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利用金登多源流理论的实证研究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我们对三个源流与PE策略和行为的联系知之甚少。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们要解决以下问题：政策企业家策略是如何被不同的三源流模式所影响的？三源流不同配比（比如在群众眼中是否权威、对决议赞同与否）是否会影响政策企业家的策略和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例如，政策变革导火索是严重问题的出现、一直存在的问题有了新的可行的方案或者政策背景改变的时候，政策企业家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吗？

PE政策企业家 ：情境与策略

公共部门的政策企业家，受到官僚主义文化、风险规避以及日常行为主义（routine behaviorism）的影响，会表现出矛盾的状态(Bernierand Hafsi 2007; Hayter, Link, and Scott 2018; Kearney, Hisrich, and Roche 2008)。从规范性角度出发，公共部门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ublic sector）看起来会打破与道德责任相联的公共价值观念(Borins 2011)。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就是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研究的焦点。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新公共管理改变以来更是如此(Hood 1991; for an overview on public sector entrepreneurship, seeHayter, Link, and Scott 2018)。本研究采用Hayter, Link, andScott (2018)的观点，将公共部门的企业家精神（publicsector entrepreneurship）定义为：改变公共现状的创新性行为，以风险和不确定性为特征。

出于本研究的目的，将公共部门政策企业家的两种行为区分开来：公共部门企业家和政策企业家（public entrepreneurship and PE）。公共行政管理文献强调公共部门企业家（public entrepreneurs）在构建以及提升公共组织中的作用(Bernierand Hafsi 2007; Klein et al. 2010)。研究重点在于为实施公共政策提供构建合理的程序，这里的情境（context of such entrepreneurship）涉及以下四个要素：（1）组织、（2）政府、（3）任务环境以及（4）关键利益相关者(Bernier and Hafsi 2007)。而至于金登在1984年提出的PE，因为政策企业家关心政策实施，同时致力于改变公共政策过程，因此成为相关学者的研究关注点 (Roberts and King 1991) 。

重要的是，三条源流是互相独立的，哪一源流起到主要的作用情况下都可能开启政策之窗。不过政策企业家会根据哪些源流起到做到作用调整策略。在不同的政策源流开启什么样的政策之窗、以及这些如何与PE政策相联系方面仍然留有研究的空间。

研究假设

政治流占主导地位意味着政治变化是存在的、活跃的，可能引发群体运动、公众情绪(民族情绪)激发,人员流动、决策环境的模糊性,政治系统分立,政治支持的变化或政治风险,政策企业家的地位变化，新的选举，或者一个新的宪法条文。以上都可能造成政治不稳定、引起改革。政策窗口不会一直打开，这导致政策制定者寻找一些暂时的政策:解决方案是可行的，相关利益相关者在道德上可以接受，并且已经经过一段时间考验、被证明是相对容易实施 (Zahariadis 2003)。

一般而言，政治议程往往是短期性的、表现性的、象征性的。政客们喜欢那些立竿见日、能得到利益相关者认可的政策。因此，当政策窗口被政治流主导时，政策企业家预料机会之窗可能很快就会关上。因此他们会把工作重点放在议程设置、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上，较少放在政策评价上。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政策流占主导带来政策制定、政策执行阶段的策略

假设2 ：政策流越占据主导地位，政策企业家们越会更多地在政策制定、政策实施阶段采取措施。

虽然存在批评，仍然能够推测当政策环境是有问题流主导的，也就是说一个焦点时间出现或社会发展指向一直存在的、或有紧急性的问题的时候(Oborn, Barrett, and Exworthy 2011)，政策企业家将会采取所有的措施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将使用问题框架策略来吸引人们对解决方案的关注，确保这个解决方案转化为政策，然后确保其实施。最后，政策企业家将积极参与政策评估，以确保解决方案确实解决或解决了问题。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研究方法

本研究用定量方法检验政策过程三源流和PE策略之间的关系。首先，从定性的实证工作中确定定量测量的方法。本文通过对PE文献的系统性梳理来完成第一个步骤。为了保证研究的信度和可复制性、同时避免同源性偏差，本文采取普遍被接受的PRISMA方法(Liberati et al. 2009)来选择案例编码的内容分析。本研究在有关PE文献系统分析、内容编码的基础上进行，采用Liberati等人（2009）PRISMA的分析方法（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 Analyses）。由于本研究需要将大量的定量数据进行分类，采取对内容进行直接分析的方法(Hsieh and Shannon 2005)。

案例选择

时间跨度从金登1984年提出多源流理论开始，直到2017年为止。参考之前的文献(Jones et al. 2016; Tummerset al. 2015), 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获得用于分析的文献：两个跨学科的数据库ISI Web ofScience and EBSCO、谷歌学术和引用最多的三篇文章。以上研究在2017年7月进行。

编码

本文以文本分析这个定性的方法去呈现文章内容，包括界定、编码、分类等一系列过程(Hsieh and Shannon 2005; Krippendorff 2004)。首先第一作者对408篇中10篇引用最高的文献进行研究得到编码和分类的方法(Hsieh and Shannon 2005)。这个阶段编写编码手册确保后续研究囊括所有重要变量。同时。另外两位作者对编码手册进行检查，不断商议、重复研究最后形成一致定义和示例，这些定义和示例将用于生成最终的编码书。最终的编码书包括76个内容类别、66个定量类别（数字编码）、10个定性类别（非数字编码）。

最后，229篇同行评议的文章包括13个政策领域的案例:农业、经济、艺术、教育、环境、治理、国防、规划、交通、福利、健康、技术和外交关系。然而，68.3%的文章研究的是欧洲、北美或澳大利亚的西方民主国家。大多数文章(87.9%)只涉及一个国家的案例研究，很少有比较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大多数文章(67%)使用了定性方法，强调了当前研究方法的价值。

变量和模型

自变量：三源流谁占主导地位。定义了19个子变量，用例子释义，最后统计每一变量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用0和1来赋值。为了将每个变量的多个子分量值转换为单个度量，以高平均值反映了高突出度。

因变量：列出了20项PE策略，在编码过程中同样用1和0赋值，计算不同阶段的策略平均值，使用二进制编码（binary-coded subcomponent）。

控制变量：三个控制变量，政策企业家所效力的政府级别；政策企业家是个人或者团体；政策企业家所处的部门。政府级别分为五级：local, regional, national, subnational, and cross-level(1 = local, 5 = cross-level)；团体为1，个体为0；公共部门为1，其他部门为0。

数据分析：用spss23.0分析数据。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之后，用分层多元回归分析来检验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分层回归的逻辑基于思考(Lautenschlager and Mendoza 1986)。这个方法让能够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体现每一个变量的解释能力。

研究 结果可以看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相关性符合标准、对源流聚合效度分析也证明成功的PE案例中三源流汇合，对PE策略效度检验显示了PE在一系列政策过程当中采取措施。

不同政策流占主导地位与PE策略的相关性分析显示，除了问题流占主导地位政策评估策略之间的不显著的相关，所有变量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这些发现支持了普遍预期，即政策过程中不同渠道的主导会导致不同的机会窗口，使不同战略更可能获得成功。

模型三显著性通过，但无论是控制变量还是自变量都与问题流战主导地位没有显著性关系。本文假设得到部门支持，不同源流占主导地位能够带来不同的政策之窗，不同政策阶段政策企业家也会采取不同的措施。

讨论

本研究主要目标是分析金登多源流模型中的五个要素(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政策之窗、和政策企业家)与PE策略之间的关系。全世界范围内有大量的运用多源流模型研究政策策略的研究(Joneset al. 2016)。其中有很多研究研究的是在特定的情况下PEs采取的策略(Mintrom and Norman 2009; Zahariadis 2008)，这类研究是在特定的政策制定环境下进行的(Cairney and Jones 2016)。通过对这些文献就行研究分析了三源流不同模式与PE策略之间的关系，以阐释不同源流模式下、不同政策阶段PE会采取怎么样的策略。

本研究对现有文献有四个贡献。首先，揭示不同三源流模式与PE策略之间的关系，为比较研究提供视野(Cairney 2017; Mintromand Norman 2009; Zahariadis 2008)。

第三，本研究提出公共部门政策企业家的概念，研究其在不同政策背景与个体、团体政策企业家的关系。研究结果解决了金登多源流模型中有关政策情境与PE行为之间的争议。像金登所说的那样，“个体不能控制趋势潮流，但是能驾驭潮流。个体不能控制事件或者整体结构，但在一定程度上能预测并且使潮流符合自己的意愿。”

总得来说，这些发现阐释了政策企业家在决策过程中的一般作用、动机。更确切地说在一个网络治理的时代，让不同的政策企业家参与制定公共政策的可能会产生问题(Stoker 1998)。虽然“”政策企业家”是创造力和创新来，是社会进步和公共部门更新的重要催化剂” (Roberts and King 1991, 189),但是政策企业家可能会“玩弄、忽视公众利益”(1991、173),从而导致有害的或破坏性的政策。

研究结论

以上的研究结果对政策者来说有一定的实践启示：政策企业家的行为更少受到解决的问题是否准确影响，更多受到政治话语权、他们提出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和道德接受程度的影响。这可能会导致政策企业家带来的潜在风险——权力的滥用以及对公众利益的忽视。虽然很多公共机构和经理人都鼓励政策企业家精神以及公共部门的创新，他们应该意识到以上提到的风险并进行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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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puar.13089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