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50多年前被错误报道的凶杀案，常常被引用为美国人丧失侠义互助精神，堕落为冷漠旁观者的典型事例，它被用来抨击现状或呼吁道德重建，却因煽动了公众情绪而推进了法制改革。目击凶杀案的旁观者应在何种程度上承担责任？旁观者面临的困境又是什么？新闻书写与历史真相之间孰轻孰重？

1964年3月13日凌晨，美国纽约市一名年轻女子，昵称“基蒂”的凯瑟琳·吉诺维斯在自家门前被黑人男子温斯顿·莫斯利强奸并杀死（下文简称“基蒂案”）。犯罪过程共持续33分钟，28岁的受害者基蒂全身共有13处穿刺伤，凶手两度追杀基蒂，三次拿刀捅向她。

尽管罪犯极其残忍，但在当时每年都会发生几百起凶杀案的纽约，基蒂案也不算十分特别，即使见报也只是被刊登在报纸一角的简讯版块中。直到《纽约时报》在头版刊发长篇调查报道，基蒂的死才触发了美国民众史无前例的汹涌怒火。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凶案发生时，共有38人耳闻或目击。基蒂被刀捅后，叫声凄厉，足以惊醒附近的邻居和行人。但在场的38人无一人报警，任由基蒂死于血泊之中。

这篇报道的开篇是这样的：“皇后区邱园有38位可敬的守法市民在半个多小时里围观了一起凶手尾随并分三次用刀攻击一名女性致死的案件。这些市民发出的声音以及卧室亮起的灯光两次吓退了凶手。但他稍后又两次返回并继续对被害女性行凶。没有一个人在此过程中拨打报警电话，只有一位证人在该女性已经身亡后报警”。

在此后的50多年中，基蒂的遭遇被人搬上荧幕，写入歌词，案件中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不断隐晦地出现在各种影视剧和真实案件改编的故事里。吉诺维斯案在美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案件，从未淡出公众视线。而每当类似的罪案发生，公众对于旁观者的谴责声也始终不绝于耳。旁观者仿佛成了都市恐怖故事的主角。

事发30年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还曾到访案发现场，呼唤民众团结：“（莫斯利）给我们传达了一个关于当时社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的令人心寒的讯息，让我们发现自己非但一直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本质上是孤独一人的。”

然而，真相果真如此吗？

在吉诺维斯案发生数十年后，记者凯文·库克通过警察局档案、庭审记录和多番的亲身追索和走访，逐步还原了这桩罪案的细枝末节，最终写成一部非虚构作品，从而揭开了旁观者群体和罪案背后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旁观者》的前半部分以受害者基蒂的生命历程和凶手莫斯利的家庭生活为线索，话分两头，交替叙述。两条线索在凶案发生当天合二为一。后半部分则揭露了《纽约时报》为追求新闻点，对报道中所涉的细节做了不实处理。在《纽约时报》炮制的“38个旁观者”中，固然有少数真正胆怯和冷漠之人，但也有人报案，有人冲出自己的居所守护垂死的受害人基蒂。

“根据记者凯文·库克的还原，事实上，案发现场只有五六个人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知道详情的有2位，1位因为胆怯没有报警，另一位马上报警了，而不是《纽约时报》中报道的38个知情人，并且基蒂并非孤独地死在血泊之中，报警的妇女最后冲出居所抱住了受害人基蒂等待救护车到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说。

基蒂案给美国带来的改变是其他凶杀案无法比拟的。新闻报道出现了严重事实错误，但却意外地推动了社会改革。它促进美国报警电话系统的改革，为方便民众报警，统一了911作为报警电话号码。

不仅如此，还促使了罪犯登记制度和《见义勇为法》（“GoodSamaritan”laws）的生效。 Samaritan译成中文是“撒玛利亚人”或“乐善好施者”。这一典故来自圣经的《路加福音10》“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The Parable of the Good Samaritan）。该章节的故事是“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落到了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了他，但从他身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末人来到这个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他的身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恻隐之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扎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旅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又拿出二钱银子来，替他交给了店主。”

《见义勇为法》立法意向是为了保护救助伤病人员的好心人，使其不至于因为做好事反而惹祸上身。这些法律的作用是打消旁观者的顾虑——生怕因为施救而成为被告，为无意造成的伤亡而承担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马凌提醒读者，该案件中“新闻的书写和历史的书写”关系非常特别，“新闻报道事实错误了，但引发的社会舆论最后推动了司法进步，这又对了。如果当时《纽约时报》正确报道了案件，或许这件凶杀案很快就被人遗忘了。去年《牛津词典》收录了‘后真相’一词，在信息传播迅速，新闻发布端越发达的年代，今天得到的真相，也许明天就会被推翻。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诉之情感的真相更能激发人的情感。”

“什么是事实？什么又是真相？十个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是摸到事实，但不是真相，可摸象的当事人也许都认为自己感受到的是真实。”

纪实报告与访谈栏目作者康宸玮说：“美国民众热衷报警的社会氛围也是由基蒂案引发的，这件被错误报道的事情产生了正面影响，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如果你想自己的国家有正义常在，就要参与进正义的每一场事件中去’。在我们身边也会有类似的案例。非虚构写作其实有很高的要求，书写者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摸索尽可能的真相，并呈现出来，我们也可以借着基蒂案思考非虚构写作的局限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