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新安晚报

《水浒传》成书于何时，历来争议不断。归结来看，有元末明初说、成化弘治说、嘉靖说等多种论断，其中以“元末明初”说最为流行，也是目前被学界广泛采纳的一种观点。但是目前为止，我们不仅没有发现支持这一结论的早期版本，甚至也没有发现嘉靖以前著录和评论《水浒传》的任何文献。研究者通过分析小说文本，从中发现很多有价值信息，从而把《水浒传》的成书时间逐步后移。

 1.元末明初说

周维衍在《〈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和作者问题——从历史地理方面考证》（1984）中认为，《水浒传》书中有不少府州名称和相关的地理知识是宋代并不存在而到了明代才出现的，这就为探求《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提供了证据。作者具体考察了“江西信州”“临淮州”“蒲州”“东昌府”“登州府”“青州府”“莱州府”及“太原府指挥使司”等地名，“这表明《水浒传》的作者确实是按明代的政区制度择用了一些地理名称”。由此认为《水浒传》写作于元代的说法不能成立，“最后成书必定是在明代”。作者又从“南京建康府”这一出现在明洪武十年（1377）的地名和小说中元代独有地名的偶然出现两条证据，认为《水浒传》最后成书必在明初。

刘华亭在《〈水浒传〉的成书年份和罗贯中的生卒之年》中，依据《水浒传》故事多与会通河有关，判定该书完成于永乐九年（1411）会通河疏浚之后。

刘铭在《从林冲的“折叠纸西川扇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中，通过考察书中林冲的“折叠纸西川扇子”，推断“《水浒传》的成书不可能在元末，其成书上限当不早于明朝初期的永乐年间，即不会在1403年之前”。

颜廷亮《两位英雄结局对〈水浒传〉成书时代的有限界定》一文，从李俊任暹罗国国主及凌振任职御营火药局的结局得出“《水浒传》成书时代的上限不会早于明永乐初年”的结论。

 2.成化弘治说

李伟实在《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一文中，通过对元代水浒戏和明初朱有燉《黑旋风仗义疏财》及《豹子和尚自还俗》两出水浒戏的分析，认为“元杂剧中没有留下小说《水浒传》彼时已成书的痕迹，从宣德年间朱有燉的两出水浒戏里也看不到《水浒传》的影子”，因此《水浒传》不是产生在元末明初，而是产生在宣德八年之后。又通过明人笔记关于成化年间水浒叶子的记载，并参考明末陈老莲绘画的水浒叶子和清代以至现在还在民间流行的水浒纸牌上面的人物图像，进一步断定《水浒传》小说的产生最早也不得早于成化前期。后来，他在《从杜堇的〈水浒人物全图〉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根据杜堇《水浒人物全图》，又进一步认定“《水浒传》小说的产生，最早也不得早于弘治初年。”

王平在其《〈水浒传〉‘灵官殿’小考——兼及〈水浒传〉成书时间问题》一文，依据书中关于刘唐醉卧灵官殿的描写，推断《水浒传》成书“似更符合明代弘治年间的情形”。

3.嘉靖说

胡适、狩野直喜、聂绀弩、林庚、戴不凡、张国光等前辈学者便持这种观点。上世纪70年代戴不凡《疑施耐庵即郭勋》一文最早提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其实并无其人，极可能就是郭勋门下御用文人的托名”，这实际上就把《水浒传》成书时间界定在嘉靖初年。

此后张国光《水浒祖本探考——兼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一文中，从“小说中地名有明代建制”“没有反映宋元时期的民族矛盾”“嘉靖前文献没有提到《水浒传》”“嘉靖前不可能出现白话文如此高超的作品”和“《水浒传》受《三国演义》影响”等五个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次年，他在《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中提出四条证据，力证《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为嘉靖十一二年左右。

进入新世纪，石昌渝成为嘉靖说的代表。石昌渝最初于1999年发表《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其后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考辨文章：《〈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林冲与高俅——〈水浒传〉成书研究》《〈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答张培锋先生》《〈水浒传〉成书年代问题再答客难》等，通过考察《水浒传》中名物来推断作品成书年代，从白银的使用、小说中的武器、明初戏曲等方面考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元年至十九年这样一个时段”。

石昌渝认为，《水浒传》成书元末明初“只是一种推论而已”。他举“一、嘉靖前没有人知道有《水浒传》其书；二、《水浒传》所描写士兵是正德以后的情状；三、《水浒传》写人们交易广泛使用白银，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正统之前，很可能在弘治、正德之后；四、《水浒传》描写的腰刀是明代中期才有的新式兵器，而凌振使用的子母炮，则是正德末才出现的新式火炮”。以证《水浒传》成书不可能是明初，只能是嘉靖初年。甚至做出一个惊人的论断——“不在元代，甚至不在明初，而在靠近戚继光的时代”。然而，这一论断并未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其后，石昌渝又在《明初朱有燉二种“偷儿传奇”与〈水浒传〉成书》据朱有燉杂剧中没有《水浒传》的影响，而《水浒传》却吸纳了朱有燉杂剧的元素，证明《水浒传》成书是在朱有燉创作二种“偷儿传奇”的宣德八年(1433)之后。

郭万金《梁山好汉与刀及酒之关系——兼谈〈水浒传〉之成书年代》根据书中所写解腕尖刀、三尖两刃刀、衮刀等首见于明初，通行于明中叶的物件，判断《水浒传》“或为明中叶的作品”。

刘洪强《从唐伯虎一句诗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水浒传〉成书上限小考》一文，根据唐伯虎（1470～1524）诗句“骏马却驮痴汉走，美妻常伴拙夫眠”出现在《水浒传》中，认为此诗句虽非《水浒传》成书年代的铁证，但对确定其成书年代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推测《水浒传》成书应不早于唐伯虎作此诗之时，或者说应该成书于嘉靖间”。

王齐洲、王丽娟的《从〈菽园杂记〉〈叶子谱〉所记“叶子戏”看〈水浒传〉成书时间》，通过陆容《菽园杂记》与潘之恒《叶子谱》所记“叶子戏”比较，认为前者据《宣和遗事》设计了“叶子戏”中某些人名、诨名，后者则据《水浒传》对其作了某些变动。昆山“叶子戏”的传承变异正是《水浒传》成书前后不同影响的体现，《菽园杂记》所记“叶子戏”反映的恰是《水浒传》成书前的情况，陆容不知有《水浒传》。结合陆容生平、为人、交游、著述等考察推断，如果当时《水浒传》已问世流传，陆容不大可能不知其存在。因此断定：明弘治初年以前《水浒传》并未成书。 

以上诸说，通过内证、外证，借用传播学理论方法，讨论《水浒传》的成书，把小说成书年代下推到了嘉靖年间，只是受制于所谓嘉靖年间的文献若隐若现提及《水浒》，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唯有石昌渝大胆地做出“靠近戚继光的时代”的论断，却也因难以拿出切实的证据而后缄口不再提。其实，即使最晚的嘉靖说也并非无懈可击。

嘉靖崇道，而书中张口闭口“道君皇帝”，如此含沙射影地把当今天子影射为亡国之君宋徽宗，以嘉靖的脾气，这可是触犯大忌的。如此肆无忌惮，如此毫无避讳，常理难以讲通。有人考证郭勋曾首刻出版《水浒传》，其实，郭勋身为武定侯，乃朝中重臣，他是否有此胆量公开牵头出版这样的图书？除非他是一个毫无头脑的政治小白。

而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如果《水浒传》成书于嘉靖时期并经郭勋刊刻发行，说明该书已经基本定型，为何迟至将近半个世纪后才被人发现并畅销？况且其间还把原版失传？万历十八年（1590），僧无念进京，李贽借以致书弟子焦竑，《焚书·增补二·复焦弱侯》详细记载了他向焦竑索书之事：“闻有《水浒传》，无念欲之，幸寄与之，虽非原本亦可。然非原本，真不中用矣。”连博学如李贽，尚且要在万历十八年（1590）向其弟子、新科状元焦竑索要新近出版的《水浒传》。李卓吾一生无书不读，对于《水浒传》这样的作品，不可能不知晓，所以《水浒传》不可能成书于嘉靖年间，只能成书在万历初年，或者确切地说，就在万历十八年写此信前不久。

研究一部小说的成书年代，既需外证，也需内证。外证，可以推测《水浒传》成书上限；内证，可以推测《水浒传》成书下限。由于记载《水浒传》的这些文献本身的成书时间极不可靠，造成这些文献所记水浒成书时间成为悬案。

由于文献的不足，研究人员转而求诸小说本身。根据文本内容，并提出诸多过硬的证据，从而把小说成书下限不断下移。与之相对应，小说的作者也不是元末明初那个剧作家罗贯中，更不是他的学生施耐庵。胡适先生曾断言“‘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鲁迅先生也认为“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先生指出：“事实上那些连篇累牍关于作者是施、罗的材料甚至连表面价值也没有，因为所有这些资料都是互相抄袭的，所以它们谁都有赖于最早出处的真伪。”

《水浒传》署名“施耐庵”与其说是“实乃俺”，不如说是“史乃俺”——史进就是我。“罗贯中”，其实意思就是罗列——贯穿——而成。此二人可能纯属子虚乌有。当然，也不排除此二人参与创作过一部粗糙的《宋江》话本，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无论如何绝不会是今天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以高俅、王进开篇的《水浒传》。赵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