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年以来，好莱坞被越来越多地诟病「政治正确」，连带着奥斯卡也频频因这一点而变得工整与乏味。许多奥斯卡入围电影利用种族牌、女性牌、LGBT牌、阶级牌或左翼政治批判牌搏出位，最终呈现出的便是技术合格、艺术尚可、议题先行、整体乏味的「应试」作品。而像《拆弹部队》、《为奴十二年》、《月光男孩》、《绿皮书》等最终获奖电影也逃不了被指摘的命运。当然，《逃离德黑兰》亦是如此，尤其是当年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亲自揭晓了本片的折桂，更是增加了这部影片的政治色彩。

但事实上，《逃离德黑兰》本身非但没有差到完全是依靠「政治牌」才登上领奖台，而且在诸多方面的确有着不俗的亮点。从那一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情况看，无论是题材过于政治化而导致口碑两极分化的《林肯》，抑或过于追求思辨而不被评委所喜爱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与《逃离德黑兰》相比都没有明显的优势，何况后者还有「真实事件」以及「美国主旋律」等标签的加持，因此它的获奖并不意外。

本片的成功，最值得赞誉的当属导演本·阿弗莱克。如果说大本时好时坏、面无表情、永远扬着下巴、经常遭到嘲讽的演技让人难以定性的话，那么他的导演才华则是毋容置疑的。以《失踪的宝贝》为起点，到紧张精彩的《城中大盗》，再到捧起「小金人」的《逃离德黑兰》，三部作品、三种类型，绝对能够打脸那些因其演技而低估他导演能力的质疑。

虽然本片有着事实依据，但事件本身并没有影片所呈现的那种惊心动魄。从故事原型到电影剧本，编导势必要做出一定的加法和减法。大本的叙事策略之一是尽可能不去触及政府形象和问题争端，并回避了一些客观问题，将焦点紧紧扣住「营救」这个话题。在这一点上，他一方面使用了许多历史画面和新闻报道来增加真实感和严肃性，另一方面用多线索的叙述手段来拓宽叙事空间，营造戏剧效果。

细数影片涉及的叙事线索，足有六条之多：一、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国王巴列维流亡美国，伊朗人民要求引渡国王，继而攻占美国大使馆，这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二、美国大使馆中的六人在混乱中躲进加拿大大使馆，虽然暂时安全，但仍有被发现的危险；三、以中央情报局为中心的美国政府开始制订营救计划；四、托尼·门德斯的「假电影」计划得到批准，接着他又说服了好莱坞化妆大师约翰·钱伯斯和制片人莱斯特·西格尔组成三人团队，展开具体营救方案；五、美国国内爆发游行，政坛形势迫使营救计划出现意外转折；六、加拿大政府通知召回使馆人员，意味着六人将失去庇护。线索如此众多，加上历史细节，一旦把握不好很容易造成叙事节奏的混乱，但阿弗莱克显露出游刃有余的掌控与调度能力，使整部影片的氛围显得张弛有度。

既然是美国主旋律，那么自然就少不了爱国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渲染，这也是好莱坞经典叙事模式的重要构件。本片中的托尼·门德斯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载体，事件发生时他刚刚担任中情局技术服务办公室鉴定处的处长，上任第一天就接到了营救任务。作为老牌情报人员，他十分希望以自己的行动来实现个人价值，但同时也肩负着六位外交官的生命安全，更代表了整个中情局的办事能力乃至美利坚的国家尊严。

英雄不但需要勇气，更离不开关键时刻的机智和责任感。如果说门德斯的足智多谋体现在了能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提出了这一套看似荒谬的计划并将一切工作准备就绪，那么当美国政府下令取消任务时，他展示出了极强的责任感，顶着巨大的压力，以一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果敢决绝坚持把营救任务进行到底。可以说，对于门德斯而言，他前进道路上的「反派人物」不只是伊朗人，还包括了此前对营救计划不看好、不理解、不配合、甚至设置阻碍的自己人。其实，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任务被取消的情况，这一故意改动为塑造人物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爱国主义」更多表现在了他的两位搭档钱伯斯和西格尔身上，以门德斯为代表的中情局人员执行计划是职责所在、无可厚非，但钱伯斯和西格尔的义无反顾和全力襄助更值得赞佩。

《逃离德黑兰》最精彩的部分在影片的后三分之一，现实中六人在机场海关的畅通无阻到了阿弗莱克手里又被掰开揉碎、仔细咀嚼到了连骨头渣子都没剩。在门德斯带领六位外交官通过德黑兰机场的段落，大本纯熟地运用了经典零度剪辑和多时空平行剪辑的手法。前一种手法用大量碎片化的镜头拼接组合，营造出了紧张焦虑的氛围，增加了叙事张力和悬疑效果。而后一种手法更是用频繁的镜头切换串联起了七个不同的空间（德黑兰大街、德黑兰机场、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美国中情局、白宫、伊朗革命军指挥总部、洛杉矶制片厂），这七段平行蒙太奇的相互交织，使得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环环相扣，既不失逻辑上的缜密，又让逃离的过程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纵观整个部分的剪辑水准，其转场之流畅、时间拿捏之精准堪称完美无暇，影片能荣膺奥斯卡最佳剪辑奖自是实至名归。

当然，作为美国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载体，《逃离德黑兰》存在的争议也不少。譬如来自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的声音便批评了影片过度夸大了美国中情局的作用，淡化甚或忽视了三国政府在事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反应最激烈的自然是故事的发生地，伊朗政府指责这部电影歪曲客观事实、蓄意丑化伊朗人民和革命者，严重损害了伊朗的国际形象。在本片的镜头中，整个伊朗被军事管制下的气氛所笼罩，到处都是暴戾疯狂的伊斯兰革命者和歇斯底里的伊朗平民，所有人的面部表情都透着恐怖主义的气息。

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看，影片中伊朗的异质化是由美国权利话语所创造和建构、作为野蛮行为的证据而被生产出来的。这里并不是说伊朗的行为不存在，但当它出现在美国再现的系统内时，便被赋予非常特别、非常有力的作用，并根据事先安排好的有利于美国文化殖民需要的方式被定义。事实上，在此次事件中，伊朗的行为是值得同情的，而美国才是存有道义劣势的一方。因为伊朗革命的根源是美国觊觎伊朗的石油资源、企图巩固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地位。若非美国扶植傀儡政权，堂而皇之地干涉伊朗内政，就不会引起伊朗的民愤，所以人质危机的发生完全是美国自食其果。只是，大学主修中东问题的本·阿弗莱克「聪明」地把这一事件从历史中剥离了出来，仅在开头将背景一笔带过，随后花了大量的笔墨把所有责任推给人神共诛的历史罪人巴列维，让美国很自然地沦为这次暴力事件的无辜受害者，成为被伊朗这个全民恐怖的国家宰割的羔羊。

所谓强势文化的话语权么，联想到现阶段某灯塔国的种种表演，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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