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两千多年前，在云南昆明滇池地域有一个古王国——滇国，《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曾多次提及。上世纪50年代，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出土一批古滇国货币——贝壳和超过万件的青铜器，贮贝器便是其中之一。

1992年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出土的西汉青铜祭祀贮贝器，器身为铜鼓形，鼓面加盖，胴腰间有4个半环形耳，底有3足。胴、腰部分别饰有羽人划船纹、舞蹈纹、弦纹、三角齿纹及同心圆纹等。盖上铸有35个人和2匹马，表现了播种祭祀的场面。

滇国畜牧业比较发达。当时的家畜家禽主要有牛、马、羊、猪、狗和鸡、鸭等品种，其中牛的数量最多。这些牛全部为黄牛，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体型较大，前额宽广，大耳，角长且上翘，颈项上有突起的肉峰，四肢粗大，颈下垂肌发达，长尾。另一种体型较小，前额突起，两角弯曲下垂，颈项上有突起的高肉峰，阔尾。此类黄牛数量较少，生存于我国今甘肃、新疆及中亚一带，后来可能随当地的游牧民族传入云南，为滇国居民饲养。

贮贝器器盖上的动物，有牛、羊、马、猴、鸟、虎等多种，尤以牛形为最多，因为牛是表示富有的象征。下图中为一件西汉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该器盖呈斗笠状，顶端有一圆孔，器盖上铸七牛，其中六牛顺时针方向环绕排列于器盖边缘，中间一牛伫立于青铜鼓上，耸然独出于众牛之上。牛角弯且长，四肢呈直线为静立状，其造型既健壮威武，形态又娇小可爱，闪烁着夺目的艺术光辉。滇国青铜贮贝器上的牛饰，从一牛到八牛不等，人们把牛这种代表财富的形象搬上贮贝器，其寓意不言自明了。

贮贝器器盖上的人物形象，也可以分为奴隶主、贵族、奴隶、士兵等几类。古滇国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所以奴隶主与贵族的形象在滇国青铜器上很常见。文中一开始，我们介绍的国家博物馆“秦汉文明”展中的西汉青铜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其器盖上焊接一组立体雕像，分为里外两层。外层是四头肥硕的犍牛，呈逆时针方向排列。里层台上有一立马，昂首嘶鸣，马上有一骑士，双手控缰，腰间佩剑，通体鎏金，显得格外醒目突出。在众牛的环绕下，一位鎏金佩剑骑士突现眼前，它告诉世人：他是古滇国的一位重要人物，不是奴隶主，就是贵族。

西汉贡纳场面青铜贮贝器，此器原由重叠的两鼓组成，出土时上鼓已残，下鼓鼓口铸有立体人物、牛马等，胴、腰间铸4环耳，器身下部铸4卧牛。根据发式、装束及行进之状，口沿所铸雕像大致可以分为7组，每组多者4人，少者2人，其为首者均盛装佩剑，后随者或牵牛引马，或负物，生动展示了臣服的诸族来向滇王纳贡的场面。

据研究，在这些族中，可以明显区分出“椎髻”的滇人和“编发”的昆明人，还可以在同为“椎髻”的滇人中发现其梳髻位置和服饰又大不相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背物牵牛这组人物均深目高鼻，穿长裤。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滇西地区还有“身毒之民”和“僄越人”侨居，表明古代云南地区居民成分是相当复杂的。

西汉诅盟场面青铜贮贝器，通高51厘米，盖径32厘米，底径29.7厘米，此器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残缺者未计入），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此贮贝器器身呈筒形，腰微束，两侧有对称的虎形耳，底部有3只兽爪足。盖上铸1间干栏式房屋及各种人物127个（未计残缺者）。房屋建筑主要由屋顶和平台构成。屋顶呈人字形，平台由小柱支撑，上面高凳上垂足坐着一位主祭人。这位主祭人的周围放置16面青铜鼓，其左前方和右侧均为参与祭祀者，面前摆放着祭品。平台左右两侧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和持器盛物的妇女等。

《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论当时的南中习俗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又《建宁郡·味县》条下云：“有明月社，夷、晋不奉官，则官与共盟于此社也。”都说明诅盟为古代西南民族中极为盛行的一种风俗，凡有重大事件都要用盟誓来约束，设立祭坛，供奉祭品，举行典礼。从此贮贝器的器盖上平台后面杀人祭柱场面来推测，这是一次立柱祭社的仪式。

贮贝器是滇人独有的贮存海贝的青铜容器，贮贝器的器盖之上，采用分铸再焊接的手法，装饰了许多立体雕像，内容涉及纺织、狩猎、战争、祭祀等许多方面，场面大，人物多，雕琢细，是古滇国社会历史的真实缩影。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