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他们不仅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而且在*、经济、外交上的各种要求都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就使得整个立宪运动，有着积极、合理的一面。就统治阶级的主要倾向看，他们是愿意立宪的，其中的有些人，也确实想通过立宪达到自己的目的。但立宪所带来的结果，对他们能否如愿以偿，还是个未知数。所以，当立宪提上日程之后，统治者又瞻前顾后，游移不定，在一片恐惧之中，战战兢兢地进行了预备活动。

　　人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赞同和支持了中国的立宪，清政府寄挽救危亡之希望于立宪，资产阶级立宪派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又积极吁请立宪，各自的利益天壤之别，为什么在立宪问题上却殊途同归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总是辩证的，同一事物，往往具有多种属性和多种矛盾，既具有这种属性又同时具有其它属性，这就是事物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预备立宪”之所以同时寄托了上述各阶级、集团的利益，除了它本身包含的多种属性，从不同的角度，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上述阶级、集团的利益外，同时还由于：一、各阶级、集团对立宪的理解及其赋于它的具体理想不同。目标不一，形成了暂时的“同路”，这在很多事物中，并不是奇怪的事；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是不断前进的。任何一种社会，除了那些革命爆发时期引起的突变、飞跃，推动了社会的进程外，在革命危机尚未成熟之前出现的任何社会现象（除个别倒退现象外），一般地，总具有量变、渐进的性质。“预备立宪”，同样具有这种性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