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致良知”，是对《大学》“格物致知”的新解释。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与生俱来，人所固有的。但是，良知会受到遮蔽，有人明知善恶却昧着良知为恶不善，“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

王阳明认为，“良知”固然是愚夫愚妇与圣人共同具有的，没什么差别；但能否“致良知”，却是愚夫愚妇与圣人区别之所在。“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王阳明又说：“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王阳明非常强调“致良知”的重要性，他指出：“人孰无是良知乎？独有不能致之耳。”他认为《大学》八目的宗旨在于“致知格物”。

八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于“致知”，王阳明解释为“致良知”。他主张“性无不善，知无不良”，所以“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致良知，也就是好善而去恶。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在于“格物”。他把“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感觉。

这里必须指出，王阳明的“格物”，不同于朱熹的外求的格物，而是在于正心，“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避免朱学之“务外遗内”之弊，杜绝其“支离破碎”之病。

王阳明的“致知格物”，主要目的在于好善去恶。他把“致知格物”总结为著名的“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诀，可谓阳明学的真谛。

在王阳明看来，八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表现，是穷究人心之良知。他说：“身、心、意、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功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这样，他就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指出，“破心中贼”也就是致良知的最要紧的功夫是在于克己。

王阳明曾多次奉命镇压民众的“叛上作乱”，致力于“破山中贼”，厥功甚伟。但他认为，“民虽格面，未知格心”，比“山中贼”更难破的是“心中贼”。他的“致良知”学说就是破“心中贼”的一粒灵丹，有点铁成金的功效。他说，即使愚夫愚妇，倘真能“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这个破“心中贼”，达到“存理灭欲”的具体方法与诀窍即是“克己”。

王阳明认为，克己的功夫应该包括四种境界：

一是“静坐息虑”。这种功夫使吾心处于“悬空静守”状态，可以排除杂念。

二是“省察克治”。这种功夫要求人们认真内省吾心一己之私，努力克制、革除“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利之欲。

三是“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注重防微杜渐。

四是勘破“生死念头”。这种功夫是“克己”的最高境界。由于生死之念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最不容易去掉。但人只要有了生死念头的“毫发挂带”，私欲的克制便不能彻底。人们只有将生死念头看得透彻，才能使心之全体“流利无碍”，最终达到“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的崇高境界，实现人之至善本性的彻底归复，就可以做到人的视听言动莫不体现天理。

本文摘自《传统士人的家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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