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与寒素的区别被当作是立国的根本。和后世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说法不同，在这一时期频繁的皇朝更迭影响不了士族垄断朝廷高官的位子，重要的官职总是由几十家甚至几家世家大族担任。如南方的侨姓王、谢、袁、萧，吴地如朱、张、顾、陆，北方的那姓王、崔、卢、韦、柳，北姓（原鲜卑部落首领所改汉姓）元、长孙、宇文、于、窦等等，把持朝政，出相人将，累世高官。

有人对所记载的这一时期所有的统治阶级人物、所有中央及地方官员进行定量分析，所采用的标准为：史籍中记大姓、望族，或其前代连续3代任官五品以上者为““士族”。史籍中记载为县姓、小姓，成其前代累世任低品小官，或其前代只有一代任官五品以上者为“小姓”：凡在史籍记载中其数辈没有任何参与统治阶级迹象者为“寒素”。

以每25一30年为一代，统计的结果表明，自西晋统一全国以后，土族阶层人物在统治阶级中所占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两晋时期的此例平均为71.92%，东晋中期最高，达到79.7%。整个南朝时期的平均比例为60.1%。整个北朝时期的平均比例为60.75%，北魏中期最高，达到79.7%。相反，寒素阶层人物在统治阶级中所占的比例则一直在百分之十几左右，从未超过20%。从官员队伍来看，重要的、高级的官职都被控制在士族阶层手中，如史籍记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4137位司徒至太守的高级文宫中，士族身份的就占了65%以上，而且在中央决策部门中士族要占到70%以上。

政治权力由统治阶级中的某个阶层垄断是很常见的现象，然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政治却是举世无双的一种政治现象，因为士族所垄断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力，这个阶层还拥有经济、文化、舆论上的种种垄断性的优势，甚至在必要时还可拥有军事上的优势，从而保证了这个阶层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保证士族垄断政治权力的政治制度，却是来自一种从理论上而言实行“任人唯贤”的察举制度。这种制度就叫作“九品中正制”，或称“九品官人法”。

东汉时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是察举和征辟。各地郡守每年向中央推荐两三名自己发现的品学兼优的人才，叫作“察举”。中央根据朝中大臣的推荐，往往下诏征召地方的优秀人才到朝

廷服务，地方郡守也可以辟举本地的人才到地方各级官府服务，两者合称“征辟”。

选拔官员的标准主要是德行，一是孝顺，二是廉洁。按照儒家的观点，在家孝顺父母，在朝必定忠于皇帝；平时对物质引诱不动心，做官必定公平无私。可惜的是这些标准过于含糊，无法定量比较，难免有人作弊，或用欺世盗名的手段谋取官职，或与地方官勾结。为了防止这些弊端，东汉时很多地方已出现民间品评人物的惯例，由当地威望最高的人士定期品评人物，分成若干等级，地方郡守察举、辟举人才时就按其等级进行。

这种做法也存在士人互相标榜、矫揉造作的弊病，尤其东汉末年，更成为世家大族控制选举的手段。所以曹操实行“唯才是举”，以求摆脱世家大族的影响，清除标榜造作之风。可是曹操死后，曹丕为了获得世家大族的支持，以便顺利地改朝换代，在220年接受吏部尚书陈群提出的选官制度改革方案一“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由各州郡推选有“身望”的人士，担任“中正”，专门负责品评当地的士人，将士人按照德行才能分为九等（九品），地方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时必须按品上报，由朝廷按照人品等级每年每10万人口察举1人任用官职。因为中正是这项制度的关键人物，所以也称九品中正制。司马懿当政时，又在各州设“大中正”，为所属各郡中正的上级。每3年各那中正对当地的人物评定一次，列出九品等级，报州大中正核实。

大中正核实后再报朝廷司徒，司徒再加复核无误，送交吏部尚书选用。九品中正制选取人才，在理论上，主要的评定标准是个人的品行、才能、家世这3个方面。其中才能一项并不被重视最看重的是品行。

品行的标准是儒家三纲五常的那一套，有时极其琐碎。比如，西晋时写《三国志》的陈寿，因在为父亲服丧期间染病卧床，叫了个丫鬟替自己抟药丸，乡邻传闻陈寿丧期宿婢，于礼教有亏，结果就不得做官，几年后才在晋武帝宠臣张华的帮助下得以举孝廉。后来陈寿官至治书侍御史，母亲去世，他把母亲葬在洛阳，而没有归葬老家蜀郡，由此遭到非议，竟然被废革，不得再任官职。

阎绩父亲去世后，继母不慈，不管阎缵如何孝顺待奉都要横加指责，诬告阎缵偷了父亲的黄金宝货，告到官府，尽管查清事实但阎缵仍然以不孝被清议，十几年没能做官。这种由官方倡导的对人物的非议叫作“清议”，被清议者从此就被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清议比被判刑还可怕。

东晋时，谢灵运因为在服丧期间写了几首诗，传播于世，就被清议，不得做官。也有的时候是被评为下品，使被评者做不了大官。李含为秦王的郎中令，秦王死后，李含在秦王入葬后就脱去丧服，被大中正贬议，尽管有朋友帮忙辩解，仍然贬为五品。

温峤的母亲去世时正遇战乱，他没能及时埋葬母亲，被孔愉论为于孝义有亏，不得升高品级，后来温峤在平定苏峻叛乱时立下大功，孔愉前去拜见，温峤拉住他的手流着眼泪说：“天下丧乱，忠孝遂废，能持古人之节，岁寒不凋者，君一人耳。”士大夫们由此称道温峤大公无私，孔愉守正不阿。

有时就是中正本人也难逃被清议的睡运。西晋时准南小中正王式，因为父亲死后继母服丧期满去前夫之子家居住，死后又与前夫合葬，就被人弹劾“犯礼害义”，还连同弹劾扬州大中正、朝廷司徒。王式最后被付清议，禁锢终身。

然而，如从上述事例就得出当时官员道德水平极高的结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中正的担任者都是世家大族人物，他们与当地的世家大族通同一气，互相标榜，清议不过是世家大族所控制的舆论。真正有势力的世家大族子弟总是被评为上品，中正品评人物的标准实际是“家世”的背景。

这按照儒家任人唯贤的理论也能够勉强说得通：品行越高的人应该官做得越大，在这个前提下，官越大也就说明品行越高，他的家族成员的品行等级也就越高。

比如北魏孝文帝曾说过：如果不论家世门第，清浊同流，就会使得君子小人没有了区别。有

一次他和李冲讨论任官制度，李冲说：“我不知道设置官职是为了一些公子哥儿还是为了帮助皇帝治理国家？”孝文帝说：“当然是为了治理国家。”李冲问：“那么陛下为什么专门崇尚门第，不下诏选拔人才呢？”孝文帝回答：“如果确实有杰出的才能，自然会自行显现。然而君子的门第中即使没有当世之才，也是德行纯笃。所以联以此用人。”

这样一来，家世门第逐渐成为品评人物、选取官员的唯一标准。没有高官家族背景的寒素就很难挤入官僚队伍，而高官的子弟取高官厚禄如探囊取物。当时有人概括这个制度下品评人物的实际情况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垄断政治权力的主要工具，而士族阶层也由此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集团。正因为如此，历史上一般都将九品中正制的实施视为士族政治确立的标志。

按照中正选取的高品人才必定都是贤人的思路，自然不衡让他们直接去从事一般的事务性的工作。因为事务性工作容易出差错，出了差错就得受罚、受事，澶到法官狱吏的同斥，有辱斯文，损害贤人的形象。所以两晋南北朝时官职都被分为“清”“浊”两大类。清官指“清要之官”一地位重要而又不用承担实际责任的官职，如随从于皇帝左右规谏过失、以备顾间的散骑常侍，编纂国史的著作郎，掌管图书档案的秘书丞等等。

高品人才由这些官职起家，熟悉了官场制度惯例后，再去担任独当一面的主官一这时如果出差错可由其下级来顶红受过，不至于斯文扫地了；或者进人中央决策部门如中书省、尚书省工作。浊官指那些从事事务性工作、从属性、副职的小官，这些才是为寒素准备的专职。清浊之分、士庶之分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官场上最重要的界限。

北魏宣武帝有一次在朝会时亲自选任官员，授予散骑常侍明亮勇武将军的官职，散骑常待的官品是正五品上阶，勇武将军的官品是正四品下阶，明亮算是官升一级。可明亮却上前推辞，说：“臣本官散骑常待是第三清（北魏时在清官中又细分三清九流的等级)，而勇武将军的官职是至浊之官，又文武异途，臣请改授其他官职。”宣武帝很生气，说：“九流之内，人咸君子。”不准改授。

实际上勇武将军并不是真正的浊官，只是因为当时这个官职大多由庶族出身的人员担任，所以明亮羞与为伍。

南梁时，士族庾乔为荆州别驾总理州务，当时的荆州刺史萧绎（后登帝位，史称梁元帝）任命寒素出身的范兴话为典理文书的主簿，特意关照庾乔要让范兴话到职。可元旦那天，百官列队朝贺，庾乔不肯就列，说：“我不能与小人范兴话排在一起。”萧绎只得叫范兴话出列。范兴话又气又羞，回到家里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去世了。

士族依靠九品中正制在选官上有特权，在任官上有特权，成为统治阶级内部一个特殊的阶层。这种特权代代相传，使得士族阶层日益自我封闭，在各种场合都要显示出他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类似于本章开头所述的故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不胜枚举。

如我们都熟悉的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陶潜就是陶侃的曾孙，祖父是武昌太守，算得上是士族显贵之后，尽管到他这一代家道败落，可“倒驴不倒架子”，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士族阶层优越感。被辟举为州主簿，他嫌这是个浊职，不应辟举。被征召为参军，仍然嫌这官职不够清，向朋友发牢骚。改派为独当一面的彭泽县令，这才前去上任。到任后县吏告诉他，郡督邮来到时县令应该穿戴整齐，以礼相迎。督邮实际上并不是官员，只不过是郡守的属吏，由郡守派出巡行各县，魏晋时担任督邮一职的都是寒素。

上文已提到陶潜的曾祖父陶侃也是由督邮起家发迹的，可陶潜早已自命为高人一等的士族，因此大为不满，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致敬。”于是挂印而去。与其说“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一种清高的表现，还不如说是士族傲慢习性的暴露。由于当时有很多像陶潜那样士族出身的县令不愿接待督邮，到了南陈时，督邮一职就被撤销了。

士族阶层的自我封闭在南朝时依然如此。即使是皇帝也无法改变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土族与庶族、门阀与寒人的区别已是牢不可破，被视为国家的根本。底族可以做官，可以执掌实际权力，但却仍然得不到尊重，没有社会地位可言。刘宋文帝时，中书舍人蔡兴宗很受宋文帝的完爱，可蔡兴宗出身卑致在朝中受到士大夫的排挤，郁郁不得志。

宋文帝很同情他，对他说：“你想要做士大夫，成为士族，就要让士族的首领王球对你以礼相待。你去看望王球，口头传达旨意，他就会对你客气三分。”蔡兴宗听命前往，传达完了皇帝的口谕，正打算坐下，不料王球举起扇子一挥，说：“你可别坐。”蔡兴宗老大没趣，悻倖回宫复命。

宋文帝生气地说：“难道我就拿他没办法？”过了几天在散朝后，宋文帝留下王球，请他给蔡兴宗一个面子，与蔡兴宗礼尚往来，可王球依然不答应，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宋文帝只得不再提这件事。

又如南齐武帝宠爱寒素出身的纪僧真，曾说：“人生何必计较门户，像纪僧真那样仪表堂堂，贵人也比不上。”纪僧真向武帝请求：“我是个小人，武吏出身，别无所求，只向陛下请求做士大夫。”齐武帝说：“这事要靠江斅，我也做不了主，你去拜托他们吧。”纪僧真奉旨去拜访江斅，刚坐下，江斅就叫仆人“把我的坐床搬得离客人远一点”。纪僧真只得告退。

垂头丧气的齐武帝说：“士大夫还真不是天子能任命的。”宋孝武帝的母亲路太后的甥孙路琼之去拜访士族首领王僧达，王僧达一句话也不和他说，路琼之走后，王僧达下令把路琼之坐过的坐床拿出去烧了。路太后向孝武帝哭诉，孝武帝却说：“这孩子没事去见王僧达，是自取其辱。”

为了防止寒素利用伪造出身户籍的办法混入士族阶层，南北朝时家谱之学大盛。东晋时贾弼编写江南18州、116郡各族的谱系，共有712卷之多，贾家世传编谱之学。刘宋、南齐时也有很多人编写《百家谱》，记录各世家大族的源流。南梁时朝廷还专门成立谱局，从事编订族谱、家谱的工作，以此作为选取官员的依据。如果不熟悉这种族谱，就难以胜任挑选官员的人事工作。

刘宋时王弘为吏部尚书，熟读《百家谱》，每天面对上千官职候选人，从不犯人的家讳。刘湛继任，素性直接按谱系选官。南齐时，吏部尚书王晏因病去职，齐武帝打算让皇亲、西昌侯萧鸾接任，王晏写信劝告齐武帝说“西昌侯精明强干，但不熟悉百家士族的族谱，恐怕不可担任这个职务”，

齐武帝只得作罢。南梁初年，徐勉为吏部尚书，精通百家族谱，严格按照姓氏的等级选官，写给每个候选人的书信中都避开那人的家讳，大受欢迎。而在这之前，北魏孝文帝已将这种士族的族姓等级定为法律，他下令正式编定姓族制度，规定汉族的士族统称郡姓，按照父祖的官品划定等级：

三世有三公的为“膏粱”，有尚书令、中书令，仆射的为“华腴”，有尚书的为“甲姓”，有九卿或州牧的为“乙姓”，有散骑常侍太中大夫的为“丙姓”，有吏部正员郎的为“丁姓”。其中山东以太原王氏、清河及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及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为最高；关中以京兆韦氏、杜氏、河东裴氏、柳氏、薛氏、弘农杨氏为最高。鲜卑姓族也划出甲乙丙丁4等，以穆、陆、贺、刘、楼、于、嵇、尉8姓为最高。并制定按门第选官的专门法律《方司格》，规定所有的官职都必须严格按照姓族分等级选取任用。

为了防止寒素通过与士族联姻的途径混人士族，两晋南北朝时实行严格的门第婚姻制度。庶族绝对不允许与士族通婚，即使在士族内部，通婚的对象也各有等次，不可随意进行。士

族出身的武官仍然不能与士族通婚。

东晋初年，权倾一时的大司马桓温想让自己的儿子娶手下长史王坦之的女儿。王坦之位虽小，却是东晋大族出身，他本人同意，他的父亲王述口大骂：“你是发昏了吧？岂可因为害怕桓温的权势而把女儿嫁给一个当兵的！”

南齐时东海士族王源与庶族满璋联姻。中丞沈约上章弹劾王源：“王、满联姻，实骇物听，…蔑祖辱亲，于事为甚”，要求将王源免官，禁锢终身。北魏时孝文帝曾下诏重申皇族、贵戚、士族不得“与非类婚偶，著之律令，永为定准”，违者处以违制罪。南梁时魏将侯景叛逃江南，想和江南的王、谢大族联姻，梁武帝劝他：“王、谢的门第太高，你配不上，可以在朱、张以下的大姓中求婚。”士族为了保持其队伍的纯洁性，有时甚至会走极端。

北魏大姓氏有个独眼女儿，没有人上门求婚，她的母亲打算把她下嫁雅族。她的姑母知道了，说：“我的兄弟不幸早死，怎么可以让他的女儿屈事卑族！”毅然将独眼侄女娶为儿媳。另一方面庶族也以能与士族联姻为荣，哪怕是娶一个因为家属有罪而被籍没的士族妇女也很光荣。

北齐时，有个寒素出身的相府主簿孙塞，因为办事得力，皇帝赐给被缘坐籍没的大族韦姓女子为妻，自觉荣耀一时。另一个寒素出身的官员陈元康被赐予籍没的大族卢姓女子，他竞然将原配妻子休弃，娶卢姓女子为正妻。

九品中正制刚实施不久，就受到猛烈批评。很多朝臣及政论家都曾对九品中正制进行深人的批判。其中最具有代表性胡是西晋时刘毅所上的《九品有人损疏》，在这筒疏文里，批判九品中正制有损害政治的人大缺陷：

一是中正独第选大,“高下任意，荣辱在手”，勾结权贵，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二是中正官小却掌人事大权，造成士人彼此争竞，有损政体；

三是品评人物为低品，比作小人，污辱斯文；

四是对于中正本身缺乏监督手段，允许被品评人揭发则开告讦之门，禁止揭发则“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

五是中正一人根本无法搞清一郡之中上千名士人谁贤谁劣，品评内容也与政府对于官员的政绩考课无关，使得欲做官的人“背本逐末”；

六是专以品行为品评内容，造成“浮华朋党”之习；

七是九品之分并不能说明被品评人物的专门才能如何，无法应才任官；

八是既然评为下品者是有亏礼教，但又不予以处理，褒贬、惩劝不明，便于中正结党营私，“名为中正，实为奸府”。

刘毅的批评确实打中了九品中正制的要害，晋武帝为此回复诏书表示赞许。司空卫瓘等随之上奏，请求废除九品中正制，可晋武帝置之不理。西晋人段灼称中正品评人物：“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在以后的南北朝时期也一直有人对九品中正制提出批判，刘毅所说的这些弊病也不断地表现出来。

北魏宣武帝的诏书也说：“中正所铨，唯在门第。”这就是刘毅早就指出的中正巴结权贵的弊病。东晋时，何劭去世，中正袁粲前去吊丧，何劭的儿子何岐正在生病，没有出来接待。袁粲觉得失了面子，哭着出门，恨恨地说：“今年非把这个丫鬟养的小子评到下品去不可！”有个朋友在旁劝他，说：“你是死者的朋友，是凭吊死者，何必一定要见他的儿子？况且何岐过错很多，何公活着的时候你不将何岐评下品，何公死后立即评下品，人家会说你这个中正是欺软怕硬。”袁桑这才没有公报私怨。这也是刘毅所说的“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中正要公报私怨是很容易的。

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就是中正自己道到报复。西晋时孙秀原为琅琊王国的书吏，屡次被评为下品，升不了官。后来清谈名士王衍为中正，也想照旧办理，多亏他的堂兄王戎劝他做了个顺水人情。孙秀后来成为专制朝政的赵王司马伦的亲信，官至中书令，权倾朝廷内外，凡是当初刁难过他的人都被他一一报复，而对王氏兄弟则加以保护。更有甚者，中正收受贿赂，按钱定品，如北魏时定州大中正李宣茂，收受贿赂被御史揭发除名。

阳尼为中正时收受贿赂，后来被弹劾去官。原来中正都是由当地德高望重的士大夫担任，可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只要有达官的推荐，什么人都可以当中正了。北魏的聿修当中正时还是个18岁的毛头小伙子。北魏时中正不一定是本地人，有的是皇帝的亲信，自称老家在哪里就在哪里做了中正。甚至皇帝的亲信太监也做了中正。

尽管九品中正制弊病百出，然而这个制度却一直延续了下去，无论南朝、北朝，都把这个制度作为选取官员的主要方法。这种现象说明九品中正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它实际上只是将世家大族把持政治的状况加以制度化而已。直到士族阶层开始没落的隋朝，这一制度才被废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