrich Hirth）和劳费尔认为与突厥语bolor有关；章鸿钊认为是印度梵语sphaṭika之节略；季羡林认为是印度俗语phaḷiha的对音；布里尔认为借自希腊语beryllos（拉丁语为berullos）或bolos，或者是由bolos演化而来的突厥语bolor或波斯语bilur；李志超认为“玻璃”和“琉璃”皆是拉丁语vitrum的音译；林梅村认为与波斯婆罗钵语belur或bylwl有关。[19]

比较而言，当以印度语源说最为可信。究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玻璃”的写法是自唐代开始流行的，其中“玻”虽然现在读“bo”，但在中古时读音同“颇”，构拟读音为“pʰuɑ”。[20]显然，这与印度梵语sphaṭika及俗语phaḷiha中的“pha”相契合。而且，“玻璃”偶尔会写作“颇梨柯”“玻瓈珂”，其中“柯”或“珂”对应的正是sphaṭika或phaḷiha中的“ka”或“ha”。至于学者提到的波斯、拉丁、希腊等语的发音，不过是与“玻璃”的现代读音相近而已。

第二，语言学研究表明，拉丁语berullos、希腊语beryllos和波斯语belur或bolur，都可以追溯到印度梵语vaiḍurya或巴利语veḷurya，[21]而突厥语bolor应该与波斯语bolur有关。现在可以肯定的是，vaiḍurya或veḷurya在汉语佛经中被译为“琉璃”，[22]其与金、银、玻璃等并列为佛教七宝。那么，上述拉丁语、希腊语等诸词，既然已用来指“琉璃”，必不可能再指“玻璃”。

第三，相较于世俗文献，“颇梨”在佛典中的出现时间更早，特别是在唐代以前，它主要见于佛教文献而非世俗文献。因此，该词最初很可能是经由佛教或佛经翻译而传入中国的。探求其词源，应从佛经入手。现存佛经除汉译本外，还有梵语和巴利语文本，将同一佛经的不同版本进行对照，可以发现汉译本中的“颇梨”，恰恰与梵语本中的sphaṭika或巴利语本中的phaḷiha对应。古代印度，梵语是标准书面语或上层所用语言，俗语是社会上流行的口语，巴利语是一种方言，早期佛教传播以口语方言为多，而现存梵语佛经的形成年代则相对较晚。因此，汉语佛经中的“颇梨”最早应该是直接译自俗语phaliha或巴利语pha堾ika。后来，在佛典中，“颇梨”又被写作“颇胝迦”“肆颇底柯”“萨颇置迦”等，这才是直接译自梵语sphaṭika。

有研究认为，巴利语phaḷiha及梵语sphaṭika是吠陀时代从达罗毗荼语中借来的，词意可能是指水精（crystal）。[23]汉语“玻璃”既然译自上述词汇，则最初也应是指水精。这一点也得到了佛典的证实：对照巴利语或梵语佛典，可以发现phaḷiha或sphaṭika在汉译佛经中，除被音译为“颇梨”“玻璃”等，也会被意译为“水精”。[24]其中，早期汉译佛经多使用意译，因此常见水精与金、银、琉璃等并列为佛教七宝，后来音译增加，于是“颇黎”代替“水精”位列七宝。[25]

除被音译为“玻璃”或意译为“水精”外，sphaṭikap有时还会被译为“白珠”“火珠”“水玉”等。同一个词被翻译为多个不同的名称，甚至曾引起一些中国古人的困惑，比如《翻梵语》称“旧译曰‘颇梨’。应言‘颇致杆’。谓白珠、水精、火珠。《声论》云：正外国音应言‘肆颇底柯’，翻为‘水精’。案：白珠、水精、火珠，不容多物共一名。”[26]实际上，这种一词多译的现象，应该是受了印度古人对“玻璃”的分类及认识的影响。

在印度涉及宝石的古代文献中，经常可以见到“玻璃”。如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利论》提到，“纯净的玻璃（Śuddhasphatiko）有着木拉提花（Mūlāṭī flower）的颜色，或为清凉之雨，或为太阳之石”[27]类似的说法，也见于其他宝石书中，它们一般将“玻璃”分为两个品种即月石（candrakànta）和日石（sùryakànta），认为前者在月光下会生出水流，后者在日光下可放出火焰。也有一些文献会列为四个品种，分别为生出不死药的月石、放出火焰的日石、涌出水流的水石（jalakànta）以及可作解毒药的天鹅卵石（hamsagarbha）。[28]

所谓月下生水，可能主要源自“玻璃”清澈如水的外观，这应该也是其被意译为“水精”“水玉”的原因。在古代印度文化中，石头在月下生水，似乎是很普遍的一种观点。19世纪末英国人鲍威尔从新疆地区获得一批梵语古写卷（The Bower Manu），其中有一段诗歌曰：“月亮在湿婆发髻上永驻，雪山月石受月之光华，即便是在白昼，清凉之水汩汩而出，如雪山上的玻璃（sphaṭikap）波光粼粼。”[29]在古代中国，有时也会出现相同或相似的想法，比如韦应物《咏水精》云：“映物随颜色，含空无表里。持来向明月，的皪愁成水”[30]，不知二者是否有联系。

至于日下出火的说法，结合“白珠”“火珠”的译法，推测主要是因为“玻璃”雕琢成珠后，可以聚光生火。据《十诵律》记载，佛在世时，曾有一比丘以颇梨珠生火，为贼所见，误以为是珍宝而欲夺之，遂杀死比丘。佛陀知道此事后，规定比丘“从今不得畜月珠、日珠”[31]。由此可知，印度古人很早就已经以“玻璃珠”作为生火器具了。

关于“玻璃”，印度古人的另一个奇妙看法是它生于山中，原为冰块。约生活于3世纪的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中就提到，颇梨珠出山窟中，是千岁冰化成。[32]又，鲍威尔所获梵语写卷中提到“雪山上的玻璃”，雪山即喜马拉雅山，古代印度人认为此山中出“玻璃”，很可能是因为喜马拉雅山终年冰雪覆盖。无独有偶，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也称，水晶是一种冰，出产于冬雪彻冻之地，因此不能用来盛装热饮。[33]考虑到古代罗马与印度存在密切的宝石贸易，老普林尼曾宣称，来自印度的水晶最受欢迎，所以两地之间“冰化为水晶”的说法，很可能是相互影响。

大概受《大智度论》等汉译佛典影响，中国古人也纷纷承袭水精为冰化之说。唐代崔珏《水晶枕》云：“千年积雪万年冰，掌上初擎力不胜。”[34]南宋杨万里《水精脍》云：“上饶灵山无他灵，空山满腹著水精。炯然非石亦非玉，乃是阴崖绝壑千秋万岁之坚冰。”[35]元人伊世珍《琅嬛记》引《志奇》载：“贞观中冬月祁寒，韦维家池水彻底俱冻。至季春，水无停流，而此池凝结如故。使人凿之，干坚如石。维往谛视，皆水晶也。”[36]

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音译“玻璃”或意译“水精”，都不是严格的矿物学概念。古人辨识宝石多凭外观、产地而非质地，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1.虽质地不同但外观相似者，皆有可能被视为一物。因此，古代文献中的“玻璃”“水精”或“水晶”，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石英水晶（rock crystal），可能还包括其他种类的宝石，甚至是某些外观与天然宝石相似的人造物。关于这一点，后文还会进一步论述。2.虽质地相同但因外观、产地等有异，反被视为不同物。比如对那些熟悉印度语言和文化的佛经传译者而言，“玻璃”即“水精”，但对很多中国古人而言，“玻璃”带有明显的异国情调，与“水精”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在一些汉文文献中，“玻璃”和“水精”有时会并列出现，如唐代温庭筠有词云“水精帘里颇黎枕”[37]，显然词人将二者视为相似但不同的宝石。

二 从无色水精到五色宝石

从水精、水玉、白珠、千年冰等说法来看，“玻璃”最初应该是白色或无色透明的。这从佛典的一些描述中也可以看出端倪，比如佛陀眉间白毫如颇梨色，“皎然大白”[38]；雨水落下，生成水泡，“似颇梨珠”[39]；修持禅观时，观人骨“白如颇梨色”[40]，皎然白净。正因颇梨珠无色透明，若与其他颜色的珠子放在一起，便会映射后者的颜色，而使自身颜色改变。[41]遇青色即变得像蓝宝石，遇红色像琥珀，遇绿色像祖母绿，遇黄色则像黄金。[42]可以说，白色或无色透明曾是玻璃的最大特点。

但是，后来“玻璃”却出现了青黄赤白紫等多种颜色，如《杂阿含经》描述世尊入火三昧，“出种种火光，青黄赤白红颇梨色”[43]；《新华严经论》也称颇梨“此宝有青黄赤白”[44]。而且，因为颜色变得丰富，有人开始怀疑“玻璃”并非“水精”，如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称“颇胝迦，梵语宝名也，正梵音云飒破置迦。古译云是水精，此说非也。虽类水精，乃有紫白红碧四色差别。莹净通明，宝中最上。红碧最珍，紫白其次。如好光明砂，净无瑕点。云是千年冰化作者，谬说也”[45]。

实际上，“玻璃”之所以会由无色变为五色，是因为在印度本土出现了一种不太寻常的理论，认为“玻璃”是一个包含数种宝石在内的属。关于这种理论，在印度宝石书《阿加斯蒂玛塔》（ Agastimata ）中，收集了两种不同的说法：1.“玻璃”包括nilagandhika（红宝石）、gomedaka（黄宝石）、vaidurya（蓝宝石）、marakata（绿宝石）四种；[46]2.除钻石、珍珠和珊瑚外，其他8种主要宝石如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都包含在“玻璃”内。[47]

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证明，印度古人将红黄蓝绿色宝石视为“玻璃”的看法，同样影响到了中国。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曾出土过一件银罐，罐中清理出蓝、黄、红、绿色宝石16块，其中蓝者7块，为蓝宝石；红者2块，为紫宝石或红宝石；黄者1块，为黄精、黄玉、或黄色刚玉；绿者6块，为绿玛瑙或绿玉髓。[48]由于在银罐盖内有墨书题记，称罐内所盛物品有“颇黎等十六段”，可知上述宝石在唐代被称为“颇黎”。[49]很显然，唐人的观点与印度宝石书提到的“玻璃包含红黄蓝绿四种宝石”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前者必然是受了后者的影响。

根据文献记载，唐代曾有五个国家来献“玻璃”，包括：武德二年劫国“遣使贡宝带、金锁、颇梨、水精杯各一，颇梨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枣，小者如酸枣”；[50]贞观十七年拂菻王“遣使献赤玻璃、绿玻璃、石绿、金精等物”；[51]高宗上元二年拔汗那王“献碧颇黎”、龟兹国献“颇黎”[52]；开元二十六年吐火罗国“遣使献红玻璃、碧玻璃、生马脑、生金精及质汗等药”[53]。其中劫国、吐火罗和拔汗那三国邻近，皆以颇梨为贡品，且吐火罗国“其城北有颇黎山”，由此可以推测三国所在地区是“玻璃”的一处重要产地。

唐代吐火罗国在今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南部，都城为阿缓城（今阿富汗昆都士附近）。这里自古至今一直是重要的宝石产地，其中最出名的是巴达赫尚（Badakhshan）出产的青金石和巴拉斯红宝石（balas ruby）。13世纪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该地时就曾提到：“此地出产珍贵宝石，其中一种名巴拉斯（balasci），非常美丽且很珍贵，因其产地而得名……国王只恩准官方开采，其他人不得私自到山中开采……这些宝石全部属于国王，它们或者被当作贡品献给其他大国的君主，或者被当作礼物赠送给其他国家的国王……在此境内还有一座山，此山出产的群青色青金石（azur），是世界上最好的青金石。”[54]青金石一般为蓝色，有时含黄铁矿，会呈现出金星密布的效果，在古代又被称为金精。[55]前文提到，金精与红玻璃同时出现在了唐代吐火罗国的贡品名单中，推测红玻璃即巴拉斯红宝石。由此可见，青金石和巴拉斯红宝石自唐代直至元代一直是当地的重要外交礼物。[56]

现在通常所说的红宝石（ruby）是指红色刚玉，但巴拉斯红宝石实际却是尖晶石（spinel）。由于红宝石与红色尖晶石颜色和光泽非常相似，在古代经常被混为一谈。比如世界著名的“铁木尔红宝石”（Timur Ruby）以及“黑王子红宝石”（Black Prince’s Ruby），过去一直被视为红宝石，直到近代才鉴定出是尖晶石，[57]而它们的产地很可能就是巴达赫尚地区。在唐代，西安何家村窖藏的红宝石被认为是“玻璃”，那么吐火罗的巴拉斯尖晶石自然也可能被认为是“玻璃”。

劫国即劫比舍也国，唐代又称罽宾国或迦毕试国，在吐火罗西南，都城即今阿富汗喀布尔北面的贝格拉姆（Bgram）遗址，而喀布尔东南的吉格达列克（Jegdalek）河谷就出产红宝石、蓝宝石和尖晶石，其开采历史至少已经七百多年。[58]拔汗那国在吐火罗国以北，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费尔干纳盆地。盆地三面环山，南面突厥斯坦山脉（Turkestan ridge）上勘探有蓝宝石，[59]恰与该国所献“碧颇黎”颜色相符，因为石之青美者曰“碧”，碧颇黎当为蓝色。龟兹国以今新疆库车绿洲为中心，全盛时还包括拜城县等周边地区，而拜城县恰好就有红宝石矿。[60]

既然“玻璃”所指实物由水精扩展到红黄蓝绿宝石，那么该词就不再仅用来翻译印度俗语phaliha、巴利语phaḷika或梵语sphaṭika，偶尔也用来翻译其他外来词汇。唐代中天竺摩揭陀国的僧怛多蘖多、波罗瞿那弥舍沙合撰《唐梵两语双对集》，将汉语词汇所对应的梵语词汇的读音用汉字写出来，其中汉语“红颇梨”对应的梵语词汇为“钵纳么罗〔引〕誐”，[61]笔者以为即梵语padmarag，该词词意即红宝石（ruby）。[62]此外，“玻璃”有时还会用来翻译梵语śilā。śilā词意为岩石，在汉译佛经中常音译为“试罗”“尸罗”，或意译为璧玉[64]、碧玉[65]。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提到，“尸罗幢者应云试罗，此云美玉”[66]；《一切经音义》：“若云试罗，此翻为玉，谓以玉为幢，名尸罗幢也。”[67]从śilā被译为“碧玉”的角度看，该词之所以与玻璃产生联系，大概是因为碧玉与碧玻璃颜色一致。[68]

三 佛典中人造玻璃的名称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直至唐代“玻璃”仍然主要是指天然宝石，而非现代所说的人造玻璃。特别是在汉译佛典中，“玻璃”作为七宝之一，基本都是指宝石。至于人造玻璃，在汉唐时期则另有名称，如“迦遮”“（假）琉璃”“瑠琉”“水精”等。

迦遮，又写作“迦柘”，即印度梵语或巴利语中的“kāca”，词意为“人造玻璃（glass），或制造玻璃之材料”[69]。佛典中，迦遮并非珍贵之物，故而常用来与真正的宝物作比较，以阐述佛法。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提到，“如有贫人得无价宝，弃而翻取迦遮末尼，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吠瑠璃宝尊贵有情，业增上力，生大海渚。迦遮末尼若贵若贱，同所受用，工业所造。故吠瑠璃光彩价直，映夺一切迦遮末尼。”[70]吠琉璃是生于大海渚的天然宝石，而迦遮末尼（迦遮珠）为“工业所造”，即人造玻璃，因此价值较低。不过，以“迦遮”称呼人造玻璃，似乎主要存在于外国传来的佛经中，在古代中国现实生活中则较少见，以致唐代慧琳在解释迦遮时，称“此宝石类，非殊胜之宝。此国无，亦如玉石之类也”。[71]显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迦遮是人造玻璃，所以才称中国没有迦遮。

琉璃，又写作“璧流离”“瑠琉”“毘琉璃”“吠琉璃”“吠琉璃耶”等。该词最早见于西汉武帝时期，彼时丝路开辟，汉西通罽宾国，知该国土产有璧流离；[72]汉使又曾泛海至黄支国，买回明珠、璧流离等物。[73]罽宾与黄支皆为印度古国，因此，“璧流离”显然是一个印度词汇，一般认为是印度梵语vaiḍūrya（巴利语作veḷuriya、俗语作verulia）的音译，而稍后出现的“流离”“琉璃”“瑠璃”等则是该词的简略译法。据研究， vaiḍūrya的词根可以追溯到印度达罗毘荼语 Vēḷūr或Vēḷur，是南印度的一处地名，出产或加工绿柱石等宝石。[74]所以， vaiḍūrya原本应该是指来自该地的宝石。在佛教中， vaiḍūrya是七宝之一，在涉及宝石的古代印度文献中，几乎都可以见到该词。因此，可以肯定，“琉璃”与“玻璃”一样，最初是指宝石。

但当“琉璃”一词传入中国后，却经常被借用来称呼人造玻璃。这样，梵语或巴利语佛典中的人造玻璃“kāca”，在汉译佛经中除被音译为“迦遮”，也会被意译为“琉璃”。[75]这就造成了一种困局：汉译佛经中的“琉璃”有时指天然宝石，有时指人造玻璃。为了对它们作出区分，译经者往往会将天然宝石称为“真琉璃”或使用比较完整的音译“吠琉璃耶”“毘琉璃”等，而人造玻璃则称为“假琉璃”或使用简略音译“琉璃”。如慧琳《一切经音义》释“琉璃”时提到，琉璃“青色宝也。有假有真，真者难得，出外国。假者即此国炼石作之，染为五色也。”[76]其中所谓假琉璃，乃炼石染色所成，为人造玻璃无疑。唐代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三四提到，吐罗难陀尼有一“琉璃杯”，被人借去使用，结果“手脱便破”。[77]此事在该经卷十七也曾提及，称琉璃杯为“假琉璃器”，“用时堕地便破”。[78]从“假琉璃”的称呼及其易碎的特点来看，这应该是一件人造玻璃杯。

这样，在一些佛典中提到的迦遮与无价宝、迦遮与吠琉璃的对比，在另外一些佛典中就翻译成了琉璃与吠琉璃、假琉璃与真琉璃的比较：“譬如世间有琉璃珠似毘琉璃，有人见之谓毘琉璃，愚痴凡夫亦复如是”[79]，“譬如有人弃舍无价吠瑠璃宝，乃取假伪瑠璃之珠”[80]，“如假琉璃宝大聚，不及一真琉璃宝”[81]。从文意来看，引文中所谓琉璃、伪琉璃、假琉璃应与迦遮一样，是价值低廉的人造玻璃，而毘琉璃、吠琉璃、真琉璃则是指珍贵的天然宝石。

瑠琉，或作“琉瑠”“琉琉”“瑠瑠”，在佛典及世俗文献中并不太常见，且因与“琉璃”或“瑠璃”字形和读音相近，难免使人怀疑它们是后者的讹误，因此有时会被典籍校勘者校改为“琉璃”或“瑠璃”。不过，对照梵语和汉语佛经可以发现，汉译佛经中的“吠琉璃”或“吠瑠璃”一般用来翻译梵语vaiḍūrya；“琉璃”或“瑠璃”有时翻译vaiḍūrya，有时翻译kāca；而“瑠琉”则翻译kāca。[82]这似乎表明，由于以“琉璃”同时称呼天然宝石与人造玻璃，容易引起混淆，因此译经者尝试加以区别：当翻译天然宝石vaiḍūrya时有意使用“吠琉璃”，当翻译人造玻璃kāca时则有意使用“瑠琉”。那么，“瑠琉”未必一定是“瑠璃”的讹误，在某些情况下是特指人造玻璃。在今山东一些地区，还有人称呼人造玻璃为“liu liu”，可能即“瑠琉”的字音残留。

除“迦遮”“琉璃”“瑠琉”外，人造玻璃kāca有时还会被译为“水精”，[83]如慧琳《一切经音义》称迦遮末尼“此云水精珠也”。[84]“水精”通常是指清澈透明的天然宝石，但古人辨识宝石主要依靠外观而非质地，人造玻璃不仅完全可以达到“水精”的效果，且往往还会刻意模仿“水精”器物，因此有时也会被误以为是“水精”。大概正因如此，前面提到的迦遮与无价宝的对比，在一些佛经中就被翻译成了水精与无价宝的对比，如“勿以无价吠琉璃宝同诸危脆贱水精珠”，[85]或“譬如有人入大海，其意下劣求水精，虽遇无量珍宝聚，舍之而取下贱者”。[86]

四 从天然宝石到人造玻璃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人造玻璃的名称在古代中国经历了从“琉璃”到“玻璃”的变化。宋代以前人造玻璃常被称为“琉璃”，宋代以后则渐渐流行使用“玻璃”“硝子”“料器”之名。时至今日，“玻璃”成为人造玻璃的专名，与宝石再无瓜葛。之所出现这样的变化，恐怕要从人造玻璃自身的特点讲起。

人造玻璃大约诞生于四千多年前的两河流域，从一出现就经常模仿天然宝石，因而常与宝石同名。最初人造玻璃经常模仿青金石或绿松石，呈现不透明的蓝色或绿色，因此阿卡德人（Akkadian）中分别称它们为“产自窑炉的人造青金石”和“产自山中的天然青金石”，[87]同样，在古希腊和古埃及，人造玻璃和青金石也曾使用同一名称。[88]后来，人造玻璃的透明度提高，颜色变淡乃至无色，便又模仿宝石水晶，使用水晶的名字。罗马老普林尼就曾提到，他生活的年代人造玻璃黑色如黑曜石、白色如萤石、蓝色如蓝宝石或青金石、无色透明如水晶，其中最珍贵的是模拟水晶的人造玻璃，当时人们多以人造玻璃仿造水晶器皿。[89]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古代中国。前文提到，“琉璃”译自印度词汇vaiḍūrya，大约汉武帝时传入中国，本是自古代印度的罽宾国和黄支国而来的天然宝石。但该词传入中国之后，至迟在三国时期，就已经用来指人造玻璃了。如东吴万震《南州异物志》称，“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生南海滨，亦可浣衣。”[90]这里的“琉璃”是由矿石治成，非天然宝石，为人造玻璃无疑。从印度各种宝石书及佛典的相关记述来看，“琉璃”作为宝石名称，主要是指绿柱石、蓝宝石和青金石等蓝色或绿色宝石。蓝色和绿色在古代均可称为“青”，青色曾是“琉璃”的一个突出特点，曹魏孟康称“流离青色如玉”[91]；唐代慧琳也称琉璃“天生神宝，青绿色”[92]。而目前考古已发现的汉魏时期的人造玻璃，恰恰以蓝、绿色居多，与绿柱石、蓝宝石或青金石等外观颇为相似。而且，一些人造玻璃珠饰或镶嵌物无论颜色还是形状，明显是在模仿天然宝石。这大概就是人造玻璃被称为“琉璃”的原因。[93]

虽然汉魏人造玻璃多青色，并因此与青色宝石“琉璃”共名。但是，随着中外交流活动的加深，人造玻璃器物沿着丝绸之路持续输入，中国本土制作玻璃技术不断发展，人们很快就发现琉璃不只有青色。如唐代颜师古曾批评孟康琉璃为青色的说法：“《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盖自然之物，采泽光润，踰于众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为之，尤虚脆不贞，实非真物。”[94]又，《魏书》提到北魏时有大月氏人来华，“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瑠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95]一般认为此处人工铸造而成的五色琉璃即人造玻璃，以人造玻璃为门窗等建筑构件，很早就出现在西方罗马等地。

在各色人造玻璃中，从东晋南北朝开始，无色透明的人造玻璃日益增多，它们有时被称为“白琉璃”，有时则与“水精”相混淆。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到，“外国作水精椀，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此语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类。”[96]由五种灰铸造而成水精椀，为人造玻璃无疑，可是却被人误以为是天然水精。这种混淆一直持续到了唐宋时期。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的银罐中，曾清理出无色透明的宝石水晶杯及人造玻璃碗各1件，而罐盖上墨书题记却称之为“琉璃杯椀各一”，[97]显然宝石水晶杯被唐人误以为是人造玻璃，因而也使用了“琉璃”之名。南宋赵葵《行营杂录》记载，刘贡父一日朝会，与出身军伍的两帅相邻，两帅传玩一水精茶盂，问曰“不知何物所成，莹洁如此”，贡父答“此乃多年老冰耳”[98]。考虑到宋代人造玻璃器皿的使用情况，所谓“水精茶盂”应该是一件人造玻璃茶杯。

从上述人造玻璃在古代中国被称为“琉璃”或“水精”的情况，可以推知“玻璃”如何与人造玻璃产生联系：一方面，“玻璃”最初是指无色透明的宝石，意译为“水精”，这就很容易与无色透明的人造玻璃混淆。特别是《行营杂录》中视人造玻璃杯为多年老冰的说法，无疑与宝石“玻璃”为千年冰的说法有关。另一方面，唐代以来“玻璃”除了用来指无色透明的“水精”，也用来指青黄赤白紫等彩色宝石，即所谓“五色玻璃”，这难免使人联想到“五色琉璃”。尤其是考虑到“玻璃”与“琉璃”本就字形相近，且皆属西来宝物，经常一起出现在佛典中，如今又皆为五色，自然很容易被混为一谈。比如唐代李商隐有诗曰：“五色玻璃白昼寒，当年佛教印旃檀”，清代冯浩注释时就引《魏书》之“五色瑠璃”，认为李诗所谓“玻璃”即“琉璃”。[99]可以说正是“琉璃”“水精”和“玻璃”之间互相关联的复杂关系，为人造玻璃名称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而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转变的，则是釉陶制品的流行。大约自东晋南北朝起，“琉璃”一词除用来称呼宝石和人造玻璃外，偶尔还用来称呼釉陶类建筑构件等。如《南齐书》记述北魏宫殿，“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100]。事实上，很多早期人造玻璃透明度不高甚至完全不透明，从外观看与釉陶差别不大。更重要的是，东晋南北朝时佛教盛行，佛典中频频提及佛、菩萨、权贵等人物的居所为琉璃所造。受此影响，釉陶类建筑被称为“琉璃”，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宝石琉璃较为少见，因此古代中国世俗生活中所谓琉璃，大多是指人造玻璃或釉陶。

但是至宋元时期，人造玻璃的透明度已经大为提高，与釉陶外观差异明显，而且釉陶日渐流行，与人造玻璃分庭抗礼，二者继续共用“琉璃”一名越来越不现实，必须加以区分。[101]于是，“琉璃”逐渐变为釉陶制品的专名，而“玻璃”则被用来称呼人造玻璃。这种情况可以从宋代蔡绦《铁围山丛谈》中的一段记载窥得一斑：北宋政和四年（1114），宋徽宗检察奉宸库，“时于奉宸中得龙涎香二琉璃缶、玻瓈母二大篚。玻瓈母者，若今之铁滓，然块大小犹儿拳，人莫知其方。又岁久无籍，且不知其所从来。或云柴世宗显德间大食所贡，真庙朝物也。玻瓈母，诸珰以意用火煅而模写之，但能作珂子状，青红黄白随其色，而不克自必也。”[102]引文所谓玻瓈母即人造玻璃块，加热后可制成各类器皿，而用来盛放香料的琉璃缶应即釉陶制品。

事实上，“玻璃”所指实物，从最初无色水精，到后来红、蓝宝石等，皆为“莹净通明”之物，这是“玻璃”一词给人的重要印象。正因如此，诗文中常以“玻璃”来形容江河泉池。当宋代以后，“琉璃”一词越来越多地用来称呼透明度不高的釉陶制品时，以清澈通透著称的“玻璃”，无疑更契合透明度不断提高的人造玻璃。而且，相较于“水精”等名称，宝石“玻璃”在古代中国社会出现频率很低，将其名称挪作他用不容易引起歧义。于是，“玻璃”就取代“琉璃”，成为人造玻璃的新名称，并延续至今天。

五 结论

自汉代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入华，不仅在精神文化方面潜移默化，而且在物质文化方面也影响深远。本文以现代汉语中经常使用的“玻璃”为例，指出它们实际是印度俗语phaḷiha或巴利语phaḷika的音译，大约是三国或稍晚时伴随佛经的传译而来到中国，音译为“玻璃”“颇梨”“玻瓈”，意译为“水精”“水玉”“火珠”等。在印度，“玻璃”本是天然宝石，一般是指无色透明的水晶或其他相似矿物，有时也指青黄赤白绿等有色宝石，如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印度人对“玻璃”有很多奇思妙想，并以佛典为载体传入中国，渗透到古代汉语诗歌小说中。及至丝路贸易和交流极为繁盛的唐代，宝石“玻璃”的实物也纷沓而来，在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留下了印记。

但是，宋代以来，“玻璃”逐渐与宝石脱离关系，而用来指人造物，也即今天的人造玻璃。人造玻璃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北宋以前多称呼为“琉璃”，该词同样是印度词汇的音译，在汉代丝路开辟之初就因贸易而输入中国，又因与“玻璃”同为佛教七宝，而频繁出现在汉译佛典中，成为古代文人史家的笔下常客。在印度，“琉璃”同样是天然宝石，入华后渐渐成为人造玻璃和釉陶的名称，当宋代釉陶盛行且与人造玻璃差异日趋明显，“琉璃”就发展为釉陶的专名，而人造玻璃转而使用“玻璃”称呼。

将天然宝石“玻璃”之名用于人造玻璃，一方面是因为二者外观相似，皆莹澈通透，容易混为一谈；另一方面恐怕也与丝路变迁及佛教交流的衰落有关。佛典汉译是印度宝石学知识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途径，当宋代时印度本土的佛教早已式微，北宋虽然偶有佛经汉译，但影响有限。缺少了佛教这条纽带，宋代以来的中国人对“玻璃”“琉璃”这些词汇的认识，就与印度本土渐行渐远，最终完全华化。与此同时，伴随着大食人的兴起以及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阿拉伯宝石学东渐。受此影响，原被称为“玻璃”的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在宋代以后便改用阿拉伯或波斯语的“剌”“雅鹘”“助木剌”等名称。

本文原刊于《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唐时期岭南与南亚的物质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19CZS064）；中山大学高校科研基本业务费“佛典所见古代中外物质文化交流”（项目编号：19WKPY78）阶段性成果。

[2]章鸿钊：《石雅》，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16~20、37~38页；萧炳荣：《我国古代玻璃的名称问题》，《玻璃与搪瓷》1984年第5期，第56~59页；张维用：《琉璃名实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第64~69、96页；罗学正：《琉璃称谓考辨》，《求索》1992年第1期，第113~115页；李志超：《汉语“玻璃”的起源》，收入《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178~183页；李清临：《中国古代玻璃与琉璃名实问题刍议》，《武汉大学学报》2010 年第5 期，第626~639页；赵永：《琉璃名称考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5期，第63~72页；黄振发：《中国古代玻璃的名称》，干福熹等著：《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上海科技出版社，2016年，第101~109页；齐东方，李雨生：《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玻璃器皿卷》，开明出版社，2018年，第3~13页。

[3]〔唐〕窥基：《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卷二，《大正藏》第38册，第288页中。

[4]《旧唐书》卷一九八《拂菻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4页。

[5]《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四“大秦国”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3516页。

[6]《新唐书》卷二二一《吐火罗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2页。

[7]《文献通考》卷三三九“吐火罗国”条，中华书局，2011年，第9391页。

[8]失译：《大方便报恩经》卷四，《大正藏》第3册，第144页下。

[9]林显庭：《〈大方便佛报恩经〉纂者考及其唐代变文》，《中国文化月刊》1987年第91期，第65～91页。

[10]参看史光辉：《东汉佛经词汇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第132~144页；方一新，高列过：《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54~57页；史光辉：《从语言角度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时代》，《古汉语研究》2009年第3期，第44~50页；方一新，高列过：《从佛教词语考辨〈大方便佛报恩经〉的时代》，《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139～147页。

[11]吕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1980年，第5页。

[12]〔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卷一，《大正藏》第3册，第57页下。

[13]颜洽茂，熊娟：《〈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55～63页。

[14]太平御览》卷八〇八，中华书局，1960年，第3592页。

[15]参看吴从祥：《〈海内十洲记〉成书新探》，《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第93~97页。

[16]〔唐〕张说：《梁四公记》，收入李剑国辑校：《唐五代传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268页。

[17]〔梁〕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一《箴戒篇》，中华书局，2011年，第343页。

[18]《魏书》卷一〇二《波斯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0页。

[19] B. Laufer,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2, p. 112；章鸿钊：《石雅》，第17页；季羡林：《论梵文ṭḍ的音译》，收入《季羡林文集》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3~44页；Robert H. Brill著；安家瑶译：《试论中文“玻璃”一词的来源》，《玻璃与搪瓷》18卷第5期，第55~58页；李志超：《汉语“玻璃”的起源》，第178~183页；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20]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中华书局，1993年，第298页。

[21]Ali Nourai，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erisian，English and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vol.2，Xlibris，2013，p.494.

[22]关于“琉璃”的词源、词意及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

[23]Alfred Master，“Indo-Aryan and Dravidi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Vol.11(2)，1944，pp.297-300.

[24]〔日〕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霊友会，1997年，第703页。

[25]〔日〕宮嶋純子：《漢訳仏典における翻訳語「頗梨」の成立》，《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1卷，2008年，第365~380页。

[26]佚名：《翻梵语》卷三，《大正藏》第54册，第1005页下。

[27] Patrick Olivelle, King, Governance, and Law in Ancient India: Kau t ilya’s Artha ś āstra, A New Annotated Translati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3, 530; Gyula Wojtilla, “Ratnasastra in Kautilya’s Arthaśāstra”,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 Vol. 62, No. 1 (March 2009), p. 41.

[28]Finot Louis， Les laidaires indiens ，Paris：Librairie Emile Bouillon，1896，p.XLVII.

[29]Finot Louis， Les laidaires indiens ，p.XLVII.

[30]《全唐诗》卷一九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1985页。

[31]〔后秦〕弗若多罗译：《十诵律》卷三八，《大正藏》第23册，第278页中。

[32]〔天竺〕龙树菩萨造，〔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十，《大正藏》第25册，第134页上。

[33]D.E.Eichholz trans.， Pliny：Natural History ，Vol.X，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p.181.

[34]《全唐诗》卷五九一，第6860页。

[35]〔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二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616页。

[36]〔元〕伊世珍辑：《琅嬛记》卷上，收入《丛书集成新编》第87册，新文丰出版公司，2008年，第421页。

[37]《全唐诗》卷八九一，第10064页。

[38]〔刘宋〕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秘要法》卷下，《大正藏》第15册，第339页下。

[39]〔北魏〕菩提流支译：《入楞伽经》卷三，《大正藏》第16册，第532页上。

[40]〔后秦〕鸠摩罗什译：《禅法秘要经》卷上，《大正藏》第15册，第244页中。

[41]〔后秦〕筏提摩多译：《释摩诃衍论》卷三，《大正藏》第32册，第622页下。

[42]〔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大正藏》第30册，第718页下~719页上。

[43]〔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八，《大正藏》第2册，第50页中。

[44]〔唐〕李通玄：《新华严经论》卷十五，《大正藏》第36册，第816页下。

[45]〔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大正藏》第54册，第330页中。

[46]nilagandhika是蓝红宝石（blue ruby），因nila意为蓝色，因此这种红宝石可能偏紫色；gomedaka是牛脂（一说牛胆），大概是指微黄色的宝石；vaidurya即琉璃，佛典中常指青色宝石，也即蓝色；marakata通常是指祖母绿或绿色宝石。

[47]Finot Louis， Les laidaires indiens ，pp.130~131.

[48]关于宝石的种类，说法不一，参见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窖藏文物》，《文物》1972年第1期，第32页；韩建武：《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宝石玉器》，《收藏家》2001年第3期，第7~9页；林梅村：《唐武德二年罽宾国贡品考：兼论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原为大明宫琼林库皇家宝藏》，《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6期，第100页。

[49]有学者认为，银罐所处蓝宝石与红宝石数量最多、价值最高，且二者皆属刚玉家族，因此罐盖墨书所谓“颇黎”仅指刚玉类宝石（李国忠：《“火珠”的宝石学成分探讨》，《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9年第4期，第48页）。但笔者认为，将红、蓝宝石归为刚玉，从而与其他宝石区分开来，是今人根据矿物学知识做出的判断，并不能指望古人有这种能力。

[50]《通典》卷一九三“劫国”条，中华书局，1988年，第5277~5278页。

[51]《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四“大秦国”条，第3516页。

[52]吴玉贵撰：《唐书辑校》卷四，中华书局，2008年，第1068~1069页。原文为“龟兹王白素稽献金颇黎”，“金”字下疑有夺文，故其所献玻瓈不知颜色。

[53]《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六“吐火罗”条，第3571页。

[54]A.C.Moule & Paul Pelliot， Marco Polo：The Deion of the World ，London：George Routledge & Sons Limited，1938，pp.136-137.

[55]章鸿钊：《石雅》，第14页。

[56]关于巴达赫尚的红宝石，可参看王一丹：《巴达赫尚的红宝石》，载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43~157页。该文征引了丰富的阿拉伯和波斯史料，但略感遗憾的是，未注意到这几条唐代的史料，因此误以为中国古人对巴达赫尚红宝石的认识始于元代。

[57]张蓓莉主编：《系统宝石学》，地质出版社，2006年，第281页。

[58]罗索夫斯基著；曹俊臣译：《阿富汗的宝石矿床》，《地质地球化学》1981年第1期，第10~12页。

[59]http://www.geoportal-kg.org./index.php./geology/mineral-resources/raw-materials

[60]罗益清：《中国红宝石矿床》，《矿床地质》1996年第15期，第27页。

[61]〔天竺〕僧怛多蘖多，波罗瞿那弥舍沙：《唐梵两语双对集》，《大正藏》第54册，第1242页上。

[62] Raj Roop Tank， Indian Gemmology ，Jaipur：Dulichand Kirtichand Tank，1971，p.1.

[63]〔日〕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820页。

[64]〔日〕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828页。

[65]〔日〕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891页。

[66]〔唐〕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十一，《大正藏》第35册，第580页中。

[67]〔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一，《大正藏》第54册，第437页上。

[68]梵语 sphaṭika有时也会被译为“碧绿”（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891页），应该也是由于碧玻璃的缘故。

[69]Margaret Cone，A Dictionary of P.li，Part I，Oxford：The Pali Text Society，2001，p.663.

[70]〔唐〕玄奘：《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六〇、五八三，《大正藏》第7册，第891页中、第1015页下。

[71]〔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七，《大正藏》第54册，第347页下。

[72]《汉书》卷九六《罽宾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4~3885页。

[73]《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第1667页。

[74]Alfred Master，“Indo-Aryan and Dravidian”，pp.304-306.

[75]〔日〕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821、828页。

[76]〔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八，《大正藏》第54册，第418页下。

[77]〔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十七，《大正藏》第24册，第374页下。

[78]〔唐〕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十七，《大正藏》第24册，第283页上。

[79]〔北魏〕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四，《大正藏》第17册，第23页上。

[80]〔唐〕般若，牟尼室利译：《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八，《大正藏》第19册，第560页中。

[81]〔宋〕法贤译：《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卷三，《大正藏》第8册，第684页中。

[82]〔日〕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246、821、828页。

[83]〔日〕平川彰编：《佛教汉梵大辞典》，第703页。

[84]〔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八，《大正藏》第54册，第498页上。

[85]〔唐〕玄奘译：《说无垢称经》卷二，《大正藏》第14页，第562页下。

[86]失译：《佛说净业障经》卷一，《大正藏》第24页，第1096页下。

[87]戴维·怀特豪斯著；杨安琪译：《玻璃艺术简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第19页。

[88]E.Marianne Stern，“Ancient Glass in a Philological Context”， Mnemosyne ，60.3，2007，p.388.

[89]D.E.Eichholz trans.， Pliny：Natural History ，Vol.X，pp.157，185.

[90]《艺文类聚》卷八四“瑠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41页。

[91]《汉书》卷九六《罽宾国传》，第3885页。

[92]〔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一，《大正藏》第54册，第371页中。

[93]就“琉璃”的词源、词意，以及它与人造玻璃的复杂关系，笔者拟另撰文论述。此处限于篇幅，仅概述笔者的部分结论。

[94]《汉书》卷九六《罽宾国传》，第3885页。

[95]《魏书》卷一〇二《大月氏传》，第2275页。

[96]〔东晋〕葛洪著；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二，1985年，中华书局，第22页。

[97]陕西历史博物馆等：《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14页。

[98]〔宋〕赵葵录：《行营杂录》，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第2868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4页。

[99]李商隐撰；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附编诗《咏三学山》，中华书局，2004年，第2244页。

[100]《魏书》卷五七《魏虏传》，第986页。

[101]安家瑶：《玻璃器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

[102]蔡绦撰；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第97页。

（作者单位：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中心）

编辑：宋俐

校审：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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