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提出过一个思路，认为巫蛊之祸是儒生政治精英兴起的契机。具体说来，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导致武帝朝原本的顶层权势人物被杀戮一空，形成了短暂的权力真空。

一方面霍光成为辅政大臣，成为巫蛊之祸的得益者。而从霍光辅政、废立皇帝，再到宣帝诛灭霍家并且树立自己的权威，每一个重大政治转折中，儒家的理论思想都被大量使用，用来增加霍光和宣帝的行为合法性。

另一方面，填补真空的不仅有霍光，还有一大批出生较低微的官员。武帝朝之前的高级官员大多来自于宗室、外戚和军功集团的子弟（尽管比例在不断降低）。而昭、宣、元三朝90%以上的丞相都出身于普通甚至贫寒的家庭，他们的家族成员都没有在朝为官的记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官僚集团的底层爬升上来的。本书的总结是：

“在霍光辅政及宣帝统治时期，儒生或以政治投机或凭行政能力崭露头角。一方面儒生为自身塑造的道德形象有助于在霍光专政时维护精英政治的门面，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行政能力在官僚层级系统中优胜而出。而一旦身居要职，他们就开始传播其儒家学说，并尽力为其他儒生提供政治便利。”

虽然我们一般的教科书中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视为儒家兴起的重要标志，但是《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一书指出儒生在汉武帝时期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儒生政治精英群体进入汉帝国的政治舞台的中央，则是巫蛊之祸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