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汉匈关系上，汉元帝是比较明智的，采取的政策也是正确的。他的师傅萧望之一直主张和平友好地对待匈奴，他可能从小就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如对诺水之盟的问题，当时有的大臣认为韩昌、张猛未经请准朝廷，擅自与呼韩邪盟誓，是“羞国家，伤威重”。但他仍不令解盟，并同意了呼韩邪北归单于庭。在单于求亲的问题上，他同意昭君出塞，使汉匈关系进一步和好，说明他在政治上是有远见的。在和亲以后，呼韩邪曾上书提出撤去汉朝边防，由他负责代为守卫，以省边戍之劳费。汉臣廷议，多以为便。独郎中侯应反对，提出“十不可”的理由。元帝采纳侯应的建议，下诏“勿议罢边塞事”，说明他的政治头脑是清醒的。当王昭君以惊人的美貌，“丰容靓饰”，出现在临辞大会之时，元帝也许会感到吃惊，并为他没有及早发现这个美女而感到遗憾。但是这种情绪，未必像后代文学家们所夸张描写的那样，被悔恨和嫉妒折磨得丧魂失魄。他毕竟保持了大汉天子的威仪，以国事为重，以大局为重，批准了昭君出塞。在遵守诺言方面，他也是明智的，并不像有些皇帝那样重色轻国、昏庸糊涂。总之，在汉匈和亲问题上，他是个因势成事的正确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当然，汉元帝也像一般皇帝一样，拥有“后宫粉黛三千人”。我们不可能对封建皇帝的私生活提出过高的要求，因为甚至连武则天那样杰出的女皇帝也有不少男宠。这种情况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的。因此，只要他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不因荒淫无度而败坏朝政，影响国计民生，就应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去理解。故对于元帝后宫嫔妃众多，以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召见，不宜作过多指责。

由于牵扯到对昭君出塞的评价，汉元帝往往被历代文人批评、指责，甚至被当作昏君的典型，这对汉元帝来说有点冤。如宋朝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说：“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不但指责他不辨美丑，而且批评他不辨贤愚。萧太傅即主张与匈奴和平相处的萧望之，宣帝时官居太子太傅，宣帝病危时遗诏命他辅佐元帝。他劝元帝注重文教，减轻赋税，后来却被宦官石显等人诬陷，被迫饮药自杀。诗人感叹萧望之一生忠贞，却被谗屈死，而昏庸的皇帝竟没有一点怀疑。司马光正是借此斥责君王不明、贤臣被黜。他以史家的春秋之笔，直言而达理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发出了人生的感叹。

(二)昭君是自愿请求出塞的

昭君出塞和亲是否自愿？这是史学界、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据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初，元帝时，(昭君)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 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这一段史料，言之凿凿，说明昭君的确是自愿向掖庭令求行的。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认为昭君作为封建时代宫女，既知塞外生活艰苦，不可能有自愿请行的高度觉悟；并进而怀疑《后汉书》的可靠性，认为《后汉书》所载自愿请行的事，《汉书》却记得十分简略，只写作“元帝以后宫良家子昭君赐单于”。 论者认为“赐”便是被迫的。

我们认为，首先，《汉书》、《后汉书》均为世所公认的信史，不能轻易否定《后汉书》的可靠性。第二，《汉书》用“赐”字，主要是为了突出汉朝对于匈奴的“正统”地位和“君臣”关系，汉朝强调自己是“正统”、是“君”，用一个“赐”字，高低立见，这里并不涉及昭君是否自愿问题。第三，用“赐”字未必都是被迫，“赐”是从元帝对匈奴角度说的，“自请”是从昭君个人角度而言，二者并不矛盾。昭君请行，元帝赐行，正顺理成章之事。

范晔所记和班固所记，大同小异，小异主要在于一详一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距离昭君其人其事近的，何以记载略；距离昭君其人其事远的，记载何以反而详？何以辩证范晔和班固的小异之处？

毫无疑问，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只发生过一次，但对这些历史事实的书写却可以反复进行。同样的史实，司马迁写过，班固又去写；班固写过的，范晔又去写。“只要时间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实就会经历连续的变化，使得历史的不断重写成为必要。” 何况前史不详，后史补记，乃史家常规。所有严肃的史家都把陈述历史的真相当做终极目标。然而愿望不等于现实。由于史家多半不能直接经历历史，于是历史的叙述、解释就要受到史家历史意识、历史观念的制约，这就使历史与人们对它的认识、评价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和多样化，因而，对文字书写的史实需要考辨，并且对历史的解释往往成为主导阶级的“权力话语”。这是我们对同一史实的叙述详略异同不一的一个理论上的回答。

下面回到具体问题上来：班固和范晔所记昭君事迹何以一略一详？一是历史意识、妇女观不同。班固是比较正统的儒家，他之所记着眼于汉匈两族关系，对一个出身平民、待诏掖庭的宫女是否自愿和亲是不太重视的，记载比较简略可以理解。《汉书》虽没有直接记载昭君自愿请行的事，但多有汉匈双方利用昭君的关系发展友好联系的记载，其写作角度更着重于两族关系大局。《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思想上有不同于班固的一面，他曾喝得大醉去听挽歌，曾拒绝为皇帝弹琵琶。他的妇女观也相对进步，在他以前的史书中并没有单独地突出妇女地位，而《后汉书》却首先开辟了《列女传》的专传，记载历史上杰出女性的事迹。他对王昭君这样的杰出妇女给予更多的笔墨，是理所当然的。二是所处的时代不同，政治主张不同。班固一向认为“和亲无益”，因而对昭君和亲兴趣不大，所以记载简略，虽然他也不认为昭君和亲有什么屈辱；范晔呢，身处南朝刘宋朝，其时民族矛盾尖锐，南方汉族多受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抑、侵扰，反对和亲是主流意识。而范晔却敢于逆主流而动，偏偏写了一个和亲成功的范例，详记昭君事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宁肯相信范晔叙述的真实性，因为他不人云亦云，却有胆有识，而且在运用史料上他也会更谨慎小心，以免授人以柄。《后汉书》成书虽晚于《汉书》，但距昭君出塞亦不过三百年，当时史料尚存较多，文中所记除昭君自愿请行外，还有许多的细节为《汉书》所不载，未必皆不可信。三是叙史风格不同，班固《汉书》以凝练著称；而范晔就上述征引的文字看，带有明显的六朝文风，所写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乃文学家笔法，注重描绘、渲染，而“帝见大惊，意欲留之”更是直接的心理描写了。

总之，二书记此事大体轮廓相同，《后汉书》只补充了细节，并非凭空杜撰。唐人刘知几撰的《史通·外篇·古今正史·后汉书》条说，范晔“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还有资料说，在范晔之前，伏无忌、黄景等人曾作《南匈奴传》。可见范晔所写，必有所本。而这段昭君请行的记载又合情合理，其基本框架，特别是自愿求行、临辞大会、光耀汉宫等史实，是不会虚构的。因此，轻易否定《后汉书》的可靠性，是缺乏说服力的。宋人王懋《野客丛书》便认为：“此事前汉(书)既略，当以后汉(书)为正，其他纷纷，不足深据。”这是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

评价历史人物，要根据史料，实事求是，既不能抬高古人，亦不可低估古人。以封建社会一位普通宫女不会有自请出塞和亲的觉悟，来论断自愿请行之不可能，只不过是推测之辞。其实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有一些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勇于牺牲个人的杰出妇女，“位卑未敢忘忧国”，正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美德，例如《诗经·载驰》中的许穆夫人，战国时的西施，刘向《古列女传》所记的漆室之女倚柱悲啸，曲沃之妇款门上书，更有王昭君同时代的女外交家冯嫽等。

(三)昭君自请出塞的原因

从昭君个人的独特遭遇来看，她自愿求行也是有原因的。

其一，她出身于民间，具有劳动人民善良质朴、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养成了坚定顽强、正直不阿的性格，因此她敢于面对塞外生活的各种艰难困苦。

其二，范晔说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这正是她自请出塞的思想基础之一。古代帝王挑选宫女动辄以千百计，通常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像秦始皇那样的皇帝，后宫佳丽更多，以致后人描写他的宫女竟有三十六年见不到君王一面的。故在封建皇帝的后宫中，除了极少数争媚斗艳、侥幸得宠者外，绝大多数宫女都不免白白地葬送青春，老死深宫。即使四五十岁后被放出宫，也不可能再找到什么“如意郎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写道：“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入宫十六今六十”，正是她们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因而，自古以来，大多数人都把被选入宫看作是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故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是丝毫也不稀奇的。

还应该指出的是，宫女即使受到宠爱，被封为妃嫔，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甚至贵为皇后、宠妃，往往也并没有好下场。《汉书·外戚传》说：“外戚后庭，色宠著闻者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住全家者，唯文、景、武帝诸后及成后四人而已……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流放。”《后汉书·皇后纪》还说：“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即在宫中成千的美女中，能够排上地位、有头衔的就有十四个等级。而昭君入宫数年，连这个长长的阶梯也没排上，还在掖庭待诏。以“待诏”地位希冀君王临幸，自然是渺茫无期的。而从昭君性格来看，她久居深宫，深悉其中黑暗，不以受君王宠爱为荣。为了追求美好的人生，追求人格的尊严，希望脱出这禁锢人生的“黄金牢笼”，避免“上阳白发人”的悲惨命运，这种“悲怨”也是情理中的事。恰在这时，有了单于求亲的机会，使她有了正当、堂皇的理由，她的奋起自请出塞，当然是意料之中的选择。

其三，昭君久住皇宫，对当时汉匈关系的重要性，对汉匈友好的政治意义，不能没有一定的认识，这是她自请出塞和亲的另一个思想基础。史载：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 示后宫贵人”。建昭五年，呼韩邪上书，“愿入朝见”。翌年，元帝为庆祝郅支伏诛和呼韩邪来朝，下诏改元“竟宁”。 以上这些都是轰动朝廷、煊赫全国的大事，昭君不可能不知道，特别是那些遍示后宫的“讨郅支图书”，她更有机会看到。因此她对汉与匈奴关系之为友为敌，其利害得失，在思想上不能没有一定的感想和认识。所以，当呼韩邪单于要求“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下令选宫女去和亲时，昭君自然会知道呼韩邪已不是汉朝的敌人，而是第一个款塞入朝的匈奴单于，是一个致力于汉匈友好的匈奴领袖，嫁给他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时，她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亲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发展汉匈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其四，王昭君对匈奴生活的艰苦，当时亦有所闻。她以一个弱女子背井离乡，远嫁异域，其中所遇到艰辛困苦，不能不有所考虑。况且她身负汉匈关系的重担，更需好好掂量。在这种情况下，她更多地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总会觉得汉匈和平比战争好，以自己一身的远嫁为牺牲，来巩固两国的和平友好比幽闭长门、做白头宫女要有价值得多。她以为国吃苦为荣，把谋求自身的解放和谋求为国效力统一起来，所以才毅然做出自请和亲的重大决定，并在临辞大会上“丰容靓饰”，精心打扮自己，以表示自己的决心和郑重的态度。这正好表现出昭君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自愿献身民族和平友好事业，有见识、有主意、有勇气、有理想的女子。她是远远超出一般因循苟安的凡庸女子，甚至在某些方面超出一般见识短浅、胸无大志的男子的。清人陆次云《北墅绪言·明妃辩》就说：“明妃之请适单于，欲为汉帝纡北顾之忧也。其意以为和亲之举，以一女子足以代数万甲兵，亦何惮而不往？与其老死于长门永巷之中，奚若建功异国之为得乎？……自和亲之后，数十年无烽火之警者，谁之力哉？良以曲奏琵琶而消鼙鼓也。逮其殁，黄茅白苇之中，一抔之土，长芳菲而不歇。天地不能易其气，山川不能隐其意，寒暑不能移其情，霜露不能变其色。与文墓之蓍，孔陵之桧，徐君剑形之草，仲卿连理之树，武穆向南之枝，同昭回于今古。”他对昭君出塞的评价，着眼于肯定其高尚的爱国动机，甚至把她与周文王、孔子、岳飞等相提并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外，从汉朝君臣方面来看，对和亲女子的选择向来是极为慎重的，特别是对待第一位前来归附汉朝的呼韩邪单于，决不会轻率决定人选。过去的和亲多用宗室贵族女子，为什么这次单单选用良家子出身的普通宫女？这一方面是因呼韩邪为主动前来归附的藩臣，毋须选送宗室贵族公主，另一方面则因昭君自愿请行，态度坚决。这也说明她对汉匈和亲的政治意义有一定认识。假如昭君不自愿报名，或者毫无政治头脑，甚至自暴自弃，视和亲为绝路，汉朝绝不会选她出塞。这也是昭君自愿请行的一个反证。

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从昭君出塞后的表现和效果来看，也可以证明她是自愿请求出塞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汉代的另外一位和亲公主细君来比较一下。

汉武帝时期，为了拉拢乌孙，牵制匈奴，武帝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下嫁昆莫。这次联姻非常隆重，武帝赐给公主乘舆和其他御用物品，准备了极为丰厚的妆奁，并配备了属官、宦者和侍御数百人随公主遣嫁。昆莫立细君公主为右夫人。然而，这隆重的政治联姻背后是细君公主的悲悲戚戚。由于细君的出塞和亲是被迫的，所以和亲后的表现也与昭君不同。《汉书·西域传》记载，细君公主到达乌孙后，语言不通，生活很不习惯。这时昆莫已年老，两人虽有夫妻之名，却无感情可言，公主自治宫室独居，一年中与昆莫会见一两次。远离家乡父母，身处异邦的细君，悲不自胜，她还作了一首歌，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思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歌中细君公主希望化作黄鹄，飞回汉土。这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情绪和表现，比起昭君那种慷慨激烈、胸怀广阔的气度来，真是有天壤之别。这恐怕与她们一个出身贫民、一个出身贵族有关吧！

当然，昭君出塞时的心情，以常理推之，不会是单纯的“笑盈盈”，更不会是单纯的“哭泣泣”。她的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应该说是喜亦有之，悲亦有之，壮更有之。喜的是能以弱女之身为祖国安宁、汉匈友好贡献力量，同时也脱出了终身处于禁宫的苦难；悲的是远离故国、远离父母，思乡念亲，难免感叹，当然，其中也会夹杂着对不习惯塞外生活的担忧；但更主要的应该是勇于牺牲、知难而进的壮烈豪情，是决心迎接艰难生活的考验，肩负起民族友好重任的雄心壮志。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来理解昭君，才会是历史的、辩证的、入情入理的。

自请出塞是昭君人生的伟大转折点，是昭君优秀性格的集中体现。她从困境中看到并抓住机遇，在生命的长河里奏响了高亢激昂的人生乐章。命运就是这样，只要你寻找，机遇和可能总会有的。呼韩邪提出愿意“婿汉氏以自亲”，王昭君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请掖庭令求行”，得到元帝批准。昭君此举，惊世骇俗，在当时一般人看来不好理解。其实正是昭君性格的必然体现。王昭君，一个出身平民的柔弱女子，承负着两族人民要求和平的共同心愿，毅然从江南水乡走向了塞北的风霜雨雪；她也因此名垂青史，活在世世代代各民族人民心中。昭君出塞不同于以往的和亲，她不再是汉朝政府妥协求和的政治工具，而是双方真诚和平友好的开端和象征。自此之后六十余年，战火停息，双方经济文化往来频繁，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有了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