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早期的民间道教组织，如张陵的五斗米道和张角的太平道，均出现在东汉末叶。正统道教组织则要到南北朝时期，经过寇谦之、陆修静等人的整理改造，才最后形成。道教尊老子为教祖，崇奉元始天尊为最高神，并有一整套的教义思想和科戒规制加以维系。其思想则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说比儒学更久远。儒学是一种思想学说，因受到历代帝王的尊崇，成为统治思想，故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某种“准宗教”的作用。道教是一种宗教，为广大民众所信仰，而其教义经典也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儒主人世有为，倡“修、齐、治、平”之道，贵阳刚之气。道主清静无为，倡全性长生之道，是为阴柔。两者相互排斥又彼此融合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内容，构成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两大根干。

　　道教的形成 道教的教义思想渊源，庞杂多端：①远古的巫术。巫师作为人与神的中介，在原始社会乃至后来的阶级社会中，曾发挥着通神、医病、禳灾、释梦、预言等多种功能。道教的法术、祛病，即来源于此。②神仙方士鼓吹成仙之术。因齐威、燕昭、秦皇、汉武等帝王寻觅长生不死灵药，崇方士，致使神仙方术泛滥。道教的神仙信仰和长生久视之术，即源于此。对此二者，重理性的儒学均取回避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或仅取其合理内核，如“神道设教”的教化功能，谓“祭如在”。③阴阳五行和谶纬迷信。此风始于西汉，解经儒士“伏生开源，(董)仲舒衍其流。……谶纬烽起，怪说布彰”。大批儒士推波助澜，与方士合流，宣扬天降祥瑞灾异以警世，在社会上造成一股神秘主义风气。而道教则承袭了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论和“天地人三合一致太平”的谶纬迷信，仿效儒生们神化孔子的办法，神化老子。道教最早经典《太平经》和《老子想尔注》就是这股思潮的产物。在这一点上，被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对道教的产生起到了催化作用。④黄老思想。战国后期到西汉前期，尊道家而又兼采儒、墨、名、法、阴阳各家之长的黄老道大兴，形成弥漫社会的思潮。汉武帝时独尊儒术，黄老思想虽失宠于上层，但却仍流行于民间。到东汉以后，黄老道与神仙家相结合，黄帝老子则被偶像化为神明而加以祠祀崇拜。后来，黄帝地位下降，老子神格上升，终于演变成道教的祖师——“太上老君”。东汉末，谶纬迷信破产，经学也步人死胡同，代之而起的是魏晋玄学。这时，社会下层则兴起了民间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应运而生。因民间道教在社会发生危机时，往往被农民起义所利用，如黄巾起义和孙恩、卢循起义，故遭到正统儒学的抵斥，被视为异端邪说，称之为“米妖”或“妖贼”，遭到统治者残酷镇压。然而，道教并不因为统治者的镇压而销声匿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道教信徒不仅在下层民众中愈来愈多，而且连上层人士、世家大族，乃至皇族贵戚也开始信奉起来。鉴于流行于民间的道教有被利用当做造反起事的可能性，一些儒道兼修的世族名士纷纷投入改造道教的活动。南朝的葛洪、陆修静、陶弘景和北朝的寇谦之，就是将民间道教改造成为正统道教的关键性人物。他们对民间道教的整理改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①向已经成为帝王之学的儒家靠拢，增添以“忠孝”为核心的礼法，以获取统治阶级的认可与支持。②剔除五斗米道中许多粗糙的民间原始巫教的成分，完善道教组织和科戒仪式。③对称名“李弘”利用道教造反起义之事，严加申斥，坚决禁止。南朝陆修静是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使民间道教转化为奉持三洞经典科戒的正统道教的大师。他出身于江南士族吴郡陆氏，少宗儒学，博通坟典，后专心向道，担当起整理撰写道教经典大任。释道宣曾评论陆氏曰：“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葛玄与葛洪)。……遂妄加穿凿，广制斋仪，糜弗极繁，意在王者遵奉。”此语虽有讥诋之嫌，但通过陆氏之手将民间宗教改造成为“王者遵奉”的正统道教这一点，说得是很准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假托老子及其孙子几次降世授命赐经，令其“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并以老子之名，谴责利用道教造反者为“叛逆”。寇谦之与当时北方儒学大家崔浩联合在一起，共同怂恿劝诱魏太武帝遵信“清整”后的新天师教。“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不仅如此，寇谦之还与崔浩一起，儒道联手，促成了太武帝的毁法灭佛举动，给佛教以沉重打击。另外，在此后的另两次周武帝和唐武宗毁法灭佛行动中，也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家与道教联手对付佛教的行迹。

　　鼎盛时期的儒道关系 隋统一了中国，南北道教也随之趋于统一，其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逐渐形成儒、道、佛三教鼎立的格局。到了唐朝，因李唐皇帝追认老子李耳为始祖，道教地位也随之大大提高。道士隶籍于宗正司，被视为宗室成员，并下诏旨，规定道教地位居于儒、佛之前。唐玄宗在开元年间下令，收集天下道经，编纂成藏，名《一切道经》。道教经典成藏始即于此。更重要的是，道教与儒学互相融合，至隋唐时有了新发展。隋朝名儒文中子王通，就主张调和三教，并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唐代统治者则采取道、儒、佛兼昕并用的态度。每逢国家大典，则召请三教领袖集会宫廷，进行讲论，皇帝择善从之。玄宗时，还设置玄学博士，文人学士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者，均可以与儒学一样进行开科考试，名为“明经科”。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无不兼通儒道。道教哲学，在唐代有了重要发展，这就是重玄哲学。唐代杰出道士成玄英、王玄览和司马承祯等人，对发展重玄哲学做出了突出贡献。重玄派上承魏晋玄学，倡“玄之又玄”，即谓“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人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行者滞于此云，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无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而欲悟入重玄之道，只有取法于庄子的“心斋”、“坐忘”一途。司马承祯则撰《坐忘论》一书，专论“坐忘”之要。重玄派以老庄哲学为根基，兼采佛教哲学中的心性说，对道教哲学有新的开拓，同时也对儒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当重玄派论及政要时，则与儒学无多大差别。如重玄派道士成玄英语；“至言虽广，宗之者重玄；世事虽繁，统之者君主。”尧舜所以升平者，有道故也；桀纣所以淫乱者，无道故也。”又曰：“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尧舜授禅，能令天下归心。”这些主张，与儒学所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如出一辙。还应指出，道教重玄哲学对宋理学有启迪之功。如司马承祯所讲的修炼，就专主“修心”，而修心则在“收心离境”，“静则生慧”．最终达到与“道”冥合。这一点与宋理学家程颢所阐发的“定性”主张极相近。特别是由司马承祯努力推动的道、儒、佛三教融合思想，对宋代理学的产生有着重要作用。司马承祯反复论述的“坐忘”，则成为宋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主静”说的先导。同时，华山道士陈搏所传先天图，也对宋理学有启示作用。宋理学，是儒学发展史上第二次大变革(第一次是汉董仲舒对儒学做了新解释，提出天人感应说)。宋代理学家们对儒学经典做出新的阐释，提出不少新范畴，诸如太极、理、气、心、性、命等，将儒学推向新阶段，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主体结构。而理学则是由于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某些哲学思想，如道教的宇宙生成论，禅宗的心性论，然后对旧儒学进行改造，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宇宙观和人性论，使儒学有了更精致的哲学基础，故又称之为新儒学。但是，理学大师们，却囿于儒道两家的森严壁垒，对与道教的关系，讳莫如深。如程颢与程颐，就讳言他们早年曾师事周敦颐，受其教诲的事实。因为周的重要著作《太极图说》，显然是渊源于道家。甚至连朱熹倾心道教内丹理论，亲自为道经《参同契》作注，竞也不敢公开署自己的真名实姓。道教却直率得很，在晚唐时从灵宝派中演化出一个以道儒融合为特征，尊晋代许逊为祖的净明派。该派以忠孝廉慎的伦理实践为主旨，强调心性修持，使心一尘不染，故谓之净明。净明忠孝道，公开倡导三教合一说，在宋元时代得到很大发展。又因为江西南昌西山万寿宫是其祖庭，故净明道在江南地区影响极盛。北宋末徽宗皇帝狂热地崇信道教，自封为是世上道教的最高首领，自称道君皇帝。君臣还竟相编造道教祖师老子和天神降临祐护的神话，为崇道之风推波助澜。在全国大力提倡道教，并不惜糜财耗力，大兴土木，遍建宫观，把道教信仰推上一个新的高峰。徽宗皇帝诏命各州县仿儒学的形式设立道学，“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学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对人道学者也举行科考，分授元士、高士等名号，位与官吏品级相等。崇宁年间，徽宗皇帝屡下诏书，命天下搜访道经，集中整理，于政和中，编成《政和万寿道藏》一部，共540函、5481卷，全部付梓刊印。这一系列崇道活动，不仅推动了道教的发展，而且促使文人学士争相学习道经，大大加速了儒道的融合进程。然而，宋徽宗狂热崇道以及天神降临种种神迹，并未能保祐住北宋朝廷，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徽、钦二帝被俘北狩，整个北部中国为金国所有。在金朝统治下，旧道教随着北宋的灭亡而趋于衰败，几乎再也无人问津。然而，深埋在人们心中的道教信仰，并未消失，随后又重新萌生出几个新道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全真道。该道派在金元时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为影响遍及全国的新道教。

　　三教合一 全真道教教祖王重阳，出身儒家，且熟谙佛典。他虽自认为上承钟吕丹道派而皈依道教，但却不囿于一教范围，公开倡导三教归一。他本人也以三教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尊“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以合三教为一教相号召。因此，教导弟子诵经一概以佛的《心经》，道的《道德经》和《清静经》以及儒家的《孝经》为功课，而不单独奉道教一家经典。当然，全真道以三教合一为其教义主张，并不是标新立异之举，实在是顺应了自唐以来逐渐形成的三教合一思想潮流的结果。其实，当时著名的儒学学者何尝不如此。例如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皆在治学中参酌道佛两教，以立己说。非此，理学或心学都无从创立，只不过他们在口头上羞于与道佛为伍罢了。到了明代，情况则已有所改变，就不再讳言三教会同。如心学大师王守仁说：“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宁有二乎?”且认为：“后世儒者，不见圣人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至于后起的阳明学派。则较其师更为激进，不少人公开倡导三教合一，甚至入山为道。

　　明清两代，道教更加世俗化和民间化，从而与平民百姓的生活更加切近。儒学也通过林立的蒙学及各地的书院，灌注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因而，儒学的纲常伦理已全面渗透到道教教义与仪式中去，儒道融合向着更深层次发展。以至社会上，上至皇帝，下至庶民，从思想信仰到风俗习惯，都已经一致尊奉三教合一为其传统信仰。在节庆祭祀仪式上，则既拜孔夫子，又拜太上老君，同时还拜已经完全中国化了的如来佛和观世音菩萨。到了这时，儒道两家的融合已不仅仅体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而且已经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具体行动中，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节庆祭祀等，无处不见儒道两家的影响，二者的对立已经日趋泯灭。

　　见儒释道合流、儒学与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