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不断升级的背景下，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吴晗写的京剧剧本。早在１９５９年４月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冒死上谏的精神。会后不久，根据这个精神，吴晗开始写作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错误地对彭德怀开展批判后，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彭德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右派海瑞”。1965年底开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以对所谓“右派海瑞”的批判展开的。

从１９６２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就对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康生在1964年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１９６５年２月，江青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用江青的话讲，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姚文元这篇批判文章，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猛烈攻击《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反感。《文汇报》收到表示不同意见的来信来稿达数千件。许多著名学者斥责姚文“陷人于罪”，表示“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中央曾有规定，对知名人物的批判要经过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对《文汇报》未经批准突然登出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感到极不正常。在不了解文章背景的情况下，他告诉北京市委，吴晗问题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在姚文发表的十多天内，除华东地区几家报纸予以转载外，北京和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报刊未作转载。为此，毛泽东提出由上海出小册子。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订购数很少。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中央书记处在大体了解姚文发表的背景后，指示北京的报纸予以转载。根据周恩来和彭真的意见，《人民日报》在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３０日第五版“学术研究”专刊上加以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仍然是主张把讨论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处理。此后，北京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发表了少量对姚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吴晗和《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到：《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１９５９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谈话传开以后，一些批判文章的调门进一步升高，批判范围迅速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１９６６年１月中旬，中央宣传部收到《红旗》杂志编委关锋、《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各写的一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因对文章中一些上纲很高的提法是否适于公开发表没有把握，于是摘要上报请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２月３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印发了包括上述文章摘要在内的七个材料，反映的都是学术批判引起紧张形势和有关方面提出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会议认为，要制定出若干指导方针，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会后，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的“左”的提法，但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引导运动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二月提纲”还指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个提纲，连同所附的七个材料，报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２月５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认可。２月８日，彭真、陆定一、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２月１２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要求各级党委“照此执行”。“二月提纲”的形成，反映了党内相当多数同志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所持的慎重态度，但江青等人却对此极为不满。

此后不久，围绕着“二月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和文教部门扩大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斗争的焦点，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移到对“二月提纲”的否定；斗争的对象，从《海瑞罢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就更加明确地、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