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桂生、张步洲编的《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一书的封底上写着：“在20世纪的学术追问中，学者们以其超迈的胸襟围这个骚动的世界留下了一座座学术思想的纪念碑，它赫然镌刻着：重建文化，再铸国魂。”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到底与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实际是一致的。关于文化精神，1927年，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到：“劫尽变穷，则在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陈寅恪认为，王国维就是一个为中华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

　　那么，这种文化精神的内容到底是指什么呢？其实在上文的纪念碑铭中，陈寅恪已经明白地说了出来：“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把“碑铭”和“挽联序”联系起来理解，可以看出，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他看来是一种中华文化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十分之伟大，它可以历经千年万载，与天地同久，与日月星争辉。

　　1913年，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把独立精神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陈寅恪在此文中写道，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吾民族生死一大事”。针对当时学术不能独立的现状，陈寅恪认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对于学术不能独立的状况，陈寅恪十分悲愤。1929年，他在北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这同时说明陈寅恪在教育学生时，十分重视培育他们的民族精神。1938年3月13日，他在和同学谈话时强调，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陈寅恪游学各国，广泛接触西方文化。但在中西关系上，他坚持“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932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道：“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仍然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他郑重指出，吸收外来文化，“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收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这种维护民族文化地位的态度，同样反映出所坚持的民族独立精神。在其后的《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的这种思想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也体现在优秀的中华儿女身上。陈寅恪大力倡扬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既努力维护民族独立自由，自己也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表现出高尚的品格风骨。这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一个民族如果只是强调民族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忽视甚至抹杀民族成员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民族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是不能支持久远的。大搞人身依附关系，扼杀思想自由于民族百弊而无一利。一旦有了独立自由的环境，陈寅恪就异常欣喜，他曾用这样一句诗表达了对这种环境欣喜之情：“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陈寅恪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真情，是和他的家庭分不开的。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立三在戊戌变法时，在湖南实行新政，对教育、文化、经济等发面进行改革，卓有成效。1937年7月，日本侵华君进占北平，陈立三忧愤至极，绝食而亡。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目睹父祖的行为，加之平时所受熏陶，自然培育了他高尚的情操和独立的人格。陈寅恪自1929年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到1964年完成《柳如是别传》，一生尊崇道义和气节，并以自己的残病之身，教书育人，笔耕不辍，都是在爱国、爱中华民族、爱学术文化的思想情感支配下完成的。为此，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献身学术，寻找重建学术文化的途径，才是他所能选择的正确的人生道路，也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