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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恢恢！7月26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许国利故意杀人案，判处其死刑。

图源：新浪新闻

这件一年前轰动全国的“杭州杀妻案”，终于迎来结局。

但时至今日，大家提起许国利——这个残忍杀害妻子、并对外淡定宣称妻子失踪的“恐怖丈夫”时，依旧会被他作案手段之残忍、心理素质之可怖，吓出一身冷汗。

案发前，面对记者的采访，许国利显得非常淡定

这件事能够引发如此大范围的关注，除了案件本身的毛骨悚然，媒体报道的力量不可或缺。种种揣测、渲染、深挖的言论，值得我们如今重新思考。

01

“离奇”案件背后的纷乱舆论场

还记得，“杭州女子失踪”的新闻一经传出，媒体蜂拥而上，抓住许国利所说的“一个人她出不去的”做文章，暗示妻子与情人夜间私奔，随后又对“如何从密室中逃脱、如何避开监控”展开了火热的讨论……

对此案“离奇”和“伦理”特质的渲染，瞬间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部分媒体报道标题↑

待许国利落网后，警方并未披露案件的具体细节，给大众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一阶段，舆论主要聚焦于“许国利的作案动机”，很多媒体都不约而同地追溯了许国利的童年经历，认为不幸的童年给其反社会行为种下诱因。

近期死刑判决公布后，类似的新闻再次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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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媒体报道摘录

媒体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需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

一方面，将一场看似寻常的失踪案变成了全民关注的大新闻，为公安部门施加了一定的舆论压力；破案过程中，媒体采访也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很多线索；这都是媒体所发挥的积极的监督作用。

另一方面，不管是为了博人眼球买还是为了还原真相，媒体不吝笔墨地去描述受害者和嫌疑人的“生平经历”，也为许国利的杀人动机提供了多种解释……

这就牵扯到大家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明确杀人犯死刑的情况下，发掘其背后的动机还有意义吗？

对公开恶性杀人事件的加害者展开报道、并面向社会公开分析其犯罪原因，这究竟是媒体的责任和自由，还是媒体权利的滥觞？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舆论中的个体，又是否应该围观一个杀人凶手的生平经历，参与“全民破案”大讨论呢？

02

媒体是否会成为“二次加害者”？

2018年播出的韩剧《过来抱抱我》，反映了追逐热点的媒体成为加害者的工具，对受害者施加二次伤害的现象。

剧情走得是韩剧爱恨纠葛、酸爽虐恋路线：男主的父亲是具有反社会人格的连环杀人犯，最后一次作案杀死了女主角的父母，随后被男主角举报入狱。

从此，男女主角各自改换身份，隐姓埋名生活；风波看似过去，但媒体一直没有放过这个新闻热点。

在一位著名记者的帮助下，这位杀人犯父亲竟然成功出版了封面印着自己头像的自传！自传中，不仅详细地披露自己的作案经历，还公布了被害者和自己孩子的个人信息。

杀人犯表达了自己忏悔的心情，并从童年经历中分析了自己走上歧途的原因，声称“我和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你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过来抱抱我》中杀人犯出版的自传

在男主看来，父亲在自传中提到的童年经历影响是一派胡言！实际上，父亲并没有受到过社会的伤害，只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

这部剧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恶不是养成的”，不是所有的恶行都能从原生家庭中找到借口。比如男主人公，即使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也依然长成了一名正直善良的人。

剧中，自传一上市便销量狂飙，给凶手带来了丰厚的版税受益，但同时也给受害者和凶手的家属造成了难以计量的伤害。

与此同时，记者们如闻到血腥味的秃鹫，在巨大的利益和关注度面前，肆无忌惮地消费死者、消费悲剧、吃人血馒头：

他们闯入凶手善良的前妻开的小饭店，穷追不舍地追问各种私人信息，逼得无辜的她和女儿不断搬家；

记者追问无辜的前妻和女儿

他们得知凶手的儿子——男主人公竟然以优异的成绩从警察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刑警后，冲进学校颁奖典礼的现场，向全国观众披露已经更名改姓的男主人公的近况；

而隐姓埋名的女主人公此时已经成为了明星，也多次被公开逼问父母被杀害当日的细节，迫使她一次次回想事发当日的画面……

持续为杀人犯发声的媒体人们，其实并不相信自传里所写的内容，但看中了其中的新闻价值，便丝毫不考虑受害者的情绪和凶手家属的隐私。

自认为正义的记者

不管是赚得盆板钵满的出版社，还是“披着正义调查外衣作恶”的记者，难道不都是在用文字对逝者进行“二次杀害”吗？

剧中不断闪烁的摄像头，成为了媒体过度窥探的象征。当密集的摄像头对着镜头发出一道道闪光，观众也会感受到强烈的不适感。

这是对所有人的质问：作为这些媒体的受众，观看他们发布的内容，是否也是一种残忍？

毕竟，媒体需要的正是关注的目光。所有给他们报道眼神的观众，都是在用审视的目光为其推波助澜。

现实生活中也不乏类似的场景。

2018年，几家著名媒体的记者公开发起“寻找汤兰兰”的活动，质疑声称自己遭到家人和村民强奸的少女“把全家人送进了监狱”，公开少女的信息，呼吁案件重审，最后迫使被警方保护、改换身份过上新生活的少女站出来发声。

“寻找汤兰兰”新闻原文截图

媒体利用了公信力，对案件中的受害女孩进行了公开宣判，最后发现是一场乌龙。但事已至此，女孩好不容易才走向平静的生活，又一次遭到了破坏。

“汤兰兰们”所遭受的二次伤害和心理创伤，谁负责来安抚和赔偿呢？

让我们回到许国利一案，很多媒体只是了解到许国利年幼时母亲去世，便将他的犯罪行为诱导性地和“童年创伤”等关键词拼贴在一起。

但是，有多少人从未曾在原生家庭中受到过伤害？是否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童年经历？如果一味武断地合理化罪犯的行为，是否构成了对受害者及其亲人的再次伤害？

怀着或猎奇、或探究、或消遣的心理的我们，时刻需要警惕：津津乐道于这些报道时，很有可能也成为了加害者的“帮凶”。

03

罪犯有发声的权利吗？

关于“我们是否要了解杀人犯的生平”的问题，很多人抱有不同的看法。

2019年台湾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通过核心人物“律师王赦”，从相反的角度进行了讨论。

全剧一开场，王赦就因为替无差别杀人案的凶手李晓明辩护，而被愤怒的抗议群众泼粪。

即使李晓明已经被宣判死刑，且本人已经放弃了上诉，只求速死，王赦依然坚持寻找对李晓明有利的证据，为其辩护。

《我们与恶的距离》截图

这不是这位律师第一次为刑事案件中的加害者辩护。

他曾多次担任患有精神疾病的嫌疑人、强奸犯的辩护律师，因此常常被理解成为了名利而为虎作伥的帮凶。

但实际上，作为人权律师，王赦所获得的薪水微薄，甚至难以负担家庭。他坚持为刑事案件中的加害者辩护，是因为心中怀有特别的对正义的信念。

他认为，在法治社会，必须提供给罪犯说话的机会，这样才能摸清造成犯罪的根本原因，防患于未然。

王赦拥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也曾差点因为一念之差走上犯罪的道路。个人的经历使他认为，善与恶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犯罪者可能原本并不是坏人，而好人在伸张正义的时候可能会变相成为施暴者。他相信，善恶有可能只是一念之间的选择。

在他的劝说下，媒体人刘昭国——同时也是在李晓明无差别杀人案中死去的男孩的父亲，同意借助自己媒体人的身份，为地方政府施加舆论压力，从而暂缓执行李晓明的死刑，以获得更多时间探寻真相▼

最终，当地为了平息民愤，还是在未走完法律程序的情况下，提前处死了李晓明，王赦在酒后悲愤地质问：“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谁有标准答案？”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允的媒体，又有义务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发声的机会，探讨事实的真相，从而引起人们的警戒，防止悲剧再一次发生。

比如，在著名的“聂树斌冤案”中，被错判强奸妇女、故意杀人而被判处死刑的青年聂树斌，于2017年终于获得了平反。

“巴蜀法眼”记者节特辑：

案件因媒体的不懈努力发声转机

这一结果离不开《河南商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记者11年以来的跟进报道。

倘若不能激起舆论的关注，这一案件可能会继续石沉大海。

04

众声喧哗中，媒体的“尺度”在哪里？

在“贩卖隐私博取关注”与“探寻真相和正义”之间，有一条微妙的红线。为了掌握好这个尺度，媒体报道恶性杀人事件中的凶手时，应该讲究方法。

曹林在《时评写作十六讲》中，向新闻评论员提出了几条建议，小北认为可以给新闻从业者和阅读新闻的我们提供一些启发。

曹林提出，新闻评论员要有独立判断的意识，关注伪问题背后的真问题，不要跟着记者预设的立场走。

舆论场常常会情绪化地生产一些有着强烈诱惑的伪问题，比如记者写新闻时，为了弄一个大新闻，可能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根据这个观念强行做新闻，误导受众。

美剧《新闻编辑室》截图

比如，当杭州女子的亲属以“失踪”名义报案后，很多媒体便选择“私奔”“梦游”“密室逃脱”等离奇的角度，拼贴事件的相关内容，以吸引眼球，结果却误导了读者和观众。

此外，曹林认为，新闻评论员不该过度阐释极端个案。

比如，《过来抱抱我》中的连环杀人犯就属于极端个案，是身上有着极端反社会人格的人制造的血案，并不一定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不是每一起让人震惊的血案背后都有一个深刻的社会原因。

评论者的一个习惯是，喜欢将不可理解的社会问题都推给一个抽象的体制，或套进一个方便使用的“套路”，而不深入个案和事实，去寻找具体个案中的根源，于是就有了很多脱离事实的过度阐释。

媒体总是希望将个案上升到一个宏大的社会问题，有某个“深层次问题”作为根源，并总结为某种共性和规律的东西，比如将许国利案归结到不幸的童年。

但其实，不同的个案，背后有不同的问题，用共同的规律和通用的判断套路去硬套个案，只会扭曲个案和事实，无法形成有效的反思。

过度阐释貌似深刻，却是脱离个案事实的胡说八道，越貌似深刻，离事实越远。

曹林也指出，对于有的案件，不评论反而是理性的体现。当案件还在调查中时，事实并不清楚，一些媒体会在渲染案件的血腥、暴力和恐惧时，把各种符号拼凑在一起，诱导公众去猜测和脑补案件的原因。

有些事件可以靠想象去推理，但像许国利案这种复杂的案件，每一步归因和推理都要建立在确凿的事实基础上，不能根据一鳞半爪的碎片去拼凑出一个自以为是的完整图景，再把自己的分析建立在这种想象上。

因此，在事实不清时，沉住气，不参与评论，不去向混乱的舆论场输送混乱的判断，反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

毕竟，文字具有巨大的力量，可以成为弱者的支柱，也可以成为伤人的利器。因此，每一个媒体人都要珍惜手中的笔，在需要的时候不吝笔墨，有些时候也要学会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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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杭州杀妻案凶手被判死刑！杀人犯的生平经历该被详细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