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孟子·尽心篇》：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狂者其志嘐嘐（xiāo xiāo，赵岐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又其次也。”

今按：中行，行得其中。孟子所谓中道，即中行。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后人舍狂狷而别求所谓中道，则误矣。又按：伊尹圣之任，狂者也。伯夷圣之清，狷者也。狂狷皆得为圣人，惟不如孔子仕止久速之时中。时中，即时时不失于中行，即时而狂时而狷，能不失于中道。故狂狷非过与不及，中行非在狂狷之间。《中庸》“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不能移说此章之中行。

【白话译文】

孔子说：“我不得中道之士和他在一起，那只有狂狷了。狂者能进取，狷者能有所不为。”

〖续貂〗

孔子说：“得不到言行合于中道的人与之相交，一定要与狂者和狷者相交往罢！狂者[志大言大，]一意向前；狷者[洁身自好，]有所不为。”

上章讲士，将士分为三等，本章讲人，不妨也分为三等：言行中道者、狂者、狷（juàn）者。孟子距离孔子不远，且为公认的亚圣，其对于孔子的理解应该比较贴近，故用孟子对本章的理解解释本章，应该相差不远。

孟子对本章的评论见《孟子·尽心篇》，原文是以孟子与其弟子万章问答的形式写的。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

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谓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jǔ jǔ）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白话译文：　　　　　　　　　　　　　　

万章问道：“孔子在陈国时说：‘何不归去呢！我的那些学生们妄大而狂放，进取而不忘本。’孔子在陈国，为什么思念鲁国的那些狂放之士呢？”

孟子说：“孔子说过，得不到言行合于中道的人相交，那就必然是和狂与狷这两种人相交吧！狂者具有进取精神，狷者有所不为。’孔子难道不想和言行合于中道的人相交吗？不能够得到，所以只能求次一等的罢了。”

万章问：“请问什么样的人可以叫做狂放的人？”

孟子说：“如琴张、曾皙、牧皮这些人，就是孔子称为狂放的人。”

万章问：“为什么说他们是狂放的人呢？”

孟子说：“他们志向很远大，口气也大，总是说‘古人呀！古人呀！’可是一考察他们的行为，却不和言语相合。这种狂放之人如果也得不到，那就和洁身自好的人相交往了，这些洁身自好的人就是孔子所说的狷者，是比狂者又次一等的人。孔子说：‘从我家门口经过却不进到我的屋里来，而我并不遗憾的，恐怕只有乡里的好好先生吧。乡里的好好先生，是德行的损害者’”

万章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乡里的好好先生呢？”

孟子说：“好好先生批评狂者说：为什么这样志大言大呢？言语不能够和行为相照应，行为不能够和言语相照应，就只说‘古人呀！古人呀！’又批评狷者说：‘为什么这样落落寡合呢？生在这个世界上，就要迎合这个世道，让别人说个好就行了。’曲意逢迎，谄媚世人的人就是好好先生。”

万章说：“一乡的人都说他是老好人，他也到处都表现得像个老好人，孔子却认为他是德行的损害者，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是啊，这种人，你要批评他不对吧，却列举不出例证来；你要责骂他吧，却又找不到由头。他只是同流合污，平时似乎忠诚老实，处事似乎方正廉洁，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自己也以为很不错，但实际上，他的所作所为（suǒ zuò suǒ wéi）却并不合于尧舜之道，所以说他是‘德行的损害者’。孔子说：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厌恶狗尾草，怕的是它搞乱禾苗；厌恶花言巧语，怕的是它搞乱正义；厌恶夸夸其谈，怕的是它搞乱信实；厌恶郑国的乐曲，怕的是它搞乱雅乐；厌恶紫色，怕的是它搞乱正宗的朱红色；厌恶好好先生，怕的是他混淆了德行。‘君子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让一切回到正道罢了。回到正道，老百姓就会振作起来；老百姓振作起来，也就没有邪恶了。”

对于孟子所举狂者的例子，我们知道的不多，琴张、曾皙、牧皮都不是有名的人物，说他们狂，孟子或有其道理。但以我之理解，略有不同。

狂者，志大言大，立志高远，意气风发，孔门子路、子贡归于此类很恰当的，这类人偏重于用之则行。

狷者，洁身自好，有所不为，似是隐者所为，孔门曾皙、闵子骞归于此类很恰当，这类人偏重于舍之则藏。

但狂者和狷者都不如中道而行者，中道而行者，进能行道，退能不为，孔门颜回可归于此类，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7·10』先生对颜渊说：“有用我的，则将此道行于世。不能有用我的，则将此道藏于身。只我与你能这样了。……定要临事能小心，好谋始作决定的人，我才和他同事吧。”）但颜回只有一个，并且未行而早死了，此时何有与孔子同守中道的呢？孔子无奈之下，恐怕也只有与狂狷为伍了吧！

读者自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