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磁州窑博物馆

元代磁州窑瓷枕绘画故事与明代古典文学名著

磁州窑以“白地黑花”为主要装饰特点，而在装饰内容上又以窑工对生活的不同感悟或时代的不同要求，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容来。

磁州窑的装饰内容丰富多彩，以瓷枕装饰为例，如宋代，瓷枕装饰内容大多是珍珠地上划出简单的花卉纹饰，也有一部分剔、划的人物、动物装饰和文字装饰。

△中国磁州窑博物馆收藏的瓷枕

到了金代，磁州窑的生产进入鼎盛期，装饰技艺越来越成熟，装饰内容也越来越广泛。这时期，花卉纹装饰达到广泛的应用，而人们喜欢的牡丹花、芍药花、栀子花等花卉成为装饰的主要图案。另外， 禽鸟、鱼藻、狮虎类等纹饰也大量出现在瓷枕上。同时，诗文装饰也成为主流。

到了元代，瓷枕的造型从多种形态下基本归类为长方形，装饰形式似乎也有了一个规范，通常枕面两端绘繁密韵致的或牡丹或菊花或石榴花等花卉纹饰，向内开光的大幅枕面装饰出现了以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为主导题材的内容。如柳毅传书故事、元杂剧人物故事、项羽渡江历史故事、司马相如桥头题诗人物故事、僧稠解二虎佛教人物故事、宋朝铁面御史赵抃入蜀人物故事、唐太宗便桥见虏历史故事、宋太宗雪夜访宰相赵普人物故事等等，凡此种种，甚至还有表现民间体育的，如蹴鞠图、棍球击乐图等。

△中国磁州窑博物馆收藏的瓷枕

磁州窑瓷枕装饰艺术到了元代，首先从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上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它表明磁州窑的艺人已跳出单纯的描绘花鸟鱼虫的小文人意识，开始用审视历史、记录历史、反映社会的姿态来实现自己的使命。所以说，元代磁州窑瓷枕的绘画装饰在磁州窑装饰艺术中最具有文化性，最能体现历史厚重感，也最富有民族性、民俗性。它不但用画笔描绘了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文化、社会上已经约定俗成的文化，同时我们还惊奇地发现，元代磁州窑瓷枕绘画也很好地记述了民间的传奇故事，并以传于后世的元代画枕，印证和诠释了比它晚了上百年或二、三百年的明代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中有关故事的流传和形成过程。

磁州窑绘画故事枕

与《西游记》

这是一方收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的元代白地黑花唐僧取经纹长方枕。枕面上的花卉纹开光内画有三个人物，中间一人骑马，应为唐僧，前边一人肩挑禅杖包裹，应为苦行僧沙僧，后边一人左手持棒于腰际，袴间围有兽皮，其形态即是孙悟空。这方枕的烧制年代是元代，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典名著《西游记》却是明代的小说家吴承恩著作的。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他生活在明代中叶（约公元1500—1582年间），这个时间距元朝成吉思汗立国的时间公元1206年相隔了300年左右。也就是说，磁州窑元代画枕描绘的“西游记”故事比明代吴承恩编著《西游记》早了二、三百年左右。

事实上，有关“西游记”的故事在唐代就有了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年—649年），僧人玄奘为了弄清佛经教义，到天竺（印度）取经，前后花了17年时间，行程数万里，历经千辛万苦，取得600多部梵文佛经回到长安。回国后，他奉旨主持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口述西行见闻，由他的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后来他的另两个门徒慧立、彦悰又写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着重记述了西域取经的详细经历。这两部书写的都是真人真传，但因一是佛教发源地的见闻，一是佛教徒的传记，所以都有神异色彩，后来取经故事传到了民间，就演绎出越来越多的神话。

到了宋代，唐僧取经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且有人编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民间“说话人”的话本，但这个话本已严重脱离了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有了“猴行者”“深沙神”的加入，而且“猴行者”成为主角，化身为“白衣秀士”，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降妖伏怪，故事曲折动人。这时，猪八戒的形象还没有出现。

到了元代，唐僧取经的故事有了很大发展，从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这方元代磁州窑《西游记》画枕上我们明显地看到了猪八戒的身影。画枕的画面中左边的前行者是孙悟空，次行者左手掐腰，右肩扛着耙子，俨然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猪八戒的形象，中间唐僧骑在白龙马上，只是唐僧身后一侍者手举輿盖紧紧随之，其身份让人有些费猜。

元代到明代初年，已经有了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更为成熟的西游记话本小说，话本中已经有了大闹天宫、车迟国斗圣以及黄蜂怪、蜘蛛精、红孩儿、火焰山、女人国等许多故事。宋以后，唐僧取经故事也很早就搬上舞台。金院本中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硕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已失传），有杨景贤的《西游记》。在明之前，不论是话本、小说还是剧本，故事尽管林林总总，都不如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么传神。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历史上这么长时间的不断演绎和传播，吴承恩才有了如此多的素材，才能创作出如此吸引人的名著来。所以说，《西游记》是古代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小说家个人创作相结合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磁州窑的艺人们也担当了《西游记》故事的创作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磁州窑绘画故事枕

与《三国演义》

这是安际衡先生个人收藏的一方元代白地黑花人物故事长方枕。枕面描绘的画面内容是：松亭下，一女子陪一官人对酌饮酒，假山后一壮汉手持长剑作气急状，手指对饮男女趋奔而来。从画面分析，应是明代小说家罗贯中编著的《三国演义》中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的故事。故事梗概是：东汉司徒王允为除掉太师董卓，欲使连环美人计，授意干女儿貂蝉说，“先将汝许嫁吕布，后献于董卓；汝于中取便，谍间他父子反颜，令布杀卓，以绝大恶。”貂蝉依计而行，先惑谜吕布，后委身董卓，再诱吕布于凤仪亭，令董卓、吕布反目，最终达到了除卓的目的。

“凤仪亭”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故事。然而，早在《三国演义》成书前的元代磁州窑瓷枕上就对该故事有了如此艺术的描绘。其实，最早为三国人物作志的是晋朝的史学家陈寿，他把这段历史编成了史书《三国志》，南宋裴松之又为《三国志》作了注，之后，有关三国的故事就一直流传开来。查阅有关资料表明，隋炀帝时已有表演三国人物内容的水上杂戏，宋、元时期三国人物已由民间艺人带上讲台或舞台，元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又有了刊刻的《三分事略》三国故事。但有关“凤仪亭”的故事在《三国志》中未有记载，而描述吕布杀董卓的内容只有如下文字：东汉末年，灵帝崩，少帝刘辩即位，半年废，献帝刘协又被推上帝位。这时，董卓“迁相国，封郿侯，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初平三年（公元191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是时，天子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等将亲兵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守掖门，布怀诏书。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依志书载，吕布杀董卓情节中并没有貂蝉，可见是后来故事编撰过程中新加入的人物。这方磁州窑瓷枕证明，到元代，吕布戏貂蝉、杀董卓的故事已基本完成了它的创作，为《三国演义》的成书提供了素材。

元代磁州窑瓷枕绘画中表现《三国演义》故事的还有一方“火烧博望”画枕，现收藏于磁州窑博物馆。该枕画面显示的应是“火烧博望”后关羽、张飞羞愧难当、踟蹰不前，来向诸葛亮道歉的场面。《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中描写，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拜为军师，关羽、张飞很不服气，正值刘备屯兵新野，曹将夏侯惇引兵十万来攻，诸葛亮请得剑印，调兵遣将，布下火攻阵，大败曹军。书中有诗赞曰：“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孔明收军，“关、张二人相谓曰：‘诸葛真英杰也！’”见孔明端坐车上，“下马拜伏于车前”。《三国志》“诸葛亮列传”中对“火烧博望”故事未见记载，但刘备请诸葛亮出山，关羽、张飞“不悦”却有描述。刘备三顾茅庐，在听了诸葛亮三分天下、“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大势分析后，“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两书描写的情节来看，关羽、张飞对诸葛亮确有从不服到钦敬的过程，而且从史学家陈寿编写《三国志》的晋朝到元、明年间，民间对诸葛、关、张的故事有很多的创作和演绎，包括在某些情节上甚至比后来的《三国演义》书中的故事还要完整。从这方画枕的画面上看，关羽、张飞前来道歉的场景是在一座园亭内，和《三国演义》中描写的环境有所区别，显然是小说家在安排故事情节时根据需要对原来的情节做了修改。

小说家罗贯中生活于元末明初，大约在公元1330到1400年间，他所写的小说很多，相传有数十种，而《三国演义》是他的代表作。《三国演义》的成书取材于各种话本和民间传说，特别是经过宋、金、元时期对三国人物的塑造再塑造，创作再创作，为罗贯中积累了丰富的故事素材。磁州窑“火烧博望”画枕的生产年代在元代，画枕上表现的故事显然是宋元时期故事流传的结晶，它的行世，对后来《三国演义》的创作和编著不能不说是一个考证。

磁州窑画枕故事

与《水浒传》

这是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一方元代白地黑花人物故事长方枕。枕面开光内画有三个人物，右边一人背负荆杖，跪地作请罪状，左边一人作生气斥责状，而中间一人则作调和状。根据画面分析，应为《水浒传》第73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中描写的李逵负荆请罪的故事。李逵随宋江等到东京观灯大闹都城，各自走散，李逵和燕青夜宿刘太公庄，听刘太公哭诉说宋江虏走其女儿作压寨夫人，怒火中烧，回得山寨，砍倒杏黄旗，撕毁“替天行道”四字，手掂板斧直奔宋江，被众人拦住。问明缘由，宋江和众人一起到刘太公庄上对质辨认，当弄清楚是另一伙强人假冒宋江之名行此不义之事后，李逵后悔莫及，要割头谢罪，燕青阻住，撺掇李逵坦胸露体，背负荆杖，向宋江请罪，宋江责令李逵前往除杀假宋江，还刘太公女儿，才圆满了这场“负荆请罪”的故事。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故事。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谴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其它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招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至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伎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的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李逵的名字排列第14位。

以上资料表明，《水浒传》故事是在宋江起义的事件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其中的故事情节则以杜撰为主，故难以寻找什么具体的依据。而李逵负荆请罪的故事形成较早，最晚在元代就有了完整的情节，并在民间已经广为流传，所以，在元代磁州窑瓷枕上就有了这样的绘画故事。而《水浒传》成书的年代则要晚一些。作者施耐庵，元末明初人，因其生平事迹较少，故生卒年月不祥。有资料记载，他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事亲至孝，为人仗义。18岁中秀才，28岁中举人，36岁中进士，曾在钱塘为官三年，因不满官场黑暗，弃官回乡，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作《水浒传》寄托心意。又和弟子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由此考，施耐庵收罗贯中为弟子，年龄肯定较长一些，但二人合作写书，故成书的时间肯定还是在罗贯中生活的时代（亦即公元1300年到公元1400年间）。所以，“李逵负荆请罪”画枕的出现，比《水浒传》成书的时间大约要早出100年左右。

由此可见，元代磁州窑瓷枕的绘画故事与明代的古典文学名著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和深厚的渊源。磁州窑瓷枕的装饰，到了元代，应该是走上了思想艺术的最高顶峰，它不单单在绘画工艺上更加娴熟，更加“文人”化，而且在装饰内容上多选择人们普遍熟知的历史人物、历史故事为题材，增加了装饰内容的文化性、时尚性、可读性、观赏性，同时也体现了它的纪事性。当几百年后我们看到它时，突然发现它具有了对历史的纪实性和传承性，甚至具有了史料性。从上面介绍的几方元代磁州窑瓷枕绘画故事和明代古典文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故事的演绎和成书过程，就可看出元代磁州窑对明代古典文学的贡献。

（作者：赵学锋）

原标题：《你知道吗？磁州窑瓷枕上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