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鲁迅、沈从文用他们杰出的艺术成就开辟和扩大了乡土文学在我国文学领域中的写作领域。但是，由于两人对乡土意义、含义的理解是存在有一定差异性的，所以二人创作的作品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解构和建构视角：鲁迅试图通过乡土叙事去展现黑暗和悲惨的社会现实，被毁坏和泯灭的真正人性，批评和解构了悲惨的社会历史，而沈从文则是沉浸在诗情画意的梦中，赞扬着美丽的人性。但是通过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认识，他们的作品仍然具有一种永恒的经典魅力。

大部分的学术研究者都是从叙事的主体、视角、语言、人性和生命观等多种角度分别对沈从文和鲁迅的乡土作品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但只有很少一部分学者可以全面、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沈从文和鲁迅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叙事模式”。通过阅读鲁迅和沈从文的文学作品，不难看出二者的乡土作品在描述故事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并且还具备了一定的叙述模式，但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此我们有意地突破了传统的小说研究理论方法和研究角度，以“叙事模式”作为研究切入点对沈从文与鲁迅的乡土作品进行全面而又系统的比较研究，以其作品故事发展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针对沈从文与鲁迅乡土作品中所包含的文化叙事内容进行了探索，深度地挖掘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它们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努力扩大拓宽沈从文与鲁迅乡土小说在文学研究范围内的领域，更好的展示乡土小说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乡土；叙事；特征

绪 论

（一）研究背景

在世界范围内的乡土文学发展历程中，卢梭充当了先锋模范的角色，华兹华斯和乔治桑分别通过创作诗歌和小说来奠定了他们乡土文学的地位。自那以后，乡土小说逐步发展壮大，并且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形式。鲁迅先生是当时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第一批主要实践者，他的《故乡》《祝福》《社戏》都被认为是当时中国乡土文学的主要代表作。沈从文是一位比鲁迅晚一点的著名乡土文学作家，他的《边城》《丈夫》《柏子》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经典著作。两位作家写出的乡土小说都是以中国当代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活为主要题材，但是他们在创作乡土小说的主要动机及其起因，对于小说中塑造出来的角色形象以及所运用的叙述语言和所反映的文学地理区等各个方面却有很多差异与不同，本文主要从叙事的角度分析两位作家作品存在的异同。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兴起的中国乡土文学，以其丰富多彩的民族地方色彩、丰富真实的社会生活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和喜爱，为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注入了一股崭新的生命力；由于创作者的参与不断扩大，乡土文学的发展迅速达到卓越水平，并对我国乡土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谈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大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鲁迅和沈从文，他们二人在我国乡土小说领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现代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上鲁迅是开辟和引领了一个新方向的，在他优秀创作风格的直接影响下，我国迎来了20世纪20年代创作乡土文学的大浪潮。与鲁迅不同的是，沈从文打通了现代乡土小说浪漫多元化的道路，他的小说作品产出量高，风格独特，使他在中国乡土文学历史上脱颖而出，直接推动和促进了中国乡土小说的繁荣和发展。

乡土现实主义小说家通过其小说的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参与了中国现代的思想文化革命及历史发展，揭示了中国的苦难，引起了人们对治愈和疗救的关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大推动作用。它具有深厚的思想特色、鲜明的当代风格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威力。另一方面，乡土抒情派小说家以宁静与和谐的生活观念为审美理想，以温柔的生活观念为审美情境，描绘清新明亮的田园风光，表现了一种充满人类感情的温柔与美丽，流淌着一种温婉可人的情感细流，给予了人以快乐与幸福。这两种难以被替代的审美方式和艺术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绚丽多彩的乡村小说艺术世界。鲁迅和沈从文就是他们的代表。

通过两位作家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位作家之间的差别比相同更为明显，本文就试图对这他们在其叙事等各个方面的不同，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指出他们在文化表象上的巨大区别差异和在文化本质上的殊途同归，分析其中所含有的渗透理性的价值判断与社会价值，在这里充分展现出乡土小说的复杂性。

（三）文献综述

1. 关于鲁迅乡土小说叙事的研究

王富仁在《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2017）这篇论文中对汪晖、陈平原的叙事思想与其叙事学的艺术研究特点进行了简要但独到的评述，在他看来汪晖的叙事学研究是同精神现象学相结合的，陈平原的叙事学研究则是与文学历史学相融合。王富仁亦延续了这种以叙事学为基点的跨学科研究思维，他未完全按照西方叙事批评范式对鲁迅小说进行条分缕析，而是将鲁迅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同文化批评联系在一起。

苏联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小说著作之一是谢曼诺夫的于1967年3月出版并正式发表的《鲁迅和他的前驱》，他把鲁迅的小说作品和其他明清时期的小说进行紧密对比，从叙事体裁、题材、人物性格结构等多个不同方面深入地分析研究了鲁迅小说的叙事思想艺术。

2. 关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事的研究

作者凌宇于2005年发布了代表着沈从文的作品已经开始由中国国内的专家和科学家正式进行研究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点》一书，随后又掀起了沈从文在中国的研究热潮——“沈从文热”（许多大学毕业生就是研究沈从文作品）。外国的科学家和学者对沈从文都表示强烈的赞赏，中国已经发展成为“沈从文热”，但是国内掀起的这股热潮不仅是因为沈从文自身的经历坎坷，而且他的作品具有其特有的魅力。

学者刘瑞欣在《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叙事》一文，主要以沈从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和心态为基础从小说的叙事方式、小说的结构框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分析和剖析，并且从叙事学的角度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向成国的《论沈从文的审美时空选择》一文中对沈从文的空间审美进行了研究。发现沈从文强调空间的布局，在准确把握和塑造空间尤其出色。沈从文笔下的所有人的活动空间都应该服务于这个空间中人的发展和命运。沈从文把作品中的空间辐射到各个方向，这里有小山村、高山、荒野、码头、河岸、战场、城市和大学校园。这些空间的选择关系到人物的命运和心理发展的变化。

《孤独的诗性——沈从文小说研究》一文中写道“沈从文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另一个时间节点上看待这个时代，并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这便是沈从文作品的独特魅力之一。”沈从文对于湘西或其他大城市都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虚拟化过程。这是一个诗意的现实空间，是一个比现实更高的自由空间。另外，杜素娟还对沈从文小说的心理思维空间和核心思想进行了分析。“他直接回避现实的刻画，将每个人物直接融入到这个独特的心理空间中，直接将诀窍切入每个人物心灵深处，表达人物真正的内心危机。”

一、乡土小说概述

（一）乡土小说的内涵

鲁迅在对新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所获得成就进行总结时提出了“乡土文学”，茅盾对此时期的所有作品的总结也是“乡土文学”。二十世纪30年代初，鲁迅通过阅读赛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作家的作品，归纳总结这些作品的特点得出了“乡土文学”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后就得到了文学界众多学者的认可。鲁迅在作品中曾写道“赛先艾的作品中曾提到过贵州，裴文中的作品中曾提到过榆关，虽然他们都身处北京但是他们的作品中都体现了对其他地区的关心和热爱，即使他们有的称自己并不是主观的，有的称自己只是在作品中写出了自己的主观猜测，但是这些作品本质上都具有乡土文学的特点。”虽然鲁迅未对“乡土文学”做出严格界说，但归纳起来，鲁迅当时所谓“乡土文学”有特定内涵：指“乡土文学的作家”多是“侨寓京城”，远离乡土，先前有着乡土农村生活经历的赤子。他们心中一直怀着那份对自己记忆中、无论是祖国还是故乡的浓厚情感和依恋，不断地努力地去做着遥远而深沉的故乡梦。钱理群先生认为“乡土小说”，主要含义就是泛指这类靠自己的生活回忆与记忆重组等方式来真实讲述作者故乡(包括都市农村)当地的人民日常生活，带着强烈的乡土文化气息和十分具有当地文化色彩的小说。

（二）乡土小说发展历程

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历史上，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异常盛行，是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觉醒所露出的外在表现。在当时，乡土小说的作家们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进行投笔写作是非常常见的。是对于农村生活的一个理性化的解读与批判，表现乡村生活水平的萧条，人民的无知，淳朴乡土习俗的堕落。

五四时期，鲁迅所写的每一部小说对国民精神带有批判性，对国民精神的第一次批判出现在《阿Q正传》这一部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传记中，时至今日，阿Q精神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人民的自我认知。

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乡土小说，承载着启蒙的重担。许多正在国外留学的作家，仍然时刻深切地思念着他的祖国，他的故乡。乡土小说作者从一种理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剖析了封建社会的残余势力对于封闭村庄的农民的侵害。反思当时农民的自私、盲目和无知的行为根源。鲁迅的《阿Q正传》、《社戏》、《长明灯》都被认为是我国乡土小说的先驱，以其艰苦朴实的性格，冷酷严肃的写作笔调描绘出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乡村人物形象。这些作品的问世，将这一方世界的野性、沉寂和颓败展现的淋漓尽致。但也仅限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之后对乡土类型小说的引用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农村题材的小说。农村类型的小说和乡土类型小说相比，农村题材小说少了乡土小说特有的不同地方特色的情怀。乡土小说着眼于对生活在陌生环境中的作家们的描绘，在现代文明角度立意中，反思了自己的国家和故乡当时的乡土生活现状。

乡土类文学的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使其都到了冲击，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当时受专制思想的影响，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千篇一律的现象。这一时期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时期，也是中国乡土类小说受到巨大冲击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中不在体现淳朴的民风和朴实的民间传统，而是成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

文革之后乡土小说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发展势头强劲。当时多数的中国作家开始意识到文革带给人民的苦难，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因此当时文学界涌现了一系列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存根文学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莫言的《透明的萝卜》，该文章中主要探讨人民是否可以吃得上饭的问题，以此让读者体会到那个年代中国北方各个民族的人民为了吃饭做出的努力以及令人心酸的饥饿史。同时期我国的乡土小说开始向现代化发展，不再局限于某一种写作手法，开始用多种手法来描述乡土文化的传统习俗以及中国最基础最真实的农村生活，虽然不排除有部分作家仍然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政治的桎梏，但是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发展。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使得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相互交织、相互碰撞，西方外来文化的广泛深入渗透与快速传播，深刻地影响着当时我国人民的思想与精神面貌，当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族文化与西方近代先进文明发生了相互冲击，历史赋予了我们对这一切现象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判断。

二、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

（一）鲁迅与沈从文的从文经历

鲁迅出生于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从小家境富裕。在他十几岁的那个时候，祖父因为在一次科举考试中犯罪作弊而被捕，随后家道中落。后来由于父亲病得很重，家庭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糟糕，十几岁的鲁迅常被送到农村乡下的外婆家居住。在这一时期，鲁迅经历了普通民众的生活，经历了社会底层的困难与苦难，深刻理解感受到了封建制度的残酷和黑暗。所有这些都为了他今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生活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年轻时候的鲁迅饱受世态炎凉的折磨，对社会、人性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日本学习后，鲁迅看到一群中国留学生对自己的同胞没有自尊和同情心。在与中国无知、沉睡、麻木的人民接触后，他意识到医生虽然可以治愈和拯救人民，但不能拯救人心，于是他弃医从文。

沈从文出生于中国湖南湘西，他的祖父是一位高级官员，他从小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中成长，在那里他度过了他无忧无虑的童年和青春期。后来家道中落，沈从文参军入伍，过着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见识了当时湘西军阀阶级混战武装、斗争激烈的时期，还见识到了人性的黑暗与邪恶，这些遭遇让他十分怀念自己在湘西曾经拥有的自由、无拘束、无忧虑的时光。1922年，沈从文先生来到了北京，但他却惊讶地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适合这个大城市。当时的北京已经深深地受到西方外来文明的影响和浸染，外来文化被广泛侵袭和传播，传统的礼教也开始被抛弃，就在中西方文化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时，一些拜金、享乐、盲目地崇拜外来文化等观念被迅速、广泛地传播。而我国一些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却因此遭到抛弃，这一切都使沈从文感到不舒服，并且加重了内心的担忧，也越来越使沈从文怀念湘淳朴与美好的湘西。在之后的写作中，沈从文的许多小说基本都是以湘西为主要的故事发生地，小说中的角色也多数是湘西这个世界里的男性与女性。

（二）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叙事特征

1. 鲁迅乡土小说的叙事特征

在基于中国古代较为传统的话本小说中，叙事者就常常像是一个如同“上帝”般，以一种全知的人物视角来向这些读者详细讲述故事，既能够深入接触到每个人物的内心，也能够直接让读者看到人物所避而不及的一些细微之处。以上所述的小说作品中往往人物看待事物的眼光和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一致的。鲁迅的部分作品只有一个叙事者的人物角色，但是该角色的说话声音和看待事物的眼光并不是完全横向的统一，是相互分离的，非常态的眼光和说话语气进行故事的讲述。而《社戏》则是主要运用第一人称的回顾式的语气进行讲述，但是叙事的角度发生了分离，主要讲述的是看待“社戏”时产生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

成年之后叙事者对于自己看戏的经历感受的描述采用的是“叙述自我”，描述了此次看戏产生的不开心的感受，但是童年时期叙事者对于自己看戏的经历感受的描述则是“经验自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儿童视角”，描述了对此次看戏的感受。作者本人在深入叙述童年时期记忆时的整个主体过程中，其叙事时间是历时性的，“我”的童年记忆时期对家庭生活的一切回忆往往都充满了一种温情和美好，这也与其采用第一人称主体的叙事方式，所能够给人带来的强烈思想真实感、亲历感密切相关。《兔和猫》其实是一桩关于猫与兔子的公案，在其叙事中，作者将儿童的观察视角和成年的观察视角随时切换，抒写了作者独特人生价值观和一种生命哲学，处处都深刻体现了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和珍惜。在《鸭的喜剧》一文中，内容和题目并不完全相呼应，文章重在抒情，整篇读下来直让人感到淡淡的孤单和寂寞失落。作者在刻画盲诗人爱罗先珂君的人物形象时，采用的是直接和间接引语两种不同的方式；而对于文中的“鸭子们”，运用的是具体描述法，而非叙事性。整体结构采用上述描写方法会让文章层次分明，容易把握节奏感，使读者轻易便能把握整个故事。

相比于鲁迅先生的其他著名作品，它们并没有受到读者们太多的关注。这是因为作者在描述性格鲜明的主人公们时，语言及技巧并不那么地圆熟，故事的整体脉络简单明了，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规范有明显差异。因此，有人提议将这三篇移出《呐喊》。但作者一定有他自己独特的用意，我们读完之后也一定会对鲁迅先生的作品和精神品质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2. 沈从文乡土小说叙事特征

沈从文早期写的作品按照小说中描述的故事情节和叙事的主体内容进行分析归纳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记录中国湘西地区人民朴实无华的生活内容的小说作品。比如《猎野猪的故事》中，宋妈讲述自己小时候晚上去深山中打猎收获了一只野猪；《夜渔》中茂儿十分想去溪边进行捕鱼摸虾；《我的小学教育》中孩子们不仅喜欢看用木头雕刻而成的傀儡的戏而且喜欢打群架等等，这一系列的作品都是讲述了最朴实无华的早期农村十分常见的画面，但是沈从文的小说中的这些场景并不是呆板的而是充满活力的，使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另一类则是叙述中国当时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沉闷艰苦的真实生活。1992年沈从文自己一人来到北京开始了艰苦的学习和创作。这也是沈从文小说的叙述基础，《公寓中》、《棉鞋》、《一件心的罪孽》、《重启》等都是以沈从文自身的生活点滴为原型进行创作，写出故事主人公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借此揭露当时社会下知识分子所处的生活环境之艰辛以及面临的穷和性的双重压迫和苦闷。

随着沈从文生活阅历经验的不断积累，他的文学创作眼界也在不断扩展，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尽管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多数是对生活中的片段或者事件的描写，这些小说在其叙述内容与故事的结构上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叙事的模式比较单一，没有明显的曲折或者高潮，篇章结构也不够全面和完整。但是不可否认，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已经他在未来的写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写作的深入，沈从文不再仅仅局限于简单地去描写关于湘西各个乡村生活的片段或者都市小知识分子的苦涩异乡生活，而是一点点把关于湘西乡村年轻男女间的爱情、阶级间的哀乐、佛经故事以及民间传闻都融入到了小说当中，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湘西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为沈从文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后期，由于他创作的数量不断增多，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叙事内容及结构越来越有规律性，并且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些特定的叙事结构模式。

（三）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事对比

1. 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相同之处

（1）叙事中相同的乡土情愫

鲁迅和沈从文的小说作品都是以自己的故乡为大的故事背景，描述了一方风土人情和当时那个时代基层劳动人民的苦困生活和命运。《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的原型就在鲁迅故乡新台门斜对面，《祝福》中祥林嫂的种种遭遇则是以绍兴乌石头山看坟人的妻子为原型。《社戏》中描述的景色则是以鲁迅外婆家的景色为原型进行讲述，《风波》中的七斤则是浙江绍兴安桥头人。

沈从文的乡土类小说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基础，以自己所接触的人为原型，以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为基点进行叙述。《边城》就是描述的沈从文自己接触的人和事，发生的时间点为从北京回到湘西之后。此外水的形象也广泛存在于他的其他作品中。《柏子》中雨夜是柏子和吊脚楼女子相爱的情景；《三三》中水则成为了最具有特点的存在，三三和城市的男子相识之后“时不时的会在溪边漫步，两人漫步途中会驻足望着清澈的溪水”，三三对城市男子产生了情愫后，曾梦里也会梦到水，梦见她和城市男子在水里捕鱼摸虾，而且抓到了很多的鱼，上岸后，两个人将身上的水排掉，手牵手拿着鱼往家的方向走去。当三三得知城市男子去世后，“三三站立溪边，眼望一泓碧流，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和之前两人漫步于溪边时三三眼中充满希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叙事中共同的爱国思想

鲁迅和沈从文所处的年代时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时期中国的封建思想和先进的思想处于两个对立面。鲁迅和沈从文都是对国家和民族充满忧患意识的爱国人士，但是他们的工具只有自己手中的笔。为此，鲁迅和沈从文不约而同地寄希望于文学作品，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探寻将来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

鲁迅的作品中提出了“吃人”的主题，这是基于当时人们的精神呈现病态的现象。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众多生活在最底层的受苦受累的人民，这些人物角色的思想中依旧是愚昧无知的。《故乡》中成年闰土和作者相遇之后的第一句“老爷”，说明童年时期朝气蓬勃的闰土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下，自己的思想中将自己当作为奴隶。

相比于鲁迅的作品，沈从文的小说则是通过真实刻画湘西人民的最基本的生活展现自己对未来美好的希冀。他没有着重于某一种状态或某一个人物角色，而是通过描述湘西当地人民的生活经他们经历的开心、生气、悲哀、快乐一一摆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自己来感受当时人民生活得愚昧无知。例如：《湘西》、《萧萧》等作品，作者沉痛叙述了湘西居民原始野蛮的陈规旧俗、迷信愚昧，从而深刻地揭露了乡民精神上存在多年的病诟，发人深省。时代虽然在发展，但是人们的生活却依旧陈规保守，封建思想程度较重，揭露了人们不愿意接受新的思想，导致生活习俗方面出现了病诟。

2. 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不同之处

（1）叙事中人物差异

鲁迅的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数本质上就充满恶劣性，如迂腐封建的孔乙己，愚昧无知的祥林嫂，被生活折磨的闰土等。但是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中则充满朴实无华的人性美，如为了爱情而殉情的媚金和豹子，给自己喜欢的女人唱情歌的柏子等等。两位著名作家所创作的人物形象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对比强烈的差异，其主要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当时平凡民众个体的人性认识不同。鲁迅通常都是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一个角色或人物：《孔乙己》表现对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麻木的现实和人性；《祝福》表现出对封建迷信和宗法制度的批判。沈从文除了写过从实际生活出发的具有乡土风情的作品外，也基于湘西生活为原型写过对人性充满讽刺的作品，并将自己对待事情的看法、价值观、伦理道德的看法等隐藏其中。乡下女子为了谋生去穿上卖身的故事在《丈夫》一书中被写出，作者在此故事中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叙述，采用此类手法进行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带给读者一种伤风败俗的不好印象。《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讲述了两个士兵喜欢上同一个女子，但该女子后面吞金自杀。两个士兵中其中一个瘸子号兵不知从哪得知吞金自杀的女子如果在死后7天内得到男子的偎抱就会起死回生，瘸子号兵为了使自己心爱的女子起死回生偷偷的挖开坟墓。此类描述的故事本身就充满乡土气息的小说本身就不多，沈从文又采用叙事的方式将其写出，使其特点更加独特。

（2）叙事中环境的差异

鲁迅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社戏、柴灶、卷门槛、咸亨酒店、乌桕树等地方风景，赵太爷、闰土、祥林嫂、阿Q等人物角色，抓跳鱼儿、雪地捕鸟等动作。这些场景都是作者之前曾经历过的，但是读过过之后并没有带给读者充满生机的感觉反而让读者内心产生一种压抑的感觉，没有丝毫朝气可言。这是因为在鲁迅笔下，“干巴巴的乌桕树”、“哼着的花脚蚊”、“乌黑的蒸干菜”等等，不论是场景还是动植物都是没有任何活力的。鲁迅主要是通过叙述这些场景来剖析当时所处的农村的现状，渴望引起读者对社会和民族的救赎。

沈从文和鲁迅在对乡村景色进行描述时还是相反的。鲁迅笔下的乡村景色是灰暗的，而沈从文笔下的乡下的风光总是美不胜收、五彩缤纷。他认为自然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衍生，致力于营造一种天人合一，人与环境水乳交融的意境。《边城》中的自然景色十分优美，因此该作品的开头便是对此优美风景的叙述，“汉人居住的小块平地、河边的街道、吊脚楼……”，引出淳朴、自然、率真的主人公翠翠也和该地区的风土人情相统一。翠翠爷爷一直想为翠翠寻觅一段美满的姻缘，但是他并不了解孙女内心想的是什么以及翠翠和初恋间的情愫。为了描述这些人物关系之间文章中众多语句展现了其自然风光和当地民俗。沈从文的作品中如此着重于对美丽自然环境的描述并不是回避现实的黑暗，而是寄情于山水，借美好的自然风景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寻求民族振兴的方法和出路。

（3）叙事中人物命运的不同

鲁迅和沈从文两人的乡土类小说具有相同之处便是充满了悲剧色彩。但是他们的作品不是为了追求悲剧而故意写悲剧，而是为了揭露所在时期社会的黑暗，唤醒人们去更换思维和方式去面对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寻找新的出路。鲁迅和沈从文的作品虽然都是悲剧结尾但是在处理方式上却截然不同。鲁迅的作品中认为人的存在就是在社会中经受各种不同类型的磨难和苦难，这些磨难和苦难的来源不同，可能来自外界所给的压力，也可能来自思想和精神的束缚。比如闰土（《故乡》）成年之后，作者再次遇到他时简直不敢相信，童年时期朝气蓬勃的闰土已经被生活所打压的对生活失去了希冀，被所处时代的封建思想所折磨，使其丧失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希望。鲁迅笔下的人物的悲剧命运多是来自最底层不行的人物形象，旨在揭露出当时社会的底层人民的病痛疾苦，以引起人们对医疗救治的关注。

沈从文的作品中，在悲剧的大背景下还会留有一丝希望。《边城》中的主人公翠翠虽然和闰土的遭遇一样都生活在困苦之中，和爷爷相依为命，靠撑渡船为生。当爷爷离开人世后，翠翠也并没有被磨难打倒，而是选择带着一个看似有又好像没有的希望勇敢的活下去。在这个故事的最后，留给翠翠的一丝希望也体现了沈从文从内心深度感觉到民族振兴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一直存在于沈从文的作品中的最大原因在于湘西人民正直朴素的自我要求和追求健康的人生态度。

三、鲁迅与沈从文对当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启示

鲁迅与沈从文从以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角度看待当代乡土中国，解读了当地传统乡土艺术文化，使其文学创作的外部表层结构得以呈现出一个丑美相互对立的文化艺术世界。鲁迅的大量作品批判了当时年代的人们迂腐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糟粕，以此唤醒人们的精神；而沈从文则是为了重新塑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精神，因而大力地推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根性、文化精华，以唤起当代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无论是解构还是建构，无论是写实风格还是写意抒情，他们所谱写的作品和创作思想都充分体现了两位当代中国乡土大师对渴望救助苦难国民的博爱之心和强烈的爱国使命感。尽管选择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却往往存在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效。同时，他们在中国乡土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所要不断凸显的文学价值富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许多乡土作家的创作总会自觉、不自觉地保留和继承中国乡土小说的传统。鲁迅的小说不但对同一个时代的乡土作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具有跨时代的延续。从《呐喊》、《彷徨》到对现实隐性关照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鲁迅始终秉承“为人生”、“改良社会”的创作观，一直以来都是专门致力于对我国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充满了对人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追求。乡土小说的主体和题材对当代文学作家仍是十分具有启发性，当代文学作家在鲁迅和沈从文“为人生”的创作理念的推动和影响下，持续重点关注底层民众、知识分子们的生活状态，并在这两大主体和题材上进一步加以深入的探究。

结 论

鲁迅与沈从文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大师。鲁迅为了重建中华民族的新我、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旧我，因而在创作中大力展现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以求唤醒沉睡中的广大民众；沈从文为了培养和重新塑造中华民族的品格，因而通过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文化的优根性，以求唤起国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由于从中国传统的道德意识和现代的文化意识两个维度出发来关照乡土中国，因而促成了两者在表层形态上所呈现出的丑美对立的艺术世界。尽管观点角度不同，但爱国之心、忧国之情却同出一脉，虽然其视角各有差异，却具备了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效。而正是对永恒这个主题的热切关注，也才能够使这两位著名作家共同营造的这样一个乡土世界，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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