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2016年，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受阻或失败的案例共56起，涉及国家27个，投资金额共计734亿美元。本文将投资风险分为政治及制度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三类，并相应地选取22个二级指标进行衡量。企业可据此对一国的整体风险进行评价，判断在该国进行投资的可行性。

一、“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合作现状

总体来看，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呈现出直接投资波动上升、工程承包增速较快、贸易占比不断提升的特征。

直接投资方面，2005-2016年期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稳步增长，从2005年的46.9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305.9亿美元。

建造合同方面，2016年我国对外建造合同总额764.6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造合同总额474.9亿美元，占比62.11%，较2013年建造合同规模的占比提高了8.4%。

对外贸易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量与中国对外贸易总量变化趋势相同，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其所占比重已由2005年的17.69%增加至2016年的25.71%。

具体而言，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和国家分布相对集中。2005-2016年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额为2047亿美元，其中东亚地区为732.2亿美元，占比35.77%；西亚地区为891.2亿美元，占比43.54%，在四大区域（中东北非、东亚、中东欧、西亚）中比重较大。

进一步地，投资金额最高的五国分别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投资行业分布以能源、金属、交通、房地产和科技为主。进出口贸易则集中在东亚区域，2016年对越南、印度、新加坡的出口金额位列我国对沿线国家出口金额的前三名，比重合计29%，来源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的进口金额最大，所占比重分别为13%、11%和10%，排名前10的国家所占进口比重达到74%。

二、“一带一路”投资风险主要表现

（一）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失败案例数据

根据AEI的数据，2005-2016年我国海外投资受阻或失败（trouble transactions）的案例共202个，合计金额3211.4亿美元。其中，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案例共56起，涉及国家27个，投资金额共计734亿美元，占全部失败案例投资金额的23%。

从国家和地区来看，2005-2016年，失败案例主要发生在政局动荡较为突出的国家，按失败项目数排名，依次为菲律宾、伊朗、印尼、缅甸、叙利亚，失败项目金额较高的依次为伊朗、菲律宾、缅甸、叙利亚、俄罗斯。其中，伊朗由于石油资源丰富，大国强权使其国内形势更加严峻，发生在该国的投资失败4起，案例金额高达252亿美元，且均属于能源行业。俄罗斯虽然政治安全总体良好，但是同中国进行的合作同样多为能源领域，因此投资风险稍大。

从行业上看，投资失败案例的分布相对集中。能源行业失败案例29起，金额数达到492.9亿美元，金属行业失败案例8起，金额合计82.2美元，两行业案例数和金额占比分别为78.4%和66.1%。

（二）投资合作风险类别

一带一路投资风险主要为政治风险、制度风险、经济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

1. 政治风险：不同地域、国别政治风险复杂多样

“一带一路”沿线多为新兴及发展中国家，其中不少国家正处在政治、社会、经济、生态四种转型的过程中，各方面矛盾的不确定性上升，复杂多样的驻在国局势为中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合作带来了较大的政治风险。

从行为体层面看，大国博弈、跨国公司、宗教势力、族群移民等非国家行为体同沿线地区内外各种势力高频互动；从性质层面看，企业需要面对政治思潮、信任赤字、宗教文化等带来的传统威胁及由此衍生的文化风俗异质性冲突。

2. 制度风险：“一带一路”国家涉及的领域法系十分复杂

同外国进行投资合作，企业行为就必须符合驻在国政府的财政、货币、外汇、税收、环保、劳工、资源等方面的法律、政策。各国有关部门、组织在制定政策时，虽然会以双方的声明、协议、备忘录等为考量，但在制度不稳定的情况下，相关变化如果不能被企业预期到或理解，企业行为有可能和新实行的政策制度相抵触，进而投资失败、遭受损失。此外，迥异的文明禀赋同样蕴含着一定的风险。

制度风险进一步细分，又可包括市场壁垒风险、税收风险、劳工风险和知识产权风险四类。

3. 经济金融风险：对“一带一路”投资影响最为直接

经济金融风险是指经济危机、金融市场动荡、主权债务危机、通货膨胀、利率汇率变动等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这也是对企业投资影响最为直接的一种风险。

目前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略有复苏，各国政府针对自身情况提出相应收紧或扩张政策，伴随而来的利货币、财政、贸易等政策变化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增强，如果驻在国因本身事务无暇顾及，则很有可能牺牲国外经济体。

4. 企业经营风险：企业综合管理能力要求高

首先，是对机会与风险的权衡。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普遍存在前期投入成本较高、回款时间长、不确定因素多的问题。企业有可能在进行投资决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了解或是过分重视投资机会，低估了项目所面临的风险，引起投资决策失误。

其次，在经营上要求灵活适度。不同的项目投资标的、合作方式，需要不同的经营策略和管理模式，尤其是考虑到大量人员长期在海外工作，如果企业不能灵活调整其战略，加强项目管控能力，也会产生较大的风险。

最后，财务管控能力要求高。财务管理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环节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其涉及项目的融资、投入及现金回流，风险尤为突出，是企业经营战略执行好坏的最终体现。

三、“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的衡量与应对

（一）理论层面：量化风险指标，完善投资机制

1. 量化风险指标，制定风险预警线

本文参考ICRG（The International CountryRisk Guide）的计算方法，将上述风险重新分为三类，即三个一级指标：政治风险及制度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相应地选取22个二级指标对其进行衡量。

每个二级指标有与一定指标范围相对应的评分，根据指标具体值确定每项指标的得分后，分别将二级指标的得分直接相加得到一级指标的得分。政治风险与政策风险的满分为100分，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满分分别为50分，最后对三个一级指标求和除以2（调整总分为100分）得到各国的风险评分。

由于这里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向指标，即得分越高风险越小，最后可以根据表1对风险进行大致的判断并根据企业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设置风险预警值。

表1 风险级别的划分与分值设定

政治风险及制度风险（12个指标）

综合上文所述的政治风险和制度风险，笔者选取12个指标来对其进行量度，具体如表2。第三栏为该指标的最高得分，每项最低得分均为0分。

表2 政治风险及制度风险二级指标

经济风险（5个指标）

笔者选择5个指标来量度经济风险，它们主要表征了国家整体经济状况，包括国家经济发展、稳定情况和财政能力以及对外贸易状况，从而间接反映出该国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吸引力。

金融风险（5个指标）

同样选择5个指标来量度金融风险，以体现该国外债负担及偿还债务的能力。一个国家如果外债结构不合理，尤其是当外债超过了外汇储备，而外资流出又超过外资流入，便可能引发汇率急剧波动甚至爆发金融危机。

表3分别为经济、金融风险包括的10个指标及每项最高得分，每项最低得分均为0分。

表3 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二级指标

笔者计算了2015年末“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风险情况作为范例以供参考，其中因为政治风险涉及的评价较为主观，建议企业可以采用具有一定实力的国际组织、机构的现有数据予以验证。

根据计算结果，泰国和马来西亚风险较低，具备较好的投资环境，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风险适中，埃及存在高风险。

除了关注总得分，各分项指标同样重要，比如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虽然都是风险较低，但是泰国主要是由于其经济环境较好，而马来西亚则以其政治安全为主要投资优势。

表4 2015年部分国家投资风险计算结果

2. 建立完善的投资机制

在进行投资前，企业可以借鉴上文所述风险指标体系，对一国的整体风险进行评价，判断在该国进行投资的可行性。对于具体的投资项目，企业应当结合风险评估、该国具体政策法律以及以往经验，选择合适的投资形式。

投资模式方面宜多元化，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灵活地选择，如合资、非股权合作、技术转让、委托加工等。总之，企业必须完善自身内部控制制度，审时度势，通过多项论证最终确定项目方案。

尽管如此，风险也不能完全消除，那么企业应当在方案通过后有针对性地制定管理方案和风险应急预案，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确保人员和财产安全，在风险发生时尽最大可能降低损失，如请求保险赔付、诉诸法律、请求国际仲裁接入、向我国政府及主管部门申请协助处理等，必要时可采取市场退出策略。

（二）操作层面：保险合同、金融衍生品、合同条款等

1. 投保特定风险保险

企业除了自身积极规避风险，还可以利用既有分散风险产品——保险降低自身所承担的风险。例如目前已有各国政府开办或代表政府的出口信用机构（如我国的政策性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际多边担保机构、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设置主权风险保险。

与之类似，企业还可以投保汇率、利率等风险方面的保险产品，进行一部分的风险转移。

2. 利用金融衍生产品避险

这种风险规避方式主要针对和利率、汇率有关的风险。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要，灵活地选择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如远期结售汇、外汇期权、人民币掉期、利率期货、利率互换等进行套期保值，对冲汇率、利率风险。

3. 有针对性地设置合同条款

企业在签署投资合同、承包合同和劳务输出合同时，可在合同中设置外汇保值条款。此外，企业还可以与对手方协商，设置合理的调价条款，明确具体的调价公式，将物价上涨、价格变化相关的风险因素具体化，从而控制项目投资成本或保证项目投资收益。

4. 合理选择计价币种

在对外投资合作业务中，企业应当注意灵活调整计价结算货币和外币借贷币种，从而分散汇兑风险。例如，若计价结算货币为软货币，那么应尽可能地借贷同种货币；对结算货币则可以采用多种货币组合，避免因单一货币结算，汇率突变带来较大损失。

5. 控制流动性风险

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利用企业信用、改变支付手段等方式，提前收款或延迟付款，加大资金流动性，提高企业资金周转率。此外，及时结算、回收资金，也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率，当延期付款期限较长时，企业可要求对方出具还款保函，作抵押贷款，盘活资金。 

作者：张瑜、杨晓，民生证券研究院

原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分方法——企业投资风险解析与对策建议》全文将刊载于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主办《中国货币市场》杂志2017.8总第19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