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王朝是被来自海上的敌人推翻的。相反，来自陆疆，尤其是北部边疆的强敌外患，却几乎无朝无之，所以“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但清廷入关以后，世界格局已变，清王朝在海陆两方面同时遇到新的对手。

　　清朝前期的治边重点仍在西北，其内容和性质却与前朝根本不同。随着清代社会持续变化和西力东渐趋势的增强，东南海疆风起云涌，万象纷呈，其复杂深刻的连番动荡，更是历朝历代所无法比拟的。

“陆疆”“海疆”孰轻孰重?

　　清代海疆地区由于地理条件、人口构成、交通建置、国际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等各方面与陆疆截然不同，故其管治政策包含的内容亦大不一样。粗略分之，似有以下三个方面：

　　政治上包括海禁政策、移民政策、海岛政策(主要是治台与治琼政策)、海疆民族政策以及治安保甲、海上交通制度等;军事上包括沿海内外防御政策、外海水师和近代海军的建设与管理、海上巡哨制等;经济上包括海内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海关制度、公行制度等;对外关系则包括外交政策(含海外属国政策)、禁烟、禁教以及一系列限制外人的政策法规等。

　　与陆疆政策相比，清代海疆政策既有庞杂的内容，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政策的对象不同。中国陆地边疆绝大多数是民族地区，清廷的治理对象除极少数国外入境商民外，绝大部分为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而海疆政策的治理对象，除台湾和海南少数土著民族外，更多是汉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洋人。对汉人与洋人又各有侧重：在乾隆朝以前，清廷以防内为主，即防备不法之人潜聚台湾，或商民出海与外勾结，图谋不轨;自乾隆朝起及以后，则主要是限制不法洋商和防备欧美等殖民主义者的入侵。

　　其次，清代腹地边疆，朝廷有专门机构理藩院管理，体制甚隆，权不外假，从来治边大政，未曾付诸宗室以外的汉蒙回藏各族。但沿海边疆以汉人为主，无“藩”可理，且海战为八旗兵所短，万里海疆清廷一无专门机构，二无嫡系之旅，不得不依赖督抚，委之汉人，所以防范限制政策十分突出，这集中反映在“禁”与“防”二字上。如台湾统一前，有“禁海迁界”政策、边禁政策以及沿海商民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等。

　　另外，清代海疆地区除渔、林、工、贸以外，主要是农业经济，且治理对象亦是以汉人和洋人为主，故其海疆政策的宗旨是大陆化、集权化和中国化，而不是西北民族地区的“因俗设官”“因俗而治”。即使是对台湾高山族和海南黎、苗等少数民族，亦同样推行内地化政策，强调传统汉人社会的“道一风同”。

“善筹边者，却敌而已”

　　与陆疆政策相比，清代的海疆政策形成稍晚，约在顺治、康熙两朝。此时，近代以前的清廷海疆政策，如有清一代“以汉治海”的沿海防御体系，以“为防台而治台”的治台政策，以及海关制度、海内外贸易政策、海疆民族政策、海上治安与交通制度，还有对外限制防范的一系列政策等，均已大体形成。

　　随着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宣布“开海贸易”以及随后中外交往的日趋密切，中国海疆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与此相应，雍乾两朝清廷的海疆政策亦逐步完善和深化。这主要表现在对内八旗水师的创办，水陆联汛联保制度的最终形成，公行制度的建立，南洋政策的发展以及治台政策的完善等。对外则是强化澳门管理，推行“一口通商”以及管理外商等一系列严密措施。

　　回顾清代海疆政策的发展变化，不难看出，除受内部环境影响之外，更多的是受到外部环境的压力和制约。乾隆朝以后，以英国为首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侵华步伐，清廷海疆政策不得不随之逐步调整。到嘉庆、道光两朝，清廷整个治边政策呈现两大明显转折：一是治边重心逐步从陆疆转向海疆，二是海疆政策对内日渐松弛，对外则日趋强化。这是西北陆疆巩固之后，清王朝治边战略的第二次大转移。到近代以后，列强海陆并进，而海更急于陆，清廷的海疆政策又进入了一个御侮救亡的新阶段。

　　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政权，为维护其长久的统治利益，在治边政策上不仅集传统王朝之大成，而且因时因地制宜多有发挥。但其在积极吸取汉族文化的同时，亦受到传统思想的严重束缚，形成既有少数民族特色，又体现儒家治国方略的边疆政策。如不管是陆疆还是海疆，清朝都是在积极进取之后巩固防守，而不是漫无约束地扩张领土，充分体现了“天子守在四夷”这一经典信条。

　　清入关以后，尽管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兴起，中国海疆环境已发生历史性巨变，但以自我为中心的闭关自守，仍然是清代边疆政策的不变原则，在海疆政策上表现尤为明显。这种“以守为主”的治边政策，完全以政治为出发点，其目标在“宁缉边疆，相安为用”，以海岛、藩属为屏障，最终达到拱卫京师、维护中央王朝之目的。因此，它对周边藩属的要求是“不侵不叛”，经济上并不求其土地财货之利，即儒家所谓“善筹边者，却敌而已，开疆辟土，利其有者，非圣主所欲为”。加上清廷本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其在利用汉人的同时，又不能不采取各种防范措施，给清代海疆政策蒙上了一层保守的色彩，对海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开发十分不利。

王朝“克星”祸起东南

　　毫无疑问，在西方殖民主义横行世界的年代，清朝保守的海疆政策很大程度上抵制和延缓了外敌的入侵，但同时也导致跟外部世界的隔离，拉开了中国与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造成后来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归咎于某一个皇帝的失策，因为中央王朝面对的敌手，已不是西北地区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而是工业革命之后气势正盛的新兴资本主义各国。他们咄咄逼人的联合进攻，使仍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不得不咽下苦果。

　　应该指出的是，康熙亲政以后，对西方科学曾十分钦慕，清廷对传教士和外商的政策也相当宽容。台湾归清后，清朝又主动开海贸易，并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讲，当时的清王朝都不可能摒弃根深蒂固的文化和制度，接受某些资本主义的改革。所以，康熙帝晚年转向保守防范，既是千百年中国传统观念约束下的必然反应，亦是外力压迫的自然结果。“康雍乾盛世”的百余年间，尽管海上的外来势力对清廷统治尚未构成实质性威胁，但敏锐的康、雍两帝已预感到，王朝的克星将要升起，乾、嘉两朝虽不断加强东南海疆的防范，但无可奈何花落去。(来源：《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