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古典戏剧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其中明代戏剧家汤显祖的作品无疑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有关于汤显祖《牡丹亭》的译本研究，在深化了人们对汤显祖戏剧艺术理解的同时更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以《牡丹亭》为代表的“临川四梦”在英译和西传过程中，不只是简单的文本语言转换，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传递和解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汤显祖作品中独特的文化价值观、思维模式及人文精神在处于不同文化背景译者的笔下呈现出新的面貌，引发了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思考。

2. 汤显祖作品及英译本简介

2.1. 汤显祖作品艺术价值

汤显祖，生于明代，是中国戏剧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作品融合了诗、曲、文等多种文学形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复杂的情节结构、丰富的人物形象和深邃的情感表达，深受中西方读者和观众的喜爱，反映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繁荣和深刻变革。作为文学家和戏剧家，汤显祖的创作不仅体现了个人的艺术追求，也映射了当时社会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念。

2.2. 《牡丹亭》英译研究

《牡丹亭》作为继《西厢记》以来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因其塑造的女主角杜丽娘展现出的提倡和肯定人的自由与价值、崇尚个性解放等价值观念而受到西方文学家的青睐，且不仅是一部仅供阅读的文学作品，更是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戏剧作品，于是对《牡丹亭》的翻译活动也从未间断过。

《牡丹亭》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向海外传播以来，就引起了西方汉学家们的注意。先后有英、德、法、韩、日、西语几种译本。最早出现关于《牡丹亭》的英译本发表于1939年的《天下月刊》，出自英国汉学家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之手，他翻译了《春香闹学》，成为了这部名剧的第一个英译版本，也开启了国内外学者们对《牡丹亭》英译研究的大门。

美国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于1972年将《闺塾》《惊梦》《写真》《闹殇》四出进行翻译，并发表于《中国文学选集》。在1980年白之完成《牡丹亭》的整本英译，经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译介水准被学界视为无人能出其右，对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发挥了重大作用”[1]。

1996年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不仅翻译了正文的3出，而且还翻译了《作者题词》，采用了异化策略将东方的思想架构呈现给了英语读者。

国内最早的英译本是1960年发表于《中国文学》的来自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11出节译本，也是中西译者合作的译本，使西方读者第一次对《牡丹亭》的整体面貌有了了解。

国内最早整本英译本是1994年旅游教育社出版的中国科技大学张光前教授译本，翻译时运用了西方的诗歌艺术形式，属于无韵体版本。

汪榕培在2000年翻译了第三个全文的英译版本，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传神达意”为翻译准则，享有“是迄今最令人满意的全文英译本”的美誉。

在2009年许渊冲和许子明经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第四本《牡丹亭》的全文英译本，在唱词和诗句的翻译过程中采用了“韵式整齐”的翻译准则，再现了原作的美学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汤显祖作品的翻译工作日渐成熟。于2014年汪榕培上海外语出版社出版的《汤显祖戏剧全集》(英译)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完整的英文版汤显祖剧集”，不仅展现了对汤显祖作品翻译现代的特点，而且于2017年正式通过美国公司、英国公司以及印度公司进行海外出版与发行。

2021年，黄必康的英译全译本经商务印书馆出版，较之前的译本更注重文学细节和审美意象，采用莎士比亚诗剧体译全本，将读者的感受放在了第一位，将诗句和唱词的形式与文化思想进行了结合。

此外，华裔汉学家对《牡丹亭》的英译工作也是从未停止过。1965年美国华裔汉学家翟楚和翟文伯在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英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与精进，收录于《中国文学瑰宝》中，更多添了几分趣味性。

1973年，英国华裔汉学家张心沧翻译的4出经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在了《中国文学：通俗小说和戏剧》中，相较于其他版本，张心沧在词汇、语法、语义和文化多层面都进行了处理，对中国古典文学进入英国读者视野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美国华裔学者汪班翻译的4出收录在他主编的《悲欢集》中，为确保文化信息和情感能够充分地传达给读者，适当地对原文释义进行补充或删减工作。

由此可见，关于汤显祖的《牡丹亭》的英译工作者置身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中，翻译的目的与策略也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对汤剧《牡丹亭》的翻译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在翻译过程中，我国国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占的比重、译者对原文解读能力的优势、对作品的诠释等方面，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

在几部全文英译本之中，1980年白之的版本与2000年汪榕培的版本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且两者相聚时间较近，于是选择这两部作品进行简单对比。

3. 英译选录文本对比

文化有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之分，文化语境也有高低之分。在东西方译者翻译的过程中，由于国别的不同，我们通过比较同一段文字呈现出的不同译文来浅析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如何体现在典籍外译过程中的。

3.1. 关于表层文化的译文对比

[原文] 《标目·延师》(选录)

莲步鲤庭趋，儒门旧家数。

[英译]

白之版本：

Lotus feet in tripping measure

set long ago as mark of reverence

by the son of the Master, Confucius himself

scion of scholars’ line I now appear. [2]

汪榕培版本：

A beauty steps from behind the screen.

In buoyant footsteps to the hall,

I act properly in front of all [3]

[解析]

这两句描绘的是杜丽娘去面见老师的场景。“莲步”的莲是指封建社会时期女性从四、五岁就要裹小脚，“三寸金莲”由此得名。

[跨文化对比]

对比两人的译文可以看出，“三寸金莲”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在西方文化中并没有这一概念，因此白之选择了“lotus”这个单词，采取了直译的方式，使读者感受到的是女子走路似的神态美。汪榕培在《汤显祖戏剧》的前言中说“创造性地准确再现原著的风采”以及“尽可能地保持作者原有的意象”，[4]既能使海外读者能理解内容又能使他们对中华文化保持一定的审美期望，所以将“莲步”翻译成通俗易懂的“beauty steps”，同样可以使读者感受到意境美。值得一提的是，白之对“鲤庭趋”还作了补充和解释，方便读者能读懂。原文出自《论语》孔子和他的儿子孔鲤，“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意指古人从长者身边走过的时候，不能大摇大摆地走，要小步快走，以示尊敬。汪版就没有这个补充的解释，可能会导致部分读者对中华文化中的“尊师重教”得不到深刻体会。

[原文] 《惊梦·皂罗袍》(选录)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谢灵运“天下良辰、美景、赏乐、心事，四者难并。”]

[英译]

白之版本：

See how deepest purple,brightest scarlet

open their beauty only to dry well's crumbling parapet.

“Bright the morn. lovely the scene.”

listless and lost the heart

—where is the garden “gay with joyous cries

汪榕培版本：

The flowers glitter in the air,

Around the wells and walls deserted here and there.

Where is the “pleasant day and pretty night”?

Who can enjoy “contentment and delight”?

[解析]

此句描写的是杜丽娘游后花园，惊觉万紫千红的花竟与破败不堪的破井断墙作伴，由此抒发了自己对于青春被禁锢的叹息。

[跨文化对比]

高低语境的文化差异在此段翻译中也有所显现。此段借用了宋词典故“良辰美景 赏乐心事”，以表达同时得到美好的时光、宜人的景色、欢悦心情和事情如意表现宴集之乐。白版会注重将原作的尽量逐字逐句进行还原，还受到西方《莎士比亚》诗歌的影响会将诗句和唱词翻译成抒情诗的格式，“姹紫嫣红”是用来形容花朵娇艳美丽的，白之将紫色和红色用“purple、scarlet”进行了还原，对于这方面的艺术处理，汪版将《牡丹亭》中的象征意义和文化隐喻用言简意赅的单词使读者体会到了百花齐放美丽景象[5]。最后两句两人的翻译着重点可谓是大相径庭，白版注重于字面意思的阐释，贯彻了“解释说明重于语言美感的翻译原则”。白译文给读者的感觉更像是一个自怜自艾的女子形象，汪译文用了两个疑问句更能表达出主人公不仅仅是纯粹的悲观意识，我们甚至可以从中窥探出她内心深处的期待。

3.2. 关于深层文化的译文对比

以《牡丹亭》中的“集唐诗”为例。《牡丹亭》的每出下场诗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分别采用唐诗，即集唐诗[6]。这些集唐诗对《牡丹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概括内容、预示下文、抒发感情、渲染气氛与透视人物性格方面。

[原文] 《惊梦.皂罗袍》(选录)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

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王勃“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英译]

白之版本：

Streaking the dawn.

close-curled at dusk,

rosy clouds frame emerald pavilion:

fine threads of rain. petals bore on breeze.

gilded pleasure boat in waves of mist:

glories of spring but little treasured by screen-secluded maid.

汪榕培版本：

The mist at dawn and rain at dusk.

The bowers in the evening rays,

The threads of clouds in gales of wind,

The painted boat and hazy sprays:

All are foreign to secluded maids.

[解析]

这段是女主人公杜丽娘来到后花园时的一段唱词，被誉为是《牡丹亭》中久唱不衰的名曲。其最为人称道的，是少女的情感与春天的氤氲相融，谱写了一首春天的赞歌，是对青春的礼赞。四字一组组成的对偶句呈现给读者的是生意盎然的春光图，但是却被“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打回到现实中，愈发让杜丽娘感受到自己的大好青春年华被禁锢，抒发了游春伤感之情，体现出了情、景、戏、思一体化的特点。借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诗句，以表达自己同样感慨遥深、孤凄寂寞的心情。

[跨文化对比]

由于东西方文化存在高低语境的差异，中华文化作为高语境文化的代表，不论是在语言沟通还是非语言交流上都采取的是委婉含蓄的表达方法，会注重对语境的运用而不是单单靠语言本身。而在低语境文化中，不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日常交流中他们更倾向于“有话直说”式的表达，听不懂“言外之意”。《牡丹亭》中多次运用了典故，意在向读者含蓄地表达，更为作品增添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在从高语境向低语境的翻译传播过程中，译者会面临着如何忠实地转达原作的朦胧意境美同时需要考虑读者的可理解和可接受性。四字一句的对偶句翻译起来是较为困难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给读者充分且适当的补充与说明。从格式上来看，白版从整体上来看是忠于原文的，但并没有按照标准的韵脚来进行翻译，相较于汪版缺少了韵律的和谐。选录的最后一句意指用“锦屏人”代替闺中女子，即杜丽娘。需要使海外读者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女子要“待字闺中”[7]。在白译本中呈现出来的是字面意思上少女由于屏风所以看不到美好的春光，而汪版呈现的是深层意思中少女“与世隔绝”，屏风也是代指。中国本土的译者相较于海外译者更能理解与体会到汤显祖在《牡丹亭》中运用的象征意义与文化隐喻，也会有意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内容进行增减，找到合适的方式使其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同样生动和有意义。

4. 关于《牡丹亭》中的文化隐喻及宗教文化的处理

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某些人物的性格特征或情节的发展在原文中的含义可能在译文中需要额外的解释或调整[8]。例如“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原文中的“折桂之夫”指的是古代神话中的吴刚，传说中的吴刚被天帝惩戒，只有把桂树砍完才可以见到嫦娥，与嫦娥长相厮守。白之的翻译是“Here am I at the “double eight,” my sixteenth year, yet no fine “scholar to break the cassia bough” has come my way.”，读者可能一时之间无法领会“scholar”为什么需要“break the cassia bough”才能“has come my way”，导致读者会将整句话的关注点放在不太理解的地方，而汪榕培的翻译；“I have turned sixteen now, but no one has come to ask for my hand”，通过适当的调整，使读者能够直截了当地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在文化类典籍外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不仅传达文字意义，更要传递作品中的文化精神和哲学思想。这要求翻译者不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还需要对中西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适应。道教和佛教都作为中国本土教派，在《牡丹亭》中道教、佛教文化都有所体现，对此译者常常需要提供额外的文化注释和解释，以便西方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作品的人文深度。徐瑾瑾(2021)在研究《牡丹亭》中的道教文化时，将白之、汪榕培二者译本中的宗教文化用语和宗教文化场景译文相比较，如道教中的“三清”，白之的译文是“Three Pure Ones”，汪版的译文是“gods in Heaven and Hell”，[9]可以看出白之采用了直译和阐释相结合的方法来还原中国道教文化意象，而汪榕培将原本的含有丰富宗教色彩的词语以意译的方法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来传达原文中的宗教信息。虽两者此方面译文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能将有关于原文中所蕴含的宗教信息、宗教文化传达给读者。再如佛教用语“七级浮屠”，白之的译文是“Better to save one human life than build Seven-story pagoda”不仅将原本的意思展现给了读者而且将谚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作为译文呈现给了读者，展示了佛教中“救人一命比建造佛塔的公的还要高”的观念。

5. 结语

本文对汤显祖作品《牡丹亭》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简单对比，选出了代表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的原文片段，通过分析两位关于同一文本不同的翻译，得出身处高低语境文化环境下的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

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一方面可以更加深入地探讨《牡丹亭》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接受和影响，尤其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环境中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评价。另一方面，可以对比分析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版本，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同时，跨越文化界限，使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理解[10]。此外，《牡丹亭》的跨文化研究还可拓展至更广泛的文化领域，如戏剧表演、电影改编等，探讨这些作品如何在不同艺术形式和文化环境中被重新诠释和呈现。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西方在更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也能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性和相互理解提供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总体而言，汤显祖作品的跨文化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理解，也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和经验。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代，这些研究对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和尊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文化价值。

基金项目

基金项目：本项目来源为鲁东大学“声速输入法”基金语言文字研究课题《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读本研究》，项目编号为SSED20231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