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镖（董旭明/摄）

井头山人住在现在的宁波余姚三七市镇，宁波人对海鲜的热爱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展柜里摆出了一个“海鲜摊”：生蚝、海螺、蚶……各种各样的贝类应有尽有，还有不少海鱼的骨骼。除了鱼镖，他们还会用骨镞、鱼罩、渔网等工具渔猎，技术已经相对成熟。

当考古人员来到井头山人的家园，脚下是成堆成堆的贝壳山，这都是井头山人吃剩的海生贝类堆积而成。距今8300年的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贝丘遗址，遗址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海生贝类和海洋鱼类遗存。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多年，井头山遗址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发源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入选“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井头山人的“海鲜摊”，浙博之江馆一楼通史馆中还可以看到考古现场鲜切的贝壳“夹心蛋糕”

面对这样丰饶的海洋资源，不做一名“吃货”简直是对大海的不尊重，而高端的“吃货”不只关心“海鲜的一百种吃法”。

从文献上看，三国时期的《临海水土异物志》最早记录了浙东沿海的海产资源。但要说研究全面、细节丰富，就不得不提清代临海人王克恭所著的《鲞经》。

鲞（xiǎng），即鱼干；鲞经，就是一部制作鱼干的百科全书。王克恭根据祖辈传习下来的捕鱼经验，写成了这部“制鲞之法言”、“渔家之宝典”。书中内容从有关石首鱼鲞（黄鱼干）的典籍著录写到制作时地、工序流程，还包括了捕鱼的船网器具、渔汛风信、捕鱼方法，甚至于养殖方法、渔民习俗、贸易指南、渔业扩张意见等等，对于当下的海洋渔业科技、海洋气象、渔民风俗、非遗技艺等研究都有独到的历史参考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

《鲞经》序言部分。“石首鱼俗名黄鱼，浙东沿海皆有之……腊之成鲞，味雋而耐久藏……”（董旭明/摄）

搬不来的海上长城：

进阶的海塘

渔业兴旺、盐场遍布，浙江人向海而生，大海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生存资源。但是大海也有“脾气”。

海水易受潮汐、风暴等影响，会侵蚀沿岸平原，倒灌农田，对杭嘉湖和宁绍平原的生产生活构成巨大的威胁。于是在依海谋生的同时，沿海人民也在与海抗争，向海要地、与海争地。

时近中秋，钱塘江大潮的奇观又将如约而至。海塘一定要讲一讲，展厅中有一面清代鱼鳞石塘的一比一模型。

清代鱼鳞石塘模型

海宁鱼鳞石塘和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工程。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浙江水利佥事黄光昇取各家之长，在海盐首创了五横五纵鱼鳞塘。鱼鳞塘具有极强的抗冲刷能力，被誉为“万年塘”。到了清代，浙江巡抚朱轼、大学士稽曾筠等人又在前人基础上改进，海宁的鱼鳞大石塘成为清代浙江的典型塘型。从侧面看塘身，石塘层次排列如同鱼鳞，整齐美观又坚固，所以得了“鱼鳞塘”一名。

在展厅里，我们可以通过清代画家沈宗骞所画的《浙江海塘图卷》，一览当时钱塘江两岸的风貌。画面从富春江延伸到杭州湾北侧的黄盘洋，沿岸各大要口、城池等都标注清晰，两岸海塘类型和相关设施都一一记录。画作笔法细腻，设色精妙，既是一份详尽的海塘地图，又可作艺术品欣赏。

《浙江海塘图卷》（部分），标注清晰（董旭明/摄）

就像鱼鳞塘由塘石一层又一层堆叠，一代又一代的浙江官民为抵御海潮入侵、保卫城镇良田，用双手在杭州湾两岸不断修建海塘、增设护塘设施，塘体结构不断改进、筑塘技术不断提高。虽然海塘搬不来，展厅中的多媒体触控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海塘的进阶史。

浙江最早的海塘，可以追溯到东汉。南朝刘道真《钱唐记》记载了浙江最早的筑塘史料：东汉华信修防海大塘。东汉时期，西湖东面不远处就是汪洋大海。防海大塘将西湖与海隔绝之后，西湖逐渐由潟湖转变为淡水湖，杭州城在此后开始向东拓展。

唐代末年，萧绍海塘基本成型，当时的塘体是以土为主的土石混合材料；到了吴越国，钱镠在六和塔至艮山门一带修筑“捍海塘”，在土塘之前用木桩固定竹笼石塘，吴越国海塘基本消除了海潮对杭州城的威胁，奠定了杭州城的基本格局；北宋时候，两浙转运使陈尧佐和杭州知府戚伦创“柴塘”法；南宋定海县令唐叔翰又首创纵横叠砌桩基石塘……

直到明清时期，两岸海塘连成一线，形成颇为壮观的海上长城，浙江成为“天下粮仓”。

塘型的演变

首次亮相的“外贸爆款”：

它们乘商船、过港口

争渡！争渡！

数千年前，头戴羽冠的越族先民大概就在海上惊起过“鸥鹭”。羽人竞渡纹铜钺就描绘了这样的景象：四名划舟者头戴羽冠，双手持桨，奋力划船，让人联想到划龙舟。

除了艺术价值之外，这件出土于宁波鄞县的国家一级文物还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与考古价值，浙江人与大海的两种关系在它身上交汇。

羽人竞渡纹铜钺（董旭明/摄）

中国的东南沿海生活着一支古老民族，越族，他们善作舟楫，具有极强的海上航行能力，羽人竞渡纹铜钺就是越族的铜钺。钺上的羽人竞渡纹体现了越族人生产生活的场景，是先民依海为生的缩影；而它的存在本身，还是先民跨越大海进行文化交流的实证，越族风格的铜钺在湖南、广西等地也有出土，但铸有羽人竞渡纹样的铜钺仅此一例。

船，越划越大。随着海船制造技术的不断提升，以及天文、地文导航术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习惯远航。如果回到宋元之际的浙江海岸，可以感受到海上贸易真是繁荣，港口热闹极了。那时，浙江航海事业和海外贸易进入全盛期，商品远销东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

货经温州朔门古港的某位北宋商人眼光很别致，他有一件小巧的砚台，背面刻有滑稽的胡人头像和锚爪形纹样，十分有趣。我要是在当时的市面上见着，也要为这件背刻胡人像青白瓷砚买单。景德镇的青白瓷，刻上异域风情的胡人像，或许是当时读书人的时尚单品。

背刻胡人像青白瓷砚（董旭明/摄）

浙东的商港以宁波港最为著名，而随着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现，温州港被确认为我国宋元以来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千年前的“外贸爆款”龙泉青瓷就是从温州入海，走向世界。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包括背刻胡人像青白瓷砚、龙泉窑青瓷刻划花卉纹碗等在内的出土文物在展览中首次亮相。“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的盛世场景可见一斑。

龙泉窑青瓷刻划花卉纹碗（董旭明/摄）

湖田窑青白瓷盏托（董旭明/摄）

杭州、澉浦、乍浦、宁波、温州、台州、舟山等港口，都是古代海上丝路上的重要商港。策展人把这些重要港口的代表性货物聚在了一起：与印尼“黑石号”沉船所发现器型相似的越窑青瓷熏炉，是台州地区出水的唐代外销品；澉浦出土的南宋水军铜印是官方铸印场所文思院所铸，显示着澉浦港曾为军事港口的重要作用……

越窑青瓷熏炉（董旭明/摄）

“嘉兴府澉浦驻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铜军印（董旭明/摄）

有来，必有往。在宋元时候，进口的高丽青瓷也是达官显宦们爱不释手的器物。宁波余姚巍星路窖藏出土的这件高丽青瓷长颈瓶就是其中代表，造型规整匀称，釉色青绿似翡，釉层通透，如冰似玉，是高丽青瓷外销品中的上品。

约在9世纪末10世纪初，浙江的越窑青瓷烧制技术已经传到高丽，在今天的康津一带成功烧制出青瓷。除越窑青瓷之外，高丽青瓷在发展过程中又深受汝窑、龙泉窑等烧制技术的影响，高丽工匠烧制出翡色青瓷和镶嵌青瓷，宋元时期又通过海上贸易回到了青瓷的故乡。

高丽青瓷长颈瓶（董旭明/摄）

难得同框的一级品：

见证以海为媒的历史

和商人一样跨越重洋的，还有僧人和学者，他们要“交易”一些看不见的东西。

两件珍贵的佛教经卷在展览中实现了首次同框：两卷《妙法莲华经》。同为天台宗经典，一件是唐五代的刻本，一件是北宋的写本。后者以银书写，遇“佛”“如来”等字则用金书，一千多年过去，银字氧化暗淡，而金字仍然熠熠生辉，时间以一种可见的方式留在了经卷上。

唐五代刻本《妙法莲华经》

北宋写本银书《妙法莲华经》

更难得的是，它们对面还躺着一卷隋代的写本《大智度论》。

隋写本《大智度论》（董旭明/摄）

关键词呼之欲出：天台宗。

隋末唐初，高僧智顗奉《妙法莲华经》为主要经典，在天台山创立了天台宗，浙江从此成为四海僧侣的求法圣地。唐天宝十二年（753）鉴真法师东渡，将天台宗经典带到日本。奈良时代，最澄、圆珍等人渡海而来，问道天台。

到了五代吴越国时期，钱（弘）俶所造阿育王塔、所印《宝箧印经》等独具吴越特色的佛教艺术也经由海路传向日本及朝鲜半岛地区。

这面北方毗沙门天王线刻镜就很典型。在铜镜的背面线刻图像，这是钱俶统治期间吴越国工匠的首创，也成为了吴越国的传统。这面镜子线刻了北方毗沙门天王像，天王戴高冠、着甲胄，如果找到某个合适的角度，还可以看到天王右手托起的宝塔。

北方毗沙门天王线刻镜，天王隐约可见（董旭明/摄）

线刻镜在吴越、契丹及日本、朝鲜等地都有所发现，是十世纪以后东亚地区频繁海上文化交流的见证。

旁边精巧的蓝色磨刻花高颈玻璃舍利瓶则反映了宋代海上贸易及文化交流的繁荣。这件舍利瓶是典型的伊斯兰风格玻璃器，瓶底呈深蓝色，瓶身呈浅蓝色，上面磨刻有多种纹饰，应为舶来品。

蓝色磨刻花高颈玻璃舍利瓶（董旭明/摄）

船只往来的繁荣一直持续到明代，随着东南沿海的倭寇之患日趋严重，明代实行了海禁和朝贡贸易。宁波被指定为遣明使登陆的唯一口岸，浙江的风土人情、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由遣明使传送回国。

画僧雪舟等杨、贡使策彦周良随遣明使船队先后登陆宁波，以画作、日记等形式记录来华见闻，在特殊时期开展文化交流。明末清初著名儒学家朱舜水侨居日本，广泛传播中华文化，因其思想对日本社会发展影响深远，被称为“胜国宾师”。

展厅内景（董旭明/摄）

浙江与大海的往事暂叙到明清之际，展览的尾声，一段多媒体影像带我们回顾浙江人的一次次踏浪而出，从独木舟开始，渔船、商船、轮渡……代代浙江人依海而生、抵御海潮，在海上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在与大海相往还的过程中，淘洗出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和勇立潮头的精神品格，海洋精神已融入浙江人骨髓之中。

“海洋是自由开放的象征。”展览结语中综述，“向东是大海，是未来，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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