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觉农，原名荣堂，浙江省上虞县人，出身贫民家庭。在上虞县巽水小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1916年毕业。1919年在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从青年时起就立志为振兴祖国的农业而奋斗，故更名“觉农”。

　　他在求学时，即深知我国茶叶历史悠久，是主要出口的农产品之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中国统治腐败，经济落后，茶叶事业日趋衰退。为学习先进科学，振兴茶业，他于1919年考取了由浙江省教育厅招收的公费留学生，赴日本农林水产省茶叶试验场学习。

　　1922年回国，原想在茶业工作上有所作为，但因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动乱，而壮志未酬。他曾在安徽芜湖省立第二农校任教员；办过浙江省的合作事业；经营过上海市的园林场；在家乡上虞集资创办茶场，想搞机械制茶，但因资金不足和缺乏经验而失败。真心使他走上为实现振兴中华茶业理想之路的是他应邹秉文先生（时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的邀请，筹办茶叶出口检验开始的。他认为，对茶叶实行出口检验，虽只是消极地限制次劣茶叶出口，但也不失为一种改进产品质量的办法。此后，他积极从事改进茶叶产制工作，他的活动能力很强，争取到当时的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支持，组织和参加了对各省主要产茶区的茶业调查，撰写了《改善华茶之新气运》、《华茶俄销问题》、《华茶销美新展望》等重要文章。他和胡浩川合著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一书，揭露了茶叶对外贸易中洋行和洋庄、茶栈的垄断操纵和派生的通事、茶号、水客的重重剥削；反映了茶农的悲惨处境；还论述了在茶叶运销中所暴露出来的旧中国的腐朽和落后。

　　为办好茶叶出口检验工作，他多方奔走，协调中央有关机构和各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关系。先后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门、浙江嵊县三地建立茶叶改良场，在开创初期兼任场长。在他的推动下，湘、鄂、闽、滇、川、黔、粤等省相继成立了茶叶改良试验场（所），对茶叶改进事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4—1935年，吴觉农争取到实业部的资助，曾先后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日本、英国和苏联考察，还到了当时被日本侵占的我国台湾省。回来后撰写出版了3份考察报告，大力提倡吸取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1937年我国最大的茶叶口岸——上海沦陷，茶叶生产、收购、销售体系被打乱，把分散在各省农村的数万吨零星茶叶加工成箱茶集中交货已不可能。迫于战争形势，他建议实行“统购统销”，1938年6月，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颁布了《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根据这个办法，他代表贸易委员会赴产茶省，成立茶叶管理处（局），组织茶叶的生产、收购、加工和运输。

　　1938年，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我国提供了不少军用物资，我国则以茶叶作为主要易货商品，但由于谈判不力，拖延不决。后由吴觉农代表贸易委员会和苏联商务代表谈判，顺利地签订了第一个易货协定。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口岸沦陷或已丧失易货能力，港英当局又不允许当时的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机构——贸易委员会为办理茶叶出口，只好用富华贸易公司的名义，而吴觉农则以贸易委员会专员兼香港富华公司副总经理的身份，组织全国茶叶运集香港，履行对苏易货和对外推销，1938—1939年间，华茶外销跃居我国出口农产品中的第一位。

　　吴觉农认为，振兴茶业必须造就大量的专业科技人才。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当时复旦大学教授、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的支持，并向代校长吴南轩作了汇报，征得贸易委员会和中国茶叶公司同意，于1940年拨专款在重庆复旦大学创设了第一个茶业系，他兼任教授和系主任。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中国茶叶公司的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可是，吴觉农对抗日胜利则充满信心，时刻不忘为战后的茶叶恢复和发展作准备，他拟订了一套茶树更新计划，为贸易委员会和茶叶总公司接受，并落实了经费在大后方主要茶区进行更新工作。同时，在他的建议下，由他率领一批有茶叶技术专长的青年人离开重庆，1941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麓建立了第一个茶叶研究所，亲任所长，开展了对茶的系统研究。

　　1945年吴觉农回到上海，在朋友的邀请下，参加并组织兴华制茶公司，任总经理。不到两年，公司费尽心血产制出来的箱茶全被官僚资本集团掠吞，公司无法生存。但吴觉农仍想对茶叶事业有所贡献，便从台湾购得茶机，从小型机制茶厂作试验，1947年在杭州办起之江机械制茶厂，在经营和技术上都取得了不少经验。

　　吴觉农毕生追求进步，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同胡愈之、郑振锋等七人在《上海商报》发表公开信，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提出了义正词严的强烈抗议，周恩来称赞这一行动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无畏的创举”。在白色恐怖时期，他不顾自身安危，在家中掩护了刘鼎、吴先清等共产党人。

　　“九·一八事变”后，吴觉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重庆参加了由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阳翰笙、屈武等人发起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为团结国民党军政各界上层人士，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后期，他同金仲华等通过“经济团体联谊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等群众团体，宣传大好形势，稳定科技、工商界上层人士，使他们消除顾虑迎接解放。

　　1949年秋，吴觉农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农业部副部长，兼任茶叶公司总经理，很快建立了较完整的茶叶产销体系。迅速签订了与苏联的茶叶贸易合同，并积极组织茶叶收购工作，推销积存陈茶，配合中央恢复经济，扶持大城市工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利用“压资订机”大力订购茶叶机械，为适应对苏贸易，推行茶叶改制（绿茶改红茶）。同时，联络有关部门组织、建立和扩大茶业教学、科研机构，改进产制运销技术管理，促进了新中国茶叶事业的发展。

　　1952年卸任农业部副部长之后，从未放弃过对茶叶生产和科研的关心。50年代后期主动向周恩来总理要求去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工作，虽未能如愿，但已足以体现出他对新中国茶业和茶学的热爱。20多年来，他服从工作需要，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爱国统一战线活动，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届政协副秘书长，第五、六、七届政协常委；1949年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后，历任第一、二、三、四届中央常委，1988年改任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为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虽受到冲击，但从不计较个人恩怨，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志向始终不渝。粉碎“四人帮”后，他表示，再也坐不住了，一定要在有生之年为茶叶事业贡献余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吴觉农已80岁高龄，但仍热心参与茶业考察和学术活动，深入南方重要茶区商讨发展茶叶生产，提高茶叶品质，积极撰写论文，对出口创汇作了宏观管理改革意见的论证，利用各种渠道提议案和建议，其中有不少都被采纳并付诸实施。

　　1956年后，他历任中国农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顾问等职，1978年起历任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1989年于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