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启蒙辩证法》中，反思了传统理论背后的理性主义，并将矛头指向了现代性的起源——启蒙运动。他认为最初的启蒙是为了祛除神话，但是启蒙运动过度强调了理性的作用，导致了主客体的分离，人被异化为工具，建立在中立的、价值中立的基础上的工具理性崇拜导致启蒙又重新退化为神话，建立起新的对理性的盲目崇拜；理性知识是与权力纠缠在一起的，背后是压迫者的意识形态在操纵。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代表作有《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新音乐理论》等，他的主要观点为：

（1）“文化工业”指的是事物本身的标准化，扩散技术的理性化，文化工业时代是一个文化沦为商品的时代，文化产品的生产目的是为了与其他商品交换而达到商业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真正精神需要，是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个性化只是一种表象，个性本身会成为一种模式，被纳入到商业逻辑中。

（2）文化工业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系统具有同一性，晚期资本主义使文化工业成为整个现代化制度大厦的粘合剂，在文化消费领域也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加深了人的异化，大众文化根本不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文化，是资产阶级控制大众的文化工业。

（3）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过于简单地强调了生产方式对文化商品内容的决定作用，文化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标准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并不一定会产生出标准化的产品；同时也忽视了文化产品本身和受众解读过程中蕴含的解放性。

利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

洛文塔尔是德国批判理论家、文学社会学家和传播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大众文化研究为专业取向，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系统梳理了历史上通俗文化论战中交替出现的重要观点。他始终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应用于文学、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中，在文学理论、通俗文化理论和批判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马尔库塞是美籍犹太裔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单向度的人》、《审美之维》、《论解放》等。他的主要贡献有：

（1）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了“单向度”理论：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经济、政治制度还是科学、艺术、哲学和日常思维，都是“单面的”，只有承认和接受现实的一面，却没有否定和批判性的一面。“单向度的人”指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用各种方式引诱人们消费产品，人们在消费中不断得到一种虚假的满足，被现代社会吞没，丧失灵魂并且意识不到这种异化。

（2）“审美乌托邦”中强调艺术等文化的审美功能，文化应该让人们看到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世界，向人们描述一个“乌托邦世界”从而实现人的解放。但是这个观点违背马克思“实践真正解放人类”，因而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本雅明是德国著名的学者、作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被誉为“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代表作有《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论歌德的〈亲和力〉》、《德国悲剧的起源》、《单向街》等。他的主要贡献有：将视野从文化工业的生产延伸到了受众的接受一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论述了技术革命在当代所孵化的新的艺术样式——机械复制艺术。传统的艺术作品是不可复制的，使原作本身具有了一种神秘的“灵光”，而机械复制艺术品由于可以无限制地复制，没有了灵光，只具有展示的价值，受众在接受时是心神涣散。但它的广泛扩散，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受众的参与，这是传统艺术品所不具有的特征，肯定了大众文化解放和颠覆作用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德国作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代表作主要有《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交往与社会进化》、《合法性危机》等。他的主要贡献有：

（1）创造性地发展了“公共领域”概念，公共领域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话题聚焦点由艺术和文学转到了政治。在一种开放的私人小群体中，人们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理性地交流彼此的观点，形成“公众意见”和带有自治性的，独立于行政国家和市场的“市民社会”。如果不局限于公共领域的特定历史形态，只要是能够贯彻自由、开放、平等、理性精神的，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由公民参与的论坛，都可以被称为公共领域。

（2）19世纪末，公共领域出现了转型和衰落：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垄断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国家被要求干预私人领域，承担过去不具有的功能，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彻底分离消失，这种国家权力无处不在的过程称为“再封建化”；另一方面，从生产组织到家庭等传统的私人领域，变得越来越公共化。市场的垄断和国家职能扩大导致了公共领域的转型。

（3）哈贝马斯对与公共领域的描述由理想化、浪漫化的倾向，主要关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忽视了不属于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例如工人运动中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并不是向所有人开放，教育背景、性别和财富限制了人的加入。但哈贝马斯的规范分析，克服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注重批判否定，轻视规范建设的不足。

（4）哈贝马斯后来转向了更为一般的问题的研究——如何为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找到一个支点，只要双方具有合作精神，具备交往的基本前提、站在对方的角度真诚地倾听和理解对方的言行并相互协调，是可以在交往理性的引导下获得共识的。提出真理的共识论：所谓真实，是话语主义通过语言交往而达成的共识。

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又称伯明翰学派，最早起源于二战后的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后来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库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以霍尔、莫利等人为代表，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以当代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强调文化对社会的重要性，认为大众对现实的想象，以及共享的意义决定了他们的实践，认为受众拥有一定的能动性，文化研究重视文本分析及受众分析。

理查德·霍格特（Richard Hoggart）

霍格特是文化研究学派的奠基人之一，担任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代表作品有《识字的用途》等。一方面霍格特延续从文化内容上主观判断文化优劣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认为优秀文化的范畴不再局限于古典精英文化，扩展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开始由居高临下的精英视角转变为从民众内部观察文化。霍格特将通俗文化也作为文本加以分析，将个人自传式的研究与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批评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开创了文化研究中的民族志传统，也奠定了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ns）

威廉斯是文化研究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已经不再局限于“理想”和“文献”，而是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颇具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的文化。他把文化界定分为三种形式：

（1）“理想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

（2）“文献式”文化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

（3）“社会”的文化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

E.P.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

汤普森是英国史学家，文化研究学派奠基人之一。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采取了社会学式的文化定义，认为文化在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主张阶级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一种关系，阶级成员身份源于社会角色的位置，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由经济决定的，阶级意识是由文化形成的。

戴维·莫利（David Morley）

莫利是当代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全国新闻〉受众》、《电视、观众和文化研究》等。他的主要贡献有：从“文本接收者”的解码角度考察受众的主动性，《〈全国新闻〉受众》通过开放式的群体访谈，发现不同群体对同一电视节目内容会做出顺应的、抵抗的和妥协的三种不同的解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内容的意义完全由使用者决定，节目中所包含的“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仍然会产生影响。有些观众虽然看出电视中的“占统治地位的结构”，但还是接受其符码。因此，知道意识形态如何运作，不做“文化傀儡”，并不意味着不接受其价值。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霍尔是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文化研究学派领袖人物。代表作有《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译码》、《意识形态与传播理论》等，他的主要观点有：

（1）编码/解码理论：编码指的是信息传播者将所传递的讯息、意图和观点，转化为具有特定规则的代码；解码指的是信息接受者将上述代码按照特定规则进行解读。受众的解读不仅是对符号的简单解码，还会将符号放入符号间的创造性关系、整体的社会环境中理解。一般来说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解码方式：统治——霸权立场，即受众在编码者设定的框架内进行解码，认同主导意识形态；协商立场，即混合着相容的因素和对抗的因素，既保留一定的主导意识形态，同时又根据自己所在群体的位置做出一定的同意，受众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处于矛盾和协商状态；对立立场，即受众识破编码的意义后，采取与占统治地位的编码完全相反的策略，根据自己的经验解读出新的意义。

（2）咬合理论：咬合从字面上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出和表达，即把单个章节连成一个具有意义的词语；二是形成一个弹性的联系，使文本和读者的社会情境之间被机动地联系在一起，令读者建立起认同感。霍尔用咬合的双关表述通俗文化是如何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受众的知识缝合在一起，从而实现统治者的霸权的。

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

费斯克是大众文化理论家，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他将通俗文化定义为受众反抗话语权力压迫的场所，重视受众在意义解读过程中的主动性。他的主要观点有：

（1）通俗文化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大众，与大众盲目、易被控制等特点相比，人民是灵活的、分散的、暂时的群体的结合。受众可以通过自由地选择场域、间歇专注和有选择的解读、在多种主体身份之间游移，来获得自由；可以通过暂时摆脱社会和规范对身体的控制和在与权力集团对抗中创造性地利用文化资源，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

（2）通俗文化是互为文本地流通于初级文本（原初的文化产品）、次级文本（与初级文本直接相关者）和第三级文本（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持续过程中）之间。分析通俗文本具有双重焦点：注重文本的深层结构；人们如何和体系周旋，如何阅读文本；文本只提供了一个最初的框架，最终的意义生产仍然要由消费者生产。

（3）费斯克将通俗文化的生产和流通分为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两部分。在金融经济中，生产者生产出具体的产品；在文化经济中，交换和流通的不是财富而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受众成为主体，创造出大众文化资本，对抗统治者将文本单一化、自然化、稳定化的企图。

（4）他对通俗文化具有的积极作用持有谨慎态度：大众利用通俗文化进行反抗，在微观政治层面上具有政治性和进步性。通俗文化的进步并不必然导致宏观政治中主体的行动，它只是在微观政治中进行意义解读的反抗和斗争。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阿尔都塞是法国学者，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研究从“文化主义”转向“结构主义”产生了影响，他不是从经验出发而是整体、抽象地对不同社会形式的实践展开讨论。他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人对于他所存在的实在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每个人都必须要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下，才能对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周围的物质条件进行解释；意识形态是通过物质来定位的，国家机器通过构造和质询，把具体的人构造为主体。这些看法使文化研究从早期纯粹的对文化经验的研究，转向了对政治权力的运作与文化再现关系的考察。

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葛兰西是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最有名的著作是《狱中札记》，其中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霸权即文化领导权，是指一定阶级联盟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整个市民社会的统治。他将社会分为两部分，国家和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的统治，可以通过暴力或强制，但对于市民社会的控制，不能单纯依靠外在的理论，必须诉诸文化。这种文化的领导权是建立在公民的“常识”和同意基础上的，领导力量会通过一定程度的让步和妥协，寻求咬合点，与被统治者达成一致。葛兰西的思想不是抽象的，而是与历史的具体经验相“接合”：适应当前的政治或历史环境，针对文化表征的结构进行批判。在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研究关注无权者如何通过自己对文化产品的解读和使用，对权力进行抵抗，并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认同。

（2）对有机知识分子的讨论：有机知识分子不能仅仅专注于学术研究和发展知识，还要与所在的阶级息息相通，一方面挑战以最隐蔽方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要参与通俗教育的任务，帮助所在的阶级获得解放。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福柯是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主要代表作品有《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性史》等。他的知识——权力模型使得文化研究重视对话语中微观权力的研究，主要贡献有：

（1）福柯认为人类的求知过程和知识生产过程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存在着断裂，知识型是某个时期社会所有知识背后的思想基础结构，是一种必然的、无意识的、匿名的思想形式。

（2）对权力的重新定义：权力是一个网络，找不到明确的统治者和中心，人人都是权力的代理者，既可能是压迫者，也可能是被压迫者。权力还是生产性的，积极的产生新的话语，形成知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