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摄影部，是国内新闻摄影公认的最高平台之一。

如何借助这样一个高水准的平台，让自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新闻摄影记者？

张铖是我的大学同学，大学时期我们因热爱摄影相识。2012年，他进入了新华社摄影部，把爱好变成了职业。

将近十年的时间过去，张铖一直坚守着当年的职业选择。2021年，我们一起完成了这篇访谈。

张铖在戛纳电影节上“突出重围”。

如果你此时正在考虑进入新闻摄影领域，希望本文能带给你一些有价值的启发。

张铖

1990年出生，2012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同年进入新华社摄影部工作，主要从事新闻图片采编、图片专题策划和拍摄以及摄影新媒体专题的组织和制作。

曾参与过全国两会、APEC北京峰会、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九三阅兵、G20杭州峰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体操世锦赛、戛纳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欧盟峰会等重大活动报道，摄影作品6次获得新华社社级优秀新闻，曾获得中国人大新闻奖一等奖。

张铖目前在新华社欧洲总分社工作，主攻时政新闻摄影，负责欧盟日常新闻和欧洲地区的重要活动报道。

对 话

主持人（G）：无忌影像编辑_Geethan

访谈嘉宾（C）：摄影师_张铖

01-这是一份生活和工作没法分开的工作。

G：你在新华社摄影部，具体都做些什么？

C：摄影部全称是新闻摄影编辑部，其实就是个小新华社，分工很细，依托新华社国内和海外各分社的专职摄影记者，编辑分工明确，需要处理国内、国际、对外、体育、社会、新媒体、图表漫画等多种类型的图片稿件。

在国内，我的工作主要是图片编辑为主，驻外以后身份转变，成为一名专职摄影记者。

我目前在新华社欧洲总分社任摄影记者，主要负责欧盟、北约的日常新闻和欧洲地区的重要活动报道，范围涵盖时政、文化、社会、体育等所有发生在我管辖范围内的图片新闻，同时还要兼顾比利时当地的一些新闻。

2019年10月1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准备出席欧盟秋季峰会。

G：你平时的工作节奏和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C：疫情爆发以来，社会文化活动取消，管控措施限制，对采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就讲讲疫情爆发以前的情况吧。

驻外专职摄影记者的工作节奏非常紧张，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看看网站和邮箱，留意第二天有什么重要活动，然后去完成拍摄、发稿。驻外摄影记者不仅只是拍摄、处理图片，还要完成中英文的图片说明的写作。欧盟机构众多，日常活动排得很满，一天经常要跑好几场。

2020年9月14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德国总理默克尔（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右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中德欧领导人视频会晤后出席线上新闻发布会。

除此以外，还要紧绷着弦，盯紧※※※※※※※等社交媒体，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基本上生活和工作没办法分开，手机24小时开机，作息也没办法规律，经常发完稿已是深夜，第二天赶早又得起来。我目前工作用两台相机，每天保证至少有一台相机是满电空卡状态，可以随时拿起来就用，以应对突发新闻。

02-具有新闻价值的瞬间，需要经过预判、分析和思考去抓取。

G：真实性是新闻摄影的第一属性。你如何在真实性划定的框架内，融入自己对新闻摄影的理解？

C：没错，一张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首先必须是真实的，这一点是底线，如果超越了底线，哪怕这个作品拍得再好，都不能称其为新闻摄影。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2015年就以涉嫌造假为由，取消了当代热点类组照一等奖《欧洲黑暗之心》的获奖资格。

我认为好的新闻作品，既要有很强的新闻属性，又要有美学考量，即一张照片的新闻属性和摄影属性都尽可能地实现最大化。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总是很难得到的，工作时间越长越觉得如此，很多拍摄容易陷入到定式和套路里。

2019年4月25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日本首相※※晋三在欧盟-日本领导人会晤后出席记者会。

新闻摄影本身不是特别讲究个性，也无法进行过度的后期处理，我不敢说自己形成了什么风格或者语言，我更倾向于去创作一些简洁明快的作品，能一目了然反映主题的。

我拍摄的最多的场景就是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发布会，通常会议报道我们的拍摄位置比较固定，看起来很好操作，设定好白平衡和曝光，按快门就行了。但如果想拍出令人满意的照片，只会按快门是远远不够的，何况现场还有这么多同行，同场竞技更考验水平。

新闻的发生瞬息万变。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时刻盯紧，注意力高度集中，主体人物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可能是重要的新闻点，一低头一走神就会错过，而且现场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不是那么容易判断新闻点，所以我只能尽可能地不错过任何一个瞬间。

下面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冯德莱恩当选欧盟委员会新一任主席之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我捕捉到了她掩饰不住的开心，并特意选择这张图发稿，来表达她以微弱优势当选之后的复杂心情。这张照片播发后反响非常好，当时德新社两名记者在现场拍摄，最终德新社做的图片专题并没有用自己记者的照片，而是选用了我拍摄的这一张照片。

2019年7月16日，冯德莱恩当选新一届欧委会主席。

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考量是要充分利用现场的各种元素，旗帜、地板、标语等等，一切画面中的元素都可以变成注脚，利用好了都可以赋予图片不一样的解读，融入摄影师自己的拍摄思路。

比如，下面这张，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一次欧盟峰会后出席记者会，当时峰会的主要议题是英国“脱欧”，双方来回谈判了很久，一直没取得有效进展，这次峰会英国已经做出了很多让步，离达成协议已经很接近了。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就一直想捕捉到一张英国首相对着欧盟旗帜低头的照片，来表现英国的让步。

在看到发布会现场的布置之后，我瞬间设计好了构图，就等着特蕾莎·梅走上台来捕捉一张她低头的照片。万事俱备，剩下的就靠运气了，摄影很多时候都是偶然和必然的结合，我即便设计得再完美，也掌控不了人物的动作，她低不低头全靠运气，好在我这次运气还不错。

2019年4月1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出席新闻发布会。

G：你的组图作品《“透明”的两会》，曾获中国人大新闻奖一等奖。我感觉无论是在驻外拍冯德莱恩，还是在国内拍摄两会，你在拍摄时总会尝试去为拍摄设计一个清晰的表达主题。

《“透明”的两会》（2016年）作品节选。

C：这组作品的拍摄原理很简单，借助手机，先用手机拍摄一个主体，然后缩放到适合的透视比例，再用相机拍摄，营造一个画中画的效果，实现一个视觉上“透明”的寓意。这组作品并不是为了形式而拍摄，我想借这个拍摄方式表达全国两会越来越开放透明——代表委员畅所欲言，新闻发言人不避讳敏感问题，媒体采访更加便利。

G：我可以理解为，要想拍下具有新闻价值的瞬间，需要对新闻事件本身要表达的主题提前分析和思考，做到心里有数，并在现场尽可能利用各种元素为你所用，拍下照片，表达计划的主题。现场发生的事情虽然不可控，但都要尽可能为你要表达的主题服务。

C：没错。我再举两个体育摄影的例子，也都是刻意地去利用了现场的元素。第一个是中国选手肖若腾参加体操世锦赛单杠比赛，我在前面几天的拍摄中已经完全熟悉了他的动作特点，一直想拍出他腾空的优美姿态。

我围着赛场绕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这个侧面的位置，这里其实不是拍摄的最佳位置，其余所有摄影师都集中在正面或者背面，我之所以选择侧面是因为我发现了近处白色领奖台在长焦镜头的虚化下能营造一种别样的美感，画面非常简单，只有黑白红三种颜色，像极了在云端翻腾的感觉，正好契合了他的名字——若腾。

2019年10月11日，中国选手肖若腾在单杠比赛中。

第二个还是体操比赛，我在拍摄女子跳马比赛时特意用了广角镜头和星光镜，采取了一个很低的角度拍摄，目的是把人物和背景里的奥运五环旗拍在一起，捕捉运动员“冲”向奥运会旗帜的瞬间，来表达此刻的努力拼搏是为了冲向星光闪耀的奥运会。

2019年10月12日，韩国选手吕瑞星在跳马决赛中。最终，她以14.183分的成绩获得第八名

坦白讲，这种方法在实操上难度比较大，需要大量的试错和调整，最终才有可能得到一张比较满意的作品。我们在现场还承担着很重的报道任务，还需要多角度的拍摄，说白了就是要先保证常规的发稿图片，才有可能给自己腾出时间去创作几张作品。

03-重要的是，坚持学习，同时培养新的思考方式。

G：在新华社接近10年的拍摄经历，是否让你曾经质疑自己，带给你对摄影新的思考？

C：毕业找工作那个时候，翻到了一本摄影相关的书籍《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中国当代摄影家访谈录(新闻卷)》，作者是新华社的资深编辑陈小波老师，书本里讲了多位著名摄影师的故事，形式也都是问答式访谈，跟咱们这个很类似。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看到这些前辈摄影记者用一张张照片见证历史，内心既羡慕又激动。这本书我读了至少3遍，不同的阶段去读都有新的感受，书里有多位资深摄影记者的人生故事，非常受用。

2019年10月6日，德国斯图加特。张铖拍摄的第49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女子资格赛，被评为当日新华社体育图片每日佳作。

记得刚入行的那段时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对新闻摄影有了系统性的认识。来之前并不那么了解新闻摄影，还是以前泡论坛的路子，总是纠结怎么拍好看，忽视了照片的新闻性。

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去武汉大学拍樱花，照片传回编辑部，一位资深的终审老师打电话问我，为什么只拍了花不拍看花的人呢，我当时还很得意，说，人太多了，拍出来不好看。她听了，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花拍得再好看，也只是一张美图而已，缺少了新闻价值。新闻价值是一张新闻照片的灵魂，看花的人多，本身就是一种新闻，武汉大学把赏花门票从10元涨到20元，依然挡不住游客的脚步，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闻，而且现在关于武大是否应该收赏花门票的事议论的很多，是舆论应该关注的热点，而不只是聚焦在花有多美。“

一席话就把我点醒了。后来还不断从各位前辈身上学习怎么去策划、组织图片专题、人物故事，让照片更有系统性和故事性。

2019年12月2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欧洲议会听证会。

G：在新闻摄影领域，有哪些摄影师或作品是你的榜样？

C：我举三位新华社的大师吧，他们的作品对我影响很深。第一位是兰红光老师，他深耕时政新闻几十年，拍摄了诸多经典的载入史册的瞬间，我现在拍摄欧盟的时政新闻，经常要去翻兰老师的作品学习。

第二位是吴晓凌老师，他的作品《血染赛场》曾获得荷赛金奖，堪称捕捉瞬间的典范。

第三位是费茂华老师，也是曾获得过荷赛的大师，费老师体育摄影玩转地出神入化，体育照片美得像风光照，充满诗意。

三位老师都是我的同事，很遗憾还没能跟他们一起参与过拍摄，少了很多现场学习的机会。

G：除了上述几位你敬重的摄影前辈的作品，你在平时如何为自己充能，寻找拍摄灵感？是否有多年坚持下来的习惯？

C：平时我会关注很多优秀的新闻摄影师的作品，经常会看Getty图片社、路透社、法新社和美联社发布的新闻照片，也会去网上看一些主流外媒发布的每日最佳图片，去学习他们的拍摄角度和方法。还是有很多收获的，尤其是当你也在现场拍过同样的内容，这种学习和比较更有意义。

欧美国家的优秀摄影记者高度专业化，业务划分得很细，时政记者基本上只专攻时政，娱乐记者基本上只拍娱乐。举个例子，路透社有一位拍欧盟新闻的老摄影记者，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非常有经验，他对欧盟这些官员分析地非常细致，细到拍摄对象习惯往哪个方向侧身，做什么手势，他都很清楚，看他的图片能学到很多东西。

2019年7月16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总部，冯德莱恩当选后与一名欧洲议会议员拥抱。

另外，在接到一个具体的拍摄任务后，我会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拍摄一场发布会，我会提前看很多这位人物之前的发布会视频，观察他讲话的动作和习惯，这样便于到现场之后不会慌乱，可以很快找到最佳的拍摄角度。

G：你的哪些作品，是你为突破自己所做的尝试？

C：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刚工作时拍摄的组照《地铁里的数字生活》，这组作品获得了2012年下半年的社级优秀新闻，算是在我们单位层面一个比较高的鼓励了。现在看来，这组作品拍摄得比较稚嫩，能完成全靠当时的一腔热情和坚持。

我个人最喜欢这组作品并不是说拍得有多么好，而是它培养了我新的思考方式。新闻摄影不是只有大事、要闻，普通的社会现象依旧可以成为关注点并且做出大文章。现在看这组作品，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好笑，地铁里玩手机也是新闻？可放在2012年，智能手机刚刚大范围普及，4G网络还没铺开，地铁里看手机的并没有多少人。

我用这组作品，尝试去表达数字化已经演变为当代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行色匆匆的地铁人流中，数字伴随着出行的人们，成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符号。很有意思。

《地铁里的数字生活》作品节选。

这些照片真真切切记录了9年前移动数字化刚过兴起时人们的状态。这组稿件帮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2013年我工作的第二年，一直在拍摄类似的图片专题，尝试去从普通的社会现象挖掘出价值。

G：培养自己新的思考方式，在近些年也成为传统媒体人共同面对的难题——如今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如此迅猛。

C：需要做出的改变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重。

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从记者到编辑，我们都在积极去向受众靠拢，去学习在互联网受欢迎的作品。我们现在有专门的新媒体采编团队，一直在尝试用更受欢迎、更易接受的语言和风格来重新整合摄影报道，突破了传统的摄影发稿形式，用海报、视频、动图、表情包、H5页面等更多的方式来呈现摄影作品。

其次是拍摄手段的变化，现在的摄影记者不只是用相机在工作，我们也紧跟技术趋势，无人机、手持云台、手机、GoPro、全景相机都能玩得转，新华社有一批持证的专业飞手，并特地为无人机摄影报道开辟了专栏，积极鼓励大家创新。

2017年9月12日，航拍演员在浙江省仙居县溪港乡金竹岭脚村表演油纸伞旗袍秀。

再者就是我们非常注重UGC（用户提供内容），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全民拍摄的时代，单靠专职记者很难去覆盖所有第一手的素材，比如一个突发事件，记者跑得再快，也不如身处现场的居民拍得快，为此我们发展了很多签约摄影师，也面向普通民众开展了供稿渠道，能充分发挥自媒体速度快的优势。

我个人在2014年至2018年整整5年时间从事的都是摄影的新媒体报道，上面说的这些改变都是我个人亲身经历的。在融媒体时代，我们经常需要单兵作战，独立完成文字、摄影和视频三项任务，从策划、采访到后期制作。

2014年11月11日，北京，几名来自北京大学的志愿者在北京怀柔雁栖湖的APEC新闻中心摆出“APEC”的造型。当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怀柔雁栖湖闭幕。

G：你如何看待自媒体对你们行业造成的冲击？双方的劣势和优势各是什么？

C：大多数自媒体并非是做新闻报道的，而是以评测、探店、生活服务为主，他们更注重传播价值，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很大挑战，我个人觉得最大的冲击就是以传统形式发声的主流媒体在互联网上传播越来越难。自媒体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生态，发布内容多样，传播内容更加丰富多元，此外自媒体在时效上可以比传统媒体更加迅速。

自媒体由于缺少严格的审稿机制，自媒体上很多内容并不属实，甚至还存在诸多恶意夸大、言过其实以及虚假信息，很多自媒体还因为缺少专业知识储备导致深度的解读分析不够。而这恰恰是主流媒体的优势，我们有严格的“三审一校”机制，图片的每一个角落、图片说明的每一个字，都要来会被编辑审看，确保传递给大众的信息是真实有效的。

04-我们的使命：传递新闻信息，解决社会问题，记录历史。

G：你如何理解新闻摄影的意义和价值？

C：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话题，我简单谈谈自己的认识。

第一个层面，新闻摄影可以简单理解为用于新闻报道的摄影作品，它的首要意义就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合格的新闻摄影作品能最大程度地传递信息，实现“一图胜千言”的效果。

为达到这个目的，一个我比较常用的拍摄手法是多重曝光，努力用一个画面表达清楚内容，让用户哪怕不看图片说明也知道这张照片讲了什么。比如下面这张，欧盟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在英国脱欧后召开发布会，讲欧盟和英国的未来关系，我用多重曝光的手法把人物和屏幕拍在了一起，增加了图片的新闻性。

2020年2月3日，米歇尔·巴尼耶召开记者会表示，欧盟准备与英国达成紧密的贸易关系，但双方关系要平等。

第二个层面，新闻摄影还具有监督作用，可以通过图片直接客观地反映问题，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都要感谢摄影记者忠实地履职尽责。

G：说到解决社会问题，谈谈你的这组摄影作品《盲童的影像世界》吧。

C：这组作品是我和盲童们合作完成的。2013年我去西藏出差，拍摄图片故事，当时找到了这家盲童学校，准备以一个孩子为主角拍摄一个人物故事，配合10月15日的国际盲人日来播发。

《盲童的影像世界》作品节选。

我整整在这个盲童学校待了一周。这期间孩子们对我很好奇，不停地来摸我的相机、跟我聊天。我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不如把相机拿给他们，让他们来拍摄，我也好奇他们感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简单设置好了相机，告诉他们怎么使用，我在一旁用手机记录下他们拍摄的样子，为了拍下他们的脸庞，我教会他们把相机放在头顶来拍摄。

看到他们拍摄的照片，我格外感动，那些本来都应该投射在孩子们眼底的光线，被相机原原本本地捕捉下来。这组作品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也算是我们单位新闻摄影发稿的一次大胆尝试，在这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发过这种类型的照片。最让我感到开心的是，这组稿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不少公益机构、企业，甚至还有国外的NGO，都在看到作品之后联系我，想给盲童学校进行一些捐助。

G：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层面，新闻摄影也可以实现和优秀的纪实摄影作品比肩的价值。

C：是的。从时间的切面看，新闻摄影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报考新华社，那就是记录历史。

2019年2月28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当日，比利时各地学生走上街头参加※※，要求政府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

我们这行有一句老话叫“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记者其实都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们用镜头定格下的瞬间，都真实反映了某个时代某个地区某个人物的真实面貌。每一个摄影记者应该都会希望自己拍摄的作品能够反映时代前进的步伐，能够推动社会进步，能够被放进历史课本里起到教育作用。

G：你曾经记录过一些突发性的重大社会事件，比如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

C：2015年的天津港事故是非常惨重的。我们有非常完善的突发事件应对方案，得到消息后，天津分社的同事已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北京总社随即派人增援，我们先后分波组织了十几位摄影记者赶赴现场进行报道。

2015年8月，张铖在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采访拍摄。

我和一位同事一起组成了第二波，8月14日我们领到了单位配发的防毒面具等应急物资，带着相机就赶到了现场，接替第一波摄影记者。第一波同事当时已经连续工作了3天，非常疲惫，迫切需要补充体力。我们赶到之后来不及多想，跟前一波记者沟通了些信息，立马开始投入工作。

我们开车到了离现场最近的高架桥上，先远距离拍摄了现场救火，随后又奔赴安置点拍摄群众安置情况和救援物资供应。眼前的景象让我忘记了恐惧和担心，只顾着端着相机按快门。

2015年8月15日，在距离爆炸核心区不足500米的高架桥上拍摄的受损的汽车。

G：你是否深入到相对更加危险的核心区进行拍摄？面对这种危险的拍摄环境，你当时真实的内心活动是什么样的？

C：我和同事两次进入了爆炸核心区。当时核心区的搜救已经差不多结束，到处都是烧焦的汽车残骸和爆炸过后的惨烈痕迹，我们当时顶着高温天气，因为害怕化学品有刺激，穿着长袖戴着简易防毒面具，四处找寻可以拍摄的新闻点。核心区还是很危险的，虽说爆炸早已结束，但很多遗留的化学品还没有清理出来，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就遇到了装有化学品罐子的爆燃，索性离得还有一些距离，没有直接受到伤害。

2015年8月16日，救援人员继续深入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现场开展救援、采样监测工作。

即便是离核心区两公里外的居民楼里，也依旧有很多安全隐患，当时爆炸产生的气浪把大部分玻璃都震碎了，我们去报道时居民都已疏散走了，楼里没水没电，我们走着爬上20多层的高楼，楼梯、过道里都是玻璃碎渣，一不留神就会滑倒。

说实话真处在现场的时候是没时间考虑到内心活动的。事后想想，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害怕主要来自于未知，不知道现场还有多少化学品、不知道还会不会发生再次爆炸、不知道我们所采取的防护措施是否足够有效，但更多的是难过，这炼狱一般的场景确实是我第一次见，我无法想象那些牺牲的消防员是怎么经历这一切的。

这里比我看过的任何电影镜头都让我震撼。我在一位住户满地狼藉的家里看到几条金鱼还在缸里欢快地游荡，心里生出些许安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住户家里的金鱼。

随后的几天，我们深入到现场拍摄救援人员、技术人员的工作，背着器材爬20多层楼到现场周围受损的居民家里，多角度地报道整个事件。通讯社的报道要求比较高，既要抢时效，又要多角度，给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个人比较遗憾的是待的时间不够长，没来得及深入挖掘一下小切口的故事。

-05 这些挫败感让我不断成长，知耻后勇。

G：在记录新闻事件时，有没有哪段拍摄经历让你感到无力感，甚至是挫败感？

C：一类是客观层面上，虽然事情的发生并不受我控制，但很后悔没有好好珍惜拍摄机会。比如，2019年3月我去巴黎采访间隙去游览了一下巴黎圣母院，完全是走马观花看了看，就带了一个镜头，随便拍了拍，总觉着以后有的是机会再来，下次再来好好拍一下，结果，一个月不到，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损毁严重，重新开放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心里满是遗憾。

2019年3月24日，法国巴黎圣母院内，人们在做弥撒。

再比如，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幸采访过一位骨科泰斗，301医院的卢世璧院士，当时是汶川地震五周年，请他回忆一下08年赴现场救援的故事。采访本身很简单，万万没想到80多岁的老院士准备了一个特别详细的PPT，怕我们不理解专业术语，耐心地给我们讲了一个多小时。去年3月份在网上看到卢院士去世的消息，我又难过又懊恼，恨自己为什么没在那次采访中多为他拍一些照片、多讲讲他这为医学奋斗的一生。

上图：2013年4月23日，卢世璧在同记者分享他参与“5·12”汶川地震救援时的经历（张铖 摄）；下图：2008年6月2日，卢世璧院士（右）在※※※※总医院与医疗队员共同救治地震伤员（照片由卢世璧提供）。

另一类是主观上的，是由我的经验不足或者失误错过的好瞬间。很多时候我们拍摄一场活动要等待三四个小时甚至更久，比如领导人会见，真正拍摄的时间可能只有30秒，而这30秒中好的瞬间可能只有1秒，这一秒如果我走神了就是关键时刻掉链子，相当于前面的三四个小时都白等了，最挫败的是周围你的同行都拍到了，而你漏掉了。

有的时候准备不足也会给报道带来很大的困难，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镜头没有带够，要么离得太近拍不全，要么离得太远拍不到，只能干瞪眼着急，挫败感非常大。我第一次去欧洲议会拍摄的时候，带了大三元镜头，心想怎么也够了，到了现场发现无法进入到内场拍摄，只能在外场，我一下子就傻眼了，200mm的焦距只能远远拍到主席台，无法拍摄特写。这次挫败让我彻底长了教训，下次再去我专门借了一台M43的机器配上100-400mm镜头，实现800mm的等效焦距。

还有一种情况，我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但相机在最关键的时候脱焦了，这种情况在相机不具备人眼识别对焦功能之前经常发生。你必须对自己使用的器材很了解，一味连拍是不行的，要学会在关键的时候点按快门。像下面这种场景就非常考验对焦，两个主体人物都处在边缘位置，相机的边缘对焦点可靠性远不如中间点。我提前预想好了画面，之前因为吃过太多次对焦关键时刻罢工的亏，这次我对好了之后改成了手动对焦，就等着他们互相看对方的瞬间。

2020年1月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左）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出席记者会。

这些挫败感让我不断成长，知耻后勇，知道了一定要珍惜每一次拍摄机会，把每一次拍摄都当成唯一一次，尽最大努力拍好不留遗憾，也让我逐渐学会应对各种意外状况。

G：你认为自己性格的哪些方面对你的职业发展有利，哪些带来了阻碍？

C：我的性格比较随和，不内向但也不是很放得开。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利的大概是真诚吧，我很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拍摄对象，他们也都很愿意相信我。

阻碍相对来说更多一些，我脸皮比较薄，不够放得开，很多要主动联系的采访我都要克服很大的心理障碍。碰壁了之后也缺少坚持磨下去的勇气。我也不太善于交朋友，很多采访对象也都慢慢断了联系，在此对我所有的拍摄对象说声抱歉，请原谅我不太会打理人际关系。

性格一旦形成了改变非常困难，我只能去努力突破自己。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已经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将近10年，虽然时间不短，但也只能说刚刚摸到了皮毛，还远未抵达核心。回顾这些年的从业经历，我以前经常会幻想什么时候能赶上一个历史大事，研究怎么出大片怎么出绝片。现在的我，更踏实了，与其坐着等大事掉到自己头上，不如着手好好研究怎么拍好小事。

单位的前辈们常说一句话，我觉得是新闻摄影很真实的写照，叫“年夜饭好张罗，一日三餐难做”，真遇到大新闻大事件，反而好组织报道，最难的反而是这些日常的零零碎碎的小新闻、每年都要重复报道的“四季歌”，我现在更愿意去研究这“一日三餐”上，在小新闻里找亮点，在熟悉的地方找风景，在套路里寻求创新，也是一件乐事。

“小新闻”里，张铖找出了平实动人的风景。黄景文、杨应芝夫妇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目前在中建二局三公司北京林业大学食堂公寓项目打工。他们1987年结婚，30年来从未拍过婚纱照。2016年12月3日，新华社记者联系了专业的婚纱摄影机构，为他们免费拍摄一组婚纱照，作为送给他们的新年礼物。

黄景文夫妇大半辈子都在村里务农，2014年才来到北京打工，想多赚点钱补贴家里。黄师傅说，“结婚的时候条件差没拍过婚纱照，真没想到，都50岁了还能像年轻人一样拍个婚纱照。”为了生活，他们远离家乡，从事着艰辛的劳动。然而，在镜头前，在影楼里，他们把失掉的青春重新找回来，同样光彩动人。

G：新华社给了你从事新闻摄影一个很高的平台和充沛的拍摄资源，希望你以后能继续坚持思考，拍出优秀的新闻摄影作品。

C：谢谢。作为一名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很多重要活动都能确保参加，这点在国内尤其明显，往往还能获得比较不错的拍摄位置。但好的平台，好的位置意味着更大的责任和压力。我作为通讯社的摄影记者，承担的责任相对更大一些，报社记者可能只需要出一张照片见报就可以，通讯社的记者要求必须全程覆盖整个活动，多角度提供照片，供我们的媒体用户选择。

就国外的重要活动来讲，很多活动的拍摄位置都是一代代前辈记者努力争取得来的，举个例子，戛纳电影节红毯，新华社摄影师的固定位置是11号，这是很多记者努力的结果，在200多个排号里争取到相当靠前的位置。我在这个位置上拍摄，一是要完成我的报道任务，二是要对得起这个位置，让活动的新闻官看到我的努力，这样才有可能继续争取到更好的位置。

2019年5月17日，在法国戛纳，美国模特贝拉·哈迪德亮相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痛苦与荣耀》首映红毯。

-end- 采访 | Geethan 编辑 | Geethan 图片提供 | 张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