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宽

德国启蒙学者莱辛在他的剧本《智者纳坦》中，曾借那个被请来裁判三个王子的戒指孰真孰假的法官之口说：勿须理论其它的戒指是假是真，关键在于相信自己的戒指真，各自努力向善，互相宽容，“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莱辛主张的是三大宗教互相宽容与并存，如果把这种精神借来对待文学名著的翻译，我看也未尝不可。

歌德的《浮士德》，国内至今已经有了三个完整的译本，译文各具丰采，争奇斗艳，拿来推敲把玩，得其精妙，实在是一大享受。

《浮士德》中译本全书的出版，首创之功当推郭沫若。虽然在此之前曾有过莫与周学普断续翻译的译文，但那只是一种“硬板式”的翻译，还谈不上多少艺术价值。也许，附在郭译本前面的那篇《浮士德简论》，要算国内为数不多的比较有份量的《浮士德》研究文章了。虽然郭沫若在《简论》中反复声明自己“确确实实只是一位《浮士德》译者，而不是《浮士德》学者”，但通观他的译文，就会发觉他在总体上自始至终把握住了那种“浮士德精神”。心有灵犀，文情相通，译者的艺术感受力是敏锐的，因此他对这部著作的诠释也是精辟而且独特的。《浮士德》是一部诗剧，郭沫若乃著名的诗人，译文中才情之横溢，诗意之盎然，令人叹服。剧本中许多的章节，如《献词》、《图勒王的谣曲》、《跳蚤歌》、《城门之前》、《风光明媚的地方》，都可以视作独立的诗篇来反复阅读和欣赏。郭沫若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基之深厚是大家所熟知的，但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勿庸讳言，《浮士德》这部在世界上被公认难理解的作品曾经拥有的中国读者并不广泛。除了内容上的因素外，郭译本语言的偏于古奥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去年出版的董问樵教授的《浮士德》译本，初版二万五千册，十天之内销售一空，可见是受欢迎的。与郭译本比较，董译本要通俗易懂一些。译文虽晓畅而又不失文采，对原文忠实而又富于民族特色。“后来”是应当“居上”的。董先生是日耳曼语言文学学者、歌德研究的专门家。他在翻译中纠正了郭译本不少理解上的错误。董先生反对“硬板式”(Schablonhaft)，主张“等值”(gleichwertig)的翻译。他的译文多使用我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汇：如“太阳运行躔度，依旧唱和竞赛的歌声”(13页)“美人只许独占，不能瓜分”(528页)“好一对偷香的蝴蝶！”(183页)“永恒女性自如常，接引我们向上”(694页)。《浮士德》在西方被称作“文学上的《精神现象学》”，对书中众多的象征意义如何解释，学者们至今莫衷一是。董先生集自己数十年研究的心得，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对地灵(Erdgeist)，永恒的女性(das ewigeweibliche)的诠释等等。译本中增添了许多题解和脚注，为读者理解原作提供了帮助。

董译本的初版印刷质量欠佳，错字过多，纸张亦不理想，细心的读者在欣喜之余不免感到惋惜。听说复且大学出版社准备再版《浮士德》，希望看到一个较完美的版本。

《浮士德》是一部诗剧。翻译界从来都有“诗歌无法翻译”的说法，然而却一直有人在译诗，并且不乏佳作。读去年出版的钱春绮先生的《浮士德》译本，就感觉到译者在力求达到一种“形神皆似”的境界。《浮士德》诗剧运用了各种诗体。开头是自由韵体，后来逐渐转到牧歌体和抑扬格。作者应用韵律的变换来配合情节的进展、反映情绪的变化。例如海伦出场时，使用古希腊的三音格诗，随从人员使用古典的合唱，浮士德则用北欧古典的长短格五脚无韵诗。随着欧福良的出现，又换成了浪漫主义的短行诗；到海伦消失，重用三音格诗，宫女侍从们都在八行诗中烟消霁散。钱译文中，歌德原诗的韵律得以再现，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钱先生是职业翻译家，近年来翻译介绍歌德的作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译文的特色是忠实、准确和娴熟。

茅盾先生曾经说过：“真正的名著应该提倡重译，要是两个译本都好，我们可以比较他们的翻译方法，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很有好处。”在欧洲，往往一种语言便有十多种的《浮士德》译本。名著的翻译应当并存，更应当后来居上。希望《浮士德》的几次重译能够开风气之先，促促我国文学的繁荣。

(《浮士德》，〔德〕歌德著，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重印，2.30元；董问樵译，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2.50元；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上下册2.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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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1983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