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骗进英高特的当天，小丽就穿着这身衣服

泪水与泥土混在一起，剪下的长发装满了一整个垃圾桶，精疲力竭的小丽被留在治疗室里「面壁思过」。这是英高特里面最常见的惩罚措施，根据不同情况最多可能会被罚站一周。

「这不是我第一次被强迫剪去头发，」小丽回忆，「只是每一次我都会哭。」

计划外的「出柜」

第一次被剪去长发是在广东的一家医院，那时，小丽 22 岁，刚刚和家里「出柜」。

在出柜之前，父母不是没有怀疑过小丽过肩的长发和偏中性的衣着，但每当他们问起，小丽总是简单的搪塞几句：「也有很多男生留长发的。」

小丽不认为现在是出柜的最好时机。她计划着大学毕业前先瞒着父母，等毕业工作之后，攒好钱直接去手术。在小丽的心里，经济独立是她和家庭抗衡的唯一武器。

当母亲将小丽藏在抽屉深处的「糖」翻出来扔在她面前，声泪俱下地质问她时，小丽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了。

被小丽称为「糖」的东西，是跨性别者最常服用的药物之一——乙烯雌酚。这种人工合成的非甾体雌激素已经算是比较传统的一代「糖」代，除了它，小丽还吃过补佳乐、螺内酯和色普龙。这些雌激素和抗雄药物帮助小丽在内分泌水平逐渐趋近于一个「真的」女性。

小丽服用的药物

「糖」的包装上，药品使用说明十分详尽，再联想一下发生在小丽身上的变化，母亲当时就明白了。

提到出柜那一天的情景，小丽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每个跨性别者都有那么一场歇斯底里的出柜吧，」小丽说，「怒吼、谩骂、痛哭，在这个圈子里已经太常见了。」

歧视、就业、健康……母亲的抵触有很多理由，但父亲的怒火要来得更加直接：「宁愿你死了也不能变性成女人」。在小丽看来，父亲就是觉得「我让他们丢面子了」。

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县城里，小丽与常年在外地工作的父亲之间感情一直很淡薄。从小到大，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扛起了养家的重担。

但是，在得知小丽出柜后，父亲迅速从外地赶回家中，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带小丽去了湖南当地医院的精神科。

「他们一开始劝我，先看看医生，如果医生支持我，他们也可以支持。」但小丽明白，这一切都只是缓兵之计，「他们就是寄希望于医生能把我治好，不要再想变女生的事情」。

在湘雅医院，医生给小丽开出了「易性癖」的诊断，但除此之外，既没有像父母期待的那样给小丽做「性别扭转治疗」，也不同意给小丽做手术。「11 年、12 年的时候，湖南没有医生能管得了这些，完全是个盲区。」

那段时间，父母带着小丽几乎跑遍了长沙所有医院的精神科，但没有一个医生能给出让他们「满意」的答案。无奈之下，他们又来到广东，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一家声称可以「治疗易性癖的」军区医院。

在那里，小丽接受了一系列奇怪的治疗。医生和护士带小丽坐在一个像按摩椅的机器上，头上戴着头盔和耳机，放歌的同时机器还会震动发热。小丽回忆，这种治疗一次就要花费 2000 元。在服用了医生开的药之后，小丽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等她醒过来，她本来过肩的长发，已经被剪短到只剩三四厘米了。

「她」的觉醒

高跟鞋、连衣裙、化妆品……在所有可以凸显女性特征的事物中，小丽最珍视的是她的长发。

在大学时，小丽第一次通过互联网了解到「跨性别者」这个名词。贴吧、论坛、群聊中，许多人放下了现实中的顾虑，纷纷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我喜欢穿裙子，但不敢告诉同学和家人。」「我开始留长发了，还想学化妆。」「我不喜欢自己的声音，想学习用伪音讲话。」

这让小丽回忆起了她自己的青春期：在男孩子们正因为发育的喉结、变粗的声线和青涩的胡茬而激动兴奋时，小丽却只觉得，这具逐渐男性化的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

5 岁时的小丽

「或许是缺少父爱的孩子性格上多少都有些偏女性化。」小丽也曾经试图用简单的「家庭因素」来解读自己的行为。但繁忙的学生生活没有给她困惑的时间和机会，「那时候每天都在埋头学习，根本没来得及考虑过这些问题。」

直到这些来源于网络的声音唤起了小丽尘封多年的记忆，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并非个例。

小丽认识的第一个跨性别者，是来自香港的棉花。那时，小丽刚刚踏上寻找自我的路，但棉花已经是贴吧吧主和几个群的群主了。

在棉花的帮助下，小丽开始逐渐融入这个圈子，跟着大家学习化妆、伪音、穿中性化的衣服或者女装。也是在那时，小丽开始留长发，她每周都会给头发做护理，在她心中，长发是她做自己的最佳证明。

但小丽没有想到，长发，反而也成了她最碍眼的「罪证」。

在第一次被剪短头发的那天，小丽和父母之间爆发了比出柜时更加激烈的冲突。

小丽愤怒，无力，又后悔：「我就不该信你们的话来广东，什么按摩椅什么头盔，根本不可能治好！这医院从头到尾就是在骗人！」

争吵过后，意识到被骗的父母带着小丽离开广东回到了家。无法说服彼此，小丽和父母之间陷入了长久的对峙。

父亲再次回到外地的工作单位，母亲开始学着刻意回避小丽身上的改变，而大学毕业后的小丽又蓄起了长发，她在老家的小县城里找了一份工作，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一切都似乎回到了从前。

但表面的和平，只维持了短短一年。

药娘

如果不考虑现实，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手术，」小丽说，「这个问题，你随便去问谁，一定都是手术。」

在老家的一年时间里，小丽在一家护肤品店做销售。尽管不怎么穿裙装，但在顾客和同事眼中，无论外貌还是身形，小丽俨然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女孩子了。

成功的伪装既让小丽觉得满足，却也在时刻提醒着她，她的计划还没有完成。

从第一次了解到性别重置手术的那一刻起，小丽就知道，激素和药物只是暂时的，手术才是她一定要追逐的梦。

在国内，跨性别者如果想要接受正规的医疗支持，首先需要获得证实的「易性症」诊断。「易性症」（Transsexualism）这个有些过时的定义曾出现在 WHO 发布《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10）中，它和性身份障碍/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s）、双重角色异装症（Dual-role transvestism）、性偏好障碍（Disorders of sexual preference）、异装症/恋物性异装症（Fetishistic transvestism）等疾病词汇一起，用来描述跨性别的认同和表达。

对于国内的跨性别者而言，「易性症」的诊断一纸难求。

理论上，任何一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室都有资格开具「易性症」的诊断，但在实际中，出于种种风险考虑，愿意给跨性别者提供身份证明的医院和医生少之又少。

拿不到异性诊断就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获得激素药物，不过，这个问题在跨儿圈子中早已经不是难事。

「贴吧和群里都有人告诉你吃什么，去哪儿买。」小丽第一次服用的乙烯雌酚，就是从大学旁边的一家药店里买来的，随着药品的更新和管理的严格，这些交易越来越趋于转向线上。「我们也有代购群和淘宝，从国外带药回来吃。」

「大家都说，吃了这些会让皮肤变好，还会发育胸部。」然而，药物馈赠的神奇疗效也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副作用。

比如螺内酯，这种被跨儿们用来「抗雄」的药物，在临床中最主要的作用是治疗高血压和水肿。长期服用还有可能会引起高钾血症、消化性溃疡等更严重的风险。

对于小丽和绝大多数跨儿来说，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只要攒钱做了手术，就不用再吃药了。」

然而，攒钱并非手术的唯一条件，在国内手术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有家长签字的证明。「不管你多大，没有家长签字，就没有医院会给你做手术。」小丽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成年人依然做不了自己的主。

需父母签字的知情同意书

小丽决定出国手术。

手术

小丽向父母提出，想要辞掉老家的工作，去外面打拼。那时，在小县城工作了一年的她已经意识到，只有去大城市接触更好的资源，才能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一步。

然而，这个想法仿佛一阵风，瞬间吹散了弥漫在这个家庭中间的迷雾。「手术」这个议题仍然是一道鸿沟，小丽和父母不得不再次直面现实——他们，始终站在悬崖的两边。

迷雾散尽后，冲突一触即发。父亲再次回到家中，和几个亲戚一起，用绳子把小丽捆了起来。「他们把我推倒在地上，几个人上来压住我，又一次剪掉了我的头发。」

这是小丽第二次被剪去头发。

在混乱的记忆镜头中，小丽记得母亲一边哭一边伸出手按住了她。「其实过去的一年里，她的态度已经缓和很多了，」小丽回忆，「手术这件事又刺激了她。」

几个月后，在父母的严防死守中，小丽仍寻得了一个空隙，偷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带着行李不告而别。

小丽前往北京，借住在一位朋友家中，开始找工作。大学期间，她的专业是计算机。尽管大城市的互联网公司对于特殊群体已经有了相当的包容度，但小丽跨性别者这一身份，还是给她的求职带来了不少麻烦。

「你的简历和我们岗位要求不匹配」，「你不太适合这份工作」，「你这个情况，对我们其他员工来说影响太不好了」……

手握 985 高校毕业证，小丽仍然四处碰壁，最终只能勉强找到了一份时间灵活、不怎么需要坐班的工作，一个月工资 6000。「幸好，有地方住就省了一大笔钱。」加上之前的一些积蓄，小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攒齐了手术费。

2014 年底的冬天，小丽飞往泰国接受了性别重置手术。国内检查、联系医院、预定行程的工作她全部交给了中介，一共花费了 65000 元左右。费用包含了机票和住宿，落地之后有翻译还有专车接送，在小丽看来，这钱花得「很值得」。

小丽已经不记得手术究竟做了多久。她被推进手术室时，泰国的天刚刚暗下来，当她从麻醉中醒来时，天已经快亮了。

「这是我活了二十多年，最开心的时候。」小丽躺在病床上，身上连着吊水的针管和各类仪器，痛感在麻醉的抑制下蠢蠢欲动，但她已经顾不得这些了，「这是我获得新生的第一刻。」

在泰国修养了二十多天，小丽赶在春节前回到了北京。落地后，她的第一通电话打给了母亲。

电话里，小丽和母亲说：「我终于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了。」尽管没有说破，但母亲仍然听懂了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一阵难挨的沉默后，电话那头终于传来母亲的回复：「好。」

那天，冬天的北京没有下雪，天格外晴。

特训学校

15 年底，已经做完手术的小丽开始准备更换身份证。

理论上，更换身份信息比做手术要简单得太多了。派出所只需要户口本等证明身份信息的材料和医院出具的证明，而医院证明也不难获得。「可能是对于医生来说，这种证明没什么风险，」小丽这样认为，「只是证明他们看到的事情，比下诊断容易。」

小丽回家拿户口本，但被父亲拒绝了。出乎她意料的是，一年来不断和她发生摩擦的父亲在这一次却并没有当场爆发，只是说：「你现在去办身份证，会闹得大家都知道」。

直到半年后，小丽被关在长沙郊区特训学校的「治疗室」里时，她明白了当时父亲的反应为何不温不火：「那个时候他可能早已经打算好了。」

在这家名为英高特的特训学校里，25 岁的、身心都已经成为女性的小丽，再次被迫回到男性身份的壳子里。教官扔掉了她所有的行李——那是她本打算和母亲一起旅游时穿的衣服——给她换上绿色 T 恤的校服和短裤，并将她安排进了男生宿舍。

英高特励志教育学校官网

宿舍是大通铺，不到 30 平米的房间里住了 40 多个人，有十二三岁的孩子，也有成年人。「不男不女！」小丽听到有人这样议论。她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洗澡时，也只能等没有人的时候再进去。

每天，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九点，在英高特的生活充斥着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入夏的长沙，中午的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 40 度，而烈日下的长跑早已经是常规。「50 公里起步，如果跑慢了掉队了，教官在旁边随时棍棒伺候。」

任务没完成、不听话、动作慢……稍有不慎，来自教官的惩罚比体能训练更为恐怖。几次和教官打过交道之后，小丽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学校里「社会气息」的一面：一大半教官本身就是被家人送进来的老生。在这里，只要「懂事、会巴结」，就能做「人上人」。

在这样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中，被男生看不起、也不被女生接纳的小丽只能和其他几个同在「食物链底端」的学员相处。其中，张明是让小丽印象最深的一个。

无法逃离

「我看好路线了，明天就跑。」听到这话，小丽一下子愣住了。

张明看了看左右没人，又压低声音和小丽说：「你要是想，可以写几个纸条，我帮你带出去。」

张明是一个十六七岁的男生，比起刚刚来到英高特不过二十天的小丽，他在这里待得时间要稍微久一些。

小丽曾经问过张明，他的父母为什么会送他来这里。「就喜欢上网呗。」张明回答，「不知道听什么亲戚说的，就把我捆来这里了。」

在学校里，张明一直是教官和老生都不喜欢的「刺儿头」。「他太不懂得变通了，总是和其他人起冲突。」于是，张明的训练强度总是比别人高，罚站时间也总是比别人长，挨打成了家常便饭，身上时常是旧伤未好又添新伤。

「他是个好孩子，送来这里真的可惜了。」谈论起这些比自己小许多的孩子们，小丽的语气总带着一些惋惜。但对于当时自身难保的小丽而言，她不知道眼前这个看似真诚的孩子下一秒会不会变成教官的眼线，「就算他是真的，我也不相信他一定能逃出去。」

坐落在长沙郊区的一个农村，英高特学校四周筑起高高的围墙，上面还缠着铁丝网和玻璃碎片。学校附近是荒凉的农田，人烟稀少。

小丽拒绝了张明的好意，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明智的：张明从墙边爬出去时触响了学校的警报，教官们纷纷出动，开着车在周边乡村里四处寻找他的踪迹。走投无路的张明闯入了一户农民家中，苦苦哀求他们暂时收留自己。农户一口答应，但还没等张明休息多久，教官们就闯了进来，把他五花大绑带回了学校。

那一次，被抓回来的张明在「治疗室」整整呆了七天七夜。小丽这才明白，原来，周围村子里的农户，早已经成为给学校盯梢的耳目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小丽一度陷入绝望，她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能活着逃离这场噩梦了，日日以泪洗面。

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小丽突然被教官带到了校长室。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英高特的李校长，也见到了摆在办公桌上的那份文件：

「英高特励志学校教师聘用协议」。

在特训学校当老师

英高特的官网显示，这所学校的教职工团队共有 45 人，其中，文化辅导老师有 8 人。但小丽说，这传说中的「专业教师团队」，一大部分都来自于校长的亲朋好友，有很多人根本没有教师资质。

李校长除了会在老生中「提拔」教官之外，也开始在成年学员中，寻找可以代文化课的人。小丽没想到，自己大学生的身份在这个残酷的学校里，居然也成为「硬通货」。

「代高中部的数学课，就不用参加体育锻炼了。」李校长抛出了他的橄榄枝，「小丽，我这是在给你机会，干得好学校不会亏待你。」

当时，教师队伍中根本没有人能教高中数学的课程。小丽没有犹豫，立刻答应了李校长的邀请。「我没有别的选择，」小丽说，「这个学校里没有能拒绝李校长的人。」

尽管从来没有做过老师，但小丽给学生们上课非常细心。她不仅代课高中数学，也会给学生们讲英语，给愿意学的孩子们单独开小灶。「我是真的想教给他们一些东西，该读书的时候被送进这里，不学习出去就跟不上了。」从湖南的小乡镇到 985 大学计算机系，小丽深知，「读书改变命运」绝不是一句空话。

小丽还被安排管理学校医务室。学校里弱势一些的孩子们都很喜欢她，因为只有在医务室，他们才能偷偷吃上家里寄来的牛奶和食物。

在小丽之前，这些家长寄给孩子的东西大多都落不到孩子手里：学校集中管理家长寄来的快递，每个周末固定时间才会放出来，在一哄而上的疯抢中，瘦小一点的孩子就算抢到东西，也很有可能迫于威胁「上贡」给老生和教官。

在成为老师之后，小丽的生活看似轻松了许多：她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桌，学生们也对她十分尊敬。但小丽没有一天放松过自己，因为在英高特，「处处都有人在监视」。

伪装，是在英高特生存的必备技能。小丽准备了一本日记，里面像流水账一样记录着每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她总是在最后加上一句「我在这里过的挺好」。她知道，几乎每天都会有其他教职工来偷偷翻看这本日记，再把里面的内容报告给李校长。「我就是要借这个机会表『忠心』。」

小丽的日记

但试探还远远没有结束。当小丽在办公室使用电脑时，总能察觉到来自背后的窥探目光。当学生们找她谈话时，她总要反复揣摩对方的意图，寻找最万无一失的答案。一次，李校长亲自找到小丽了解近况，校长微笑着问她：「小丽，你不会恨我吧？」，小丽没有停顿，笃定地回答：「不会的，难得李校长赏识，我一定会干好自己的工作。」

于是，当小丽在学校围墙的角落偶然撞见一对私会的学生时，她丝毫没有犹豫，直接报告了教官。女生无助地哭泣，男生反复哀求小丽放过他们，他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但小丽无动于衷。

无数个自我洗脑的夜晚，小丽曾反复告诉自己，要藏好，要演好，要做英高特的「鹰犬」，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小丽确实做到了，她骗过了英高特，也骗过了自己。

那对学生被带走的时候，小丽悄悄抬头看了一眼天。天空被英高特的围墙割成两半，她只敢匆匆瞥上一眼。

回家

半年后，小丽父母和英高特签下的合约到期了。

临走前，李校长特意找她谈话，拍着她的肩膀，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微笑：「小丽，我不希望你走的时候，还带着学校的东西。」

小丽确实曾试图偷偷保存一些资料。在临走前的一个月时间，她因为表现优秀，已经获得了穿便服和使用手机的特权。但李校长的一番话让她一下子打消了所有念头：「我当时太害怕了，那种恐惧是刻在心里的。」

然而，跨出英高特的大门，小丽才意识到，她依旧停留在那场漫长的噩梦里。

家中曾经和她最亲昵的狗狗冲她狂吠，完全认不出眼前这个晒得黝黑的短发主人；她之前所有的衣服和照片全部都被烧掉了，父母想用这样的方式让她忘记成为女生的梦……此后一年时间里，小丽几乎不怎么出门，她不愿意和以前的朋友见面，潜意识里，她依旧不相信任何人。

也是那一年，小丽的父母离婚了。她尝试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试图用疲惫感麻痹自己，却仍常常在半夜惊醒。「最痛苦的梦都在那段时间做完了。」小丽说，梦里，她始终没能逃离英高特。

尾声

2018 年，WHO 发布了第十一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其中，「性别认同障碍」已经从精神疾病中删除。美国心理学会在官方文件中这样解释跨性别者：「如果一个人的性别认同和 TA 出生分配性别不一致，这可以是健康的和自我肯定的，而非病态。」

几年过去，小丽和母亲生活在湖南一个小城里。她有了自己的事业，创业让她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实现了财务自由。这对小丽来说十分重要：「经历了英高特那我才明白，只有真正的独立才能保护自己。」

母亲不再反对小丽做自己，她开始接受女儿也可以同样优秀这件事。「她接受之后，很多亲戚也就好接受很多了，」谈到这些变化，小丽十分欣慰，她曾听到一个亲戚对自己家孩子说，多学学小丽，读书的时候成绩好，工作了也还是很优秀。「这才是他们对我真正的认可。」

小丽又蓄起了长发

就在英高特快要成为一场旧梦的时候，2019 年，一篇题为《因为曝光豫章书院，我朋友被报复到自杀》的文章在网络流传开来，揭露豫章书院体罚、殴打、监禁学生，并对曝光真相的志愿者加以报复的恶行。这篇文章，再次将小丽拖进了有关英高特的回忆中。

此时的小丽，已经不再是那个束手无策的学生了。她决定站出来，召集当年的学员，联系律师和志愿者，搜集各种证据。「地狱一样的日子我都挺过来了，如今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2020 年 7 月 7 日，豫章书院案一审宣判。书院理事长吴军豹等人因非法拘禁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其中，吴军豹被判二年十个月。

如今，官网信息显示，英高特励志教育学校仍在正常办学中。

小丽和她的伙伴们还在努力。

「用聪明的方法活下去，保护好自己。」对那些仍在学校中的孩子们，小丽这样说，「自立自强，要想办法找到那条属于自己的路，走出来。」（策划：gyouza）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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