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即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九一八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①。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相联系，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也经历过不断建构的过程。在清末民初，民族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而构建的，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主张“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双方为此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和斗争，结果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最终确立。在五四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十月革命以及列宁、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主要是围绕民族自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帝与反封建的关系而展开的，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都曾为此做出过重要贡献。九一八事变后，受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民族复兴思想的提出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当时的知识界围绕民族复兴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清末民初②。实际上它是当时两种民族矛盾的存在并日益激化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两种民族矛盾是：(一)中华民族与东西方列强亦即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二)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与建立清王朝的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在这双重的民族矛盾及其日益激化的基础上形成或产生的。这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或产生不同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或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汉族和其他民族与建立清王朝的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刺激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的“复兴”，而中华民族与东西方列强亦即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激化，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被人们接受的重要原因。

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力量主要有两种，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但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其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都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换言之，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是他们民族主义思想的源头活水。具体而言，他们大多是先接受了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后来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其民族主义思想经历过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过程。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民族建国。受其影响，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就主要体现在民族建国方面。

民族建国虽然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同要求，但在如何建国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他们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概而言之，其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排满”与“合满”的分歧；(二)与此相联系的，是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还是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的分歧。革命派主张的是前者，而立宪派主张的是后者。

革命派的“排满”最早可以追溯到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筹建兴中会总部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到了20世纪初随着革命思潮的兴起，“排满”更成了革命派的一项主要政治诉求。革命派“排满”的思想来源之一，也可以说是主要的思想来源，便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中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亦即“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想。在一些革命派看来，只有汉族统治者才是正统，包括满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不应入主“中原”，取得国家的统治权，否则便是“亡中国”。与“排满”相联系，革命派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中关于民族建国是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思想资源出发，主张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浙江潮》上的一篇文章就强调，所谓民族主义，其实质就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发挥本民族之特性；惟民族的国家，乃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所以，一国之内不能“容二族”。否则，“舍奴隶以外，无以容其一”①。既然一国之内不能“容二族”，那么该文的结论自然是：中国要民族建国，就必须“排满”，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

和革命派主张革命“排满”和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相反，立宪派则主张“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并为此与革命派展开过激烈论战。立宪派主张“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的思想来源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中的文化民族主义，亦即“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思想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中的以文化为主划分民族、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因此，立宪派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一是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满洲与我，确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 ②。用杨度的话说：“今日之中华民族，则全国之中除蒙、回、藏文化不同，语言各异而外，其余满、汉人等，殆皆同一民族”③。既然满、汉已经同化，成了同一民族，那么，革命派基于种族民族主义的立场而提出的“排满”也就失去了合法性的依据。二是强调中国的民族建国是建立一个包括满洲在内的多民族国家，而非单一的汉民族国家。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梁启超就针对革命派的“革命排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必离满洲民族然后可以建国乎？抑融满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诸民族而亦可以建国乎？”这个问题又可分作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即“当预备时代，将排满而能养汉人之实力乎？抑用满而能养汉人之实力乎？当实行时代，将排满而能御列强之侵入乎？抑合满而能御列强之侵入乎？当善后时代，将排满而得国础之奠安乎？抑利满而得国础之奠安乎？”他考察的结果是：与革命派的“排满”比较，“用满”、“合满”和“利满”则更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建立，“此则吾所敢断言也”。所以，他认为，“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以建立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④。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虽然在如何建国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无论是革命派所主张的单一的汉民族国家也好，还是立宪派所主张的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也好，都还不能完全称之为近代民族主义。因为一个国家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还是由多民族构成的，这只表明国家的构成元素，而不能完全说明国家的性质。国家的性质主要是由国家的政权性质决定的。革命派和立宪派所主张建立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或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而且还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就此而言，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又包含有反帝反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内容。

革命派之所以要“排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只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孙中山便认为，中国之所以会陷入被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境地，原因就在于满清王朝的软弱不振和卖国投降。因此，中国“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 ①。这样革命派就把“排满”与“反帝”结合了起来。同样，立宪派之所以反对“排满”，而主张“合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兴盛的时代，而“民族帝国主义”与以前的“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既然“民族帝国主义”是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对外侵略扩张，那么我们要抵抗“民族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也就必须集合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包括满人的力量，而不能兄弟阋于墙，制造满汉对立，“将彼五百万之满族先摈弃之”②。

革命派之所以要“排满”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清王朝不仅是异族政权，而且还是封建专制政权，所以“排满”既是民族革命，又是政治革命，如果说民族革命的目的是要恢复汉人对全国的治理，那么，政治革命的目的则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同样，立宪派虽然反对革命派的“排满”，反对革命派提出的“种族革命”，但他们不仅不反对革命派提出的“政治革命”，相反认为只有实现政治革命，结束封建专制统治，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为根据梁启超所接受的伯伦知理的理论，一个民族在建国之前，首先必须使其民族成员具有“国民资格”，但在专制政体下，民族成员的“国民资格”是培养不出来的。当然立宪派对政治革命的理解与革命派不同，革命派的“政治革命”指的是民主共和，而立宪派的“政治革命”指的则是君主立宪。但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是民主的政体形式。

这里尤需指出的是，革命派和立宪派虽然在如何建国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上存在着分歧，并为此展开过激烈论战，但他们也在不断地吸取对方的一些正确观点而对自己以前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修正。概而言之，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逐渐修正了原来那种认为满清王朝不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观点，并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革命派“种族革命”的合理性。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便写道：“次政治现象而起者，曰种族问题。满汉之同栖一国而分彼我，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从品也”③。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部分立宪党人更是出于对清政府借预备立宪之名、行拖延立宪之实的不满，开始转变立场，赞同革命派的共和革命。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逐渐放弃了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思想，声明“排满”只反对压迫、仇视汉人的满清统治者，而不是普通的满族民众。同时，他们也逐渐放弃了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构想，而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主张。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便郑重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五族共和”、“五族平等”被确立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基本共识并得到确立，则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所以在五四前后得到发展，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有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战争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加深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由于战争需要，战争期间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加紧资源掠夺，强征当地人民参战，给当地人民带来沉重灾难。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又在牺牲弱小民族利益的基础上，构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变本加厉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经济奴役，强化殖民统治，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愈趋激烈。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力量大为削弱，而且以压迫各族人民为基础的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在大战结束前后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土崩瓦解。战争期间，忙于战争的帝国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控制有所放松，这在客观上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并促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增强，纷纷建立自己的政党组织，以争取国家独立为目标，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而且部分国家的无产阶级队伍也日趋壮大，开始独立地领导或影响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东方各族人民卷入国际政治生活，帮助他们熟悉军事技术装备和新式武器，使他们开阔眼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以中国为例，当时有大批中国人到欧洲战场的后方劳动营里服劳役，尽管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但战争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不用说，有过如此经历后返回家园的殖民地居民对欧洲领主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恭顺(西方列强)”①。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汹涌浪潮，由东往西，计有：东亚的朝鲜三一运动(1919年)，东南亚的缅甸反英运动(1918—1922)，印度尼西亚反荷起义(1926—1927)，南亚的印度第一次不合作运动(1920—1922)，伊朗吉朗民族民主运动(1920—1921)，土耳其凯末尔革命(1919—1934)，伊拉克反英起义(1920)，非洲的埃及独立运动(1919—1924)，摩洛哥里夫起义(1921—1926)，比属刚果基班固运动(1921—1933)以及拉美人民的反美斗争(1918—1920)等。

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了五四前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孙中山就曾指出：“自欧战告终，世界局面一变，潮流所趋，都注重民族自决。我中国尤为世界民族中底最大问题”。因为“在东亚底国家，严格讲起来，不过一个暹罗，一个日本，可称是完全底独立国。中国……幅员虽大，人民虽众，只可称个半独立国罢了”。既然世界上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都已纷纷独立，民族获得了自决权，那么作为东亚大国的中国还只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还没有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这当然是“世界民族中底最大问题”，而要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②。朝鲜三一运动带给国人的启示也是很大的。戴季陶在《爱尔兰独立运动及美国》一文中称三一运动为东方的爱尔兰问题，主张“我们的国民，对于朝鲜人的自决运动更应该有精神上同情”，并且“希望民国的合法议会，也要表示一个维持条约有效，扶助民族自决的态度” ③。北京《晨报》对于朝鲜的三一运动更是予以全程的关注，正如它发表于1919年4月20日的一篇文章所言：“近来中国日刊报纸已大发达，每日电报消息一大增加，是以中国人民对于世界无论何处发生之情形均甚洞悉。彼等深知违犯民族主义其于施者受者双方均有伤害。” ④陈独秀感慨：“这回朝鲜参加独立运动的人，以学生和基督徒最多。因此我们更感觉教育普及的必要，我们从此不敢轻视基督徒，但中国现在的学生和基督徒，何以都是死气沉沉？”⑤对于菲律宾的独立运动，陈独秀撰文进行介绍：“欧洲停战以来，各国的属地，受了民族自决主义的影响，狠狠发展他们民族运动的光荣。所以爱尔兰、朝鲜、印度、埃及均已经发生过革命的事情。近来菲律宾也极力想早日脱离美国的关系，自己去组织一个菲律宾独立国家。”①同样，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给当时正随梁启超做环球旅行的张君劢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告诉国人，“自印之隶英，百数千年来，不统一之民族渐进于统一，不识近世之政治为何物者，乃近而要求权利争代议政治，且政党之运动风起水涌” ②。

二是俄国十月革命、列宁和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对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苏维埃政府不仅对内力求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原则来解决国内民族问题，而且对外摒弃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殖民奴役，主张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宣布取消沙皇政府与中国及土耳其、伊朗等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些举措给中国多年来探索民族独立争取国家自由的仁人志士以有力的鼓舞，也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毛泽东的话明确地表达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列强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坎坷艰辛，也透露出对新的道路的憧憬。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深受外国列强的压迫与奴役，对此，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以不同的方式探寻过谋求国家独立富强的道路，但无论太平天国还是洋务运动，无论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都没有使中国获得富强和独立。曾经历过万般磨难的孙中山对十月革命意义的理解应该比常人更加深刻。十月革命来临时，毕生投身革命的他已处在革命生涯的晚年了。然而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十月革命给他生命最后几年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苏维埃政府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重申放弃沙皇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使一生中反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侮、陷害和背叛的孙中山了解到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和帝国主义根本不同的“最新式的共和国”。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签订《孙文越飞宣言》，以求通过苏维埃国家的帮助，“摆脱凭借强力和采取经济的帝国主义方法的国际体系所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政治与经济的奴役。”事实也证明，“俄国人用了两个重要方法，改变了中国的局面：他们通过与北京以及国民革命运动建立取得联系，挑起了中国对于西方各国和日本的对立情绪；他们通过对国民党人提供技术援助，决定性地改变了这个国家政治力量的均势” 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促使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1916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力，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中解放出来。通过十月革命，俄国把民族自决原则从意识形态变为了实践并取得了成功。列宁这一原则最大贡献在于它使其民族主义从一种思想理论开始具有了政治法制的意义，成为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原则和武器。列宁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已成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运动，主要打击目标是世界帝国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可以帮助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因此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形态，其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理论：世界民族分为压迫剥削民族和被压迫剥削民族，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民族间的压迫和剥削就是国际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不仅是形成民族主义的历史力量而且是世界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孙中山及陈独秀、李大钊等更理性地认识到应该团结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反帝反封建，必须以民族主义作为积聚革命力量的武器，追求国家的独立。

需说明的是，战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理论也是促进五四前后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这里之所以没有把它与俄国的影响相提并论，一个重要原因是巴黎和会后国人对美国的兴趣衰微。巴黎和会前，国人强烈要求洗雪“二十一条”之辱并收回山东的主权。由此，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言论，特别是他的民族自决理论，深深吸引了当时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人们对美国的希望油然而生。然而，恰恰是威尔逊亲自指示参加和会的美国代表团向日本让步出卖了中国的权益，国人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对美国的希望由此破灭。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晚年的联俄，除了其他诸多原因外，对美国的失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巴黎和会，这对促使大批青年思想左倾，放弃以西方民主为楷模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①

如果说清末民初民族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而建构的话，那么，受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威尔逊“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五四前后民族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围绕民族自决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反帝与反封建的关系而建构的。所谓“民族自决”，在涵义上应包括对外与对内两个方面。对外，它主张各民族均享有自主决定其命运的权力，不受外来民族的支配。用陈独秀的话说：“‘对外发展主义’，固然是中国人现在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赞成这不合理的思想。但‘民族自决主义’(就是在国土之内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义)，我们是绝对赞成的” ②。对内，民族自决是针对政府的专制而要求实现民主、结束晦暗政治而言的。“不准政府独断，要让公众裁夺，这就叫自决” ③，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政府、国家、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主张对政府实行社会制裁，“在这无法律政治可言的时候，要想中国有转机，非实行社会制裁不可” ④。然而，我们以往在讲“民族自决”时，强调得多的是对外一面，而对内一面则较为忽视。这是偏面的。

毫无疑问，五四前后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围绕民族自决展开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政治外交所受的打击。对和会所标榜的公理、正义和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的迷信到山东外交权益的失败后的失望，加上这一时期国内媒体的大量宣传，人民的政治意识，尤其是民族自决意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正是在民族自决意识的推动下，才有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就此而言，五四爱国运动也可称之为民族自决运动。戴季陶就曾指出：“这一次‘民族自决’的风潮，真是疾风怒潮的一样，弥漫到全国了。你们看这一次‘民族自决’的风潮，比起以前抵制美货的时候怎么样？比起历次抵制日货的时候怎么样？比起满清末年争路风潮的时候怎么样？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此前的民众运动，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政治参与面窄，往往局限于一个或几个阶层，例如戊戌变法主要局限于正从传统士绅转变来的知识分子阶层，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农民阶层，辛亥革命的主体主要为受革命党人影响的学生、新军和会党。而“这次的‘国民自决运动’是全国国民” ⑤。

五四前后兴起和发展的民族自决思潮无论在政治参与面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是空前的，这促进了中国全民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此次民族自决思潮中其实包含着诸多不同阶层的不同政治主张，对于某一特定阶层来说，或许通过单独行动达到目标是相当困难的，而通过不同阶层的共同斗争，效果会明显不同。在以五四运动为主体的民族自决风潮中，激进的革命思潮、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潮以及保守主义思潮均在此时找到了兴起的契机并得到发展，不论其主张的现实操作性有多大，它们都是对如何谋求民族独立富强的一种回答。一些以民族自决思想为主旨的团体如“国民自决会”、“外交救济会”等也纷纷建立起来，它们同样为民族自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努力与贡献。

民族自决，就必然要涉及反帝与反封建的关系问题。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内乱原因的一币两面，“即使中国现在能出现一个所谓统一政府，但列强的压迫不去，军阀的势力不除，中国是万难实现统一的，而内乱还会不止呢”，“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所以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 ①。从中国的特殊国情看，中国人民的反军阀的革命既是民主主义斗争，又是民族主义斗争，“军阀自身究竟没有什么真实力量，他们的屡次战争的背后都伏有列强间势力竞争的意义”②。打倒军阀的民主主义背后是反对列强的民族主义，这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会同时展现两种互相排斥的意识形态。而且，史实证明，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运动，最后反而成为带领民众投入民族运动的急先锋” ③。

迈克尔·弗里登曾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 ④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与此相联系，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的学理构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

虽然早在清末民初，民族复兴思潮即已孕育或萌发，从孙中山的“振兴中华”口号到同盟会的“恢复中华”纲领，从国粹派的文化复兴主张到东方文化派的复兴东方文化，实际上都或多或少的包含有民族复兴的思想内容，但“民族复兴”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并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5月于北平创刊的《再生》杂志，即明确宣布以“民族复兴”作为办刊的宗旨，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民族复兴方案供社会讨论，其“创办启事”写道：“我中华民族国家经内忧外患已濒临绝地，惟在此继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本杂志愿代表之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国人共商榷，因定其名曰再生(The National Renaissanci)……兹拟一方面根据历史之教训，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为惟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括号里的英文，直译出来就是“民族复兴”。当时明确以“民族复兴”为办创宗旨的刊物，还有创刊于天津的《评论周报》和创刊于上海的《复兴月刊》等。除这些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刊物外，其他许多未标明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报刊也都大量的刊登过相关文章，有的还发表“社论”(如天津《大公报》1934年5月15日“社评”《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开辟专栏(如《东方杂志》31卷第18号就开辟过“民族复兴专栏”，发表赵正平的《短期间内中华族复兴之可能性》、潘光旦的《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吴泽霖的《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等文章)，就“民族复兴问题”进行讨论，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也相继出版，如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吴庚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周佛海的《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王之平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1933年9月1日出版的《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曾写道：“中国今日，内则政治窳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垒卵。忧时之士，深虑神明华胄，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复兴’！‘复兴’！绞脑沥血，各本其所学，发抒复兴国族之伟论”⑤。

“民族复兴”这一概念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明确提出并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其主要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激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这正如张君劢等人在《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这个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两条路，其一是真正的复兴，其一是真正的衰亡”。日本的残暴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之中，但“危机”也就意味着“转机”，“这个转机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或则从此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或则从此抬头而能渐渐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所谓转机的关键就在以敌人的大炮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老态轰去，使我们顿时恢复了少年时代的心情。这便是民族的返老还童”⑥。黄郛在为《复兴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也指出：“中国今日，内忧外患，困难重重，物质精神，俱形枯稿，实离总崩溃之时期已在不远。试问吾四万万人同立在此‘不沦亡即复兴’之分水岭上，究竟将何以自处？吾敢断言，无男无女，无老无幼，全中国无一人甘沦为亡国之民”。所以，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复兴”。而《复兴月刊》的宗旨，就是要为中国的“复兴”寻找一条道路①。傅斯年在《“九一八”一年了》一文中称“‘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它与“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一样，“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而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受害者，“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用不着悲观，且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 ②。邹文海在文中也写道：“感谢日本飞来的炸弹，因为它无形中启发了我们新的政治生命。外寇的压迫，引起了国人自尊的心理，对外的抵抗，破除了向来自私的习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从此以后，要在一致势力之下，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③。

除这一原因外，费希特民族复兴思想的影响也是民族复兴思潮在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原因之一。费希特是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和爱国主义思想家，当1806年拿破仑的军队侵入和占领柏林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希望德意志国民树立起民族的自信心，并在此基础上对“自私”等民族性的阴暗面进行反省，通过创办新国民教育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虽然早在1920年代，张君劢以及青年党的李璜、左舜生等人就对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提出的民族复兴思想作过一些介绍，但这些介绍还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只是到了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才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初步统计，九一八事变后，仅《东方杂志》、《国闻周报》、《时代公论》、《复兴月刊》、《教育杂志》、《再生杂志》和《大公报》等报刊发表的费希特《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之译文(节译或摘译)或介绍费希特之民族复兴思想的文章就达23篇之多。此外，还有一些西方哲学史、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化史著作也对费希特在《演讲》中提出的民族复兴思想作过介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费希特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之节本，还被收入进了1934年出版的《中学国文特种课本》第二册(高中用书)。由于费希特发表《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时的德国处境与1930年代时的中国处境十分相似，因此，费希特在《演讲》中提出的民族复兴思想也得到了中国思想界的广泛认同，这正如瞿世英为中文版《菲希德〈对德意志国民讲演〉节本》所写的序言指出的那样：“菲氏的演讲，可以认为不仅是对德国人的演讲，而是对人类的演讲，尤其是国家危险与他当时的普鲁士相仿佛的国家，应当在他的讲演里得到感动，得到安慰，得到努力的方向。他的演讲，‘对于惨败者，鼓其勇气与希望，对于愁苦者予以欢欣，对于悲不自胜者，有所以慰藉之。各人不至因惨痛而抑郁无聊，各人有追求事物真相之热心，且有应付当前之难问题之勇气。’”④我们查阅1930年代初中期的报刊就会发现，自费希特在《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提出的民族复兴思想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后，中国的思想界使用“民族复兴”一词的频率明显增多起来⑤。

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思想界围绕民族复兴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⑥。中华民族有无复兴的可能？这是九一八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广大国民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陶希圣在《关于民族复兴的一个问题》中作了肯定回答。他在文中写道：现在大家所关心的，是“民族复兴到底可能不可能”。从生物学上讲，一种有机体衰老了是不会还童的。然而民族不同，其生命的延续全在新生物与旧生物的代谢。假如我们相信受环境的重要影响，在每一期新陈代谢之间都有复兴的希望存在，那么我们也就应该相信，中华民族完全有复兴的可能①。和陶希圣一样，梁漱溟也是从个体生命与集体生命之异同立论，来肯定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的。他承认，由于文化早熟，中华民族已经衰老，但衰老并不等于死亡，相反有返老还童、“开第二度的文化灿烂之花”的可能。因此，他要人们相信：尽管面临着严重危机，但中华民族不仅不会灭亡，而且一定能够复兴②。

与陶希圣、梁漱溟不同，张君劢主要从民族主义思想的发达与否着眼，说明中华民族存在着复兴的可能性。他指出，民族主义思想的发达与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中华民族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其政制、伦理和美术都有其独特价值，然而自从世界大交通后的近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却大大落后于“欧美诸国与其他近世国家”了，甚至受欧美列强和日本的任意蹂躏和宰割，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的民族主义思想淡薄。因为自古以来环绕我国四周而居住的都是一些比较落后的“蛮夷”，故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期间，形成民族主义思想的环境始终未能具备，我国人民头脑中充满的是“天下”观念，而非民族意识。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这种淡薄的民族主义意识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变得强烈起来。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又在客观上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一大转机，使之成为可能③。

赵正平在《短期间内中华民族复兴之可能性》一文中提出，要回答中华民族能否于短期内复兴，首先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华民族的衰落是由民族性引起的，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果是前者，那么，要复兴中华民族必先复兴民族性，而民族性的形成与复兴决非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所以中华民族也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复兴；如果是后者，民族性只是造成中华民族衰落的原因之一，而非唯一或主要原因，那么，“我中华之中衰，实为一时的病象，病源剔除，病象自去，事犹一转移间，是最短期间内民族复兴为必可能也”。在他看来，虽然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存在着一些毛病，但它决不是“八十年来民族中衰”之主要“因素”，因此，只要我们处置适当，运用得宜，“举国才智，一致为民族复兴努力，则不出十年，国运勃兴，将沛然莫御”④。为了说明中华民族能够在短期内实现复兴，赵正平还在《复兴月刊》第1卷第1—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华民族复兴问题之史的观察》的长文，通过对几千年中国历史的观察，他得出结论：“几千年来的中华民族曾遭遇多少次的压迫，翻过来曾演出多少次的复兴，以这样悠久健全的民族精神，说是今后没有复兴性，这是万无此理”。“我们要自觉自信，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必然的可能”⑤。

针对少数人对民族能否复兴的怀疑，吴其昌再三强调，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只要我们埋头苦干，努力地“去做复兴的工作”，中华民族就没有不复兴的道理⑥。潘光旦要人们相信：中华民族并没有衰老，还是一个青年，只是有些发育不全，元气上受了些损伤，如果能将损伤的元气恢复起来，“那么，前途便可以大有作为”⑦。为了说明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一些学者还分别考察了美国、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历史上的复兴运动⑧，并得出结论：既然历史上的美国、土耳其、俄罗斯能够实现复兴，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就不能实现复兴呢！

当然，人们在肯定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艰巨性。吴泽霖在《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一文中开篇便写道：“民族复兴在今日的中国，已成为上下一致努力的运动。……不过民族复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决不是单靠传单、标语、口号等宣传所能济事的。……民族复兴，并不在乎复兴意志的强弱，而在复兴条件的是否存在而定”。在他看来，民族能否复兴取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环境是否丰富以及是否能充分利用，以满足全民族的根本需要；二是生物方面人口能否比以前有较为适当的繁殖，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三是在文化方面能否适应和对付当代的严重问题。就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三方面都困难很大，因此，我们应团结一心，“对症下药”，进行改革，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彻底做下去”，直到民族复兴实现为止①。

从民族主义思想的发达与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这一认识出发，张君劢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使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了可能，但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从“情”、“智”、“意”三方面入手，大力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所谓“情”，也就是对本民族的感情；所谓“智”，也就是民族的聪明才智；所谓“意”，也就是民族的“意力”或“意志”。他特别强调了民族的“意力”或“意志”对民族复兴的积极意义。他写道：民族有统一“意志”，然后才能立国。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民族的“意志”是统一，玛志尼时代的意大利民族的“意志”是复国。就中国目前而言，中华民族的“意志”是实现民族复兴。所以全体中国人，无论其阶级、党派、政治信仰如何，都应该服从这个民族意志②。

周佛海在《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一书中提出，要以“精神建设”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而“精神建设”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扫除因私害公的风气，建设为公忘私的精神；第二，要铲除敷衍、应付和虚伪的风气，建设忠于所事、忠于职责的精神；第三，要铲除互相推委、互相责难的风气，养成任劳、任怨、任咎的精神；第四，要铲除冷淡的心理，养成狂热的风气；第五，要铲除个人自由的风气，养成严守纪律的精神；第六，要铲除鄙卑鄙贪污的恶习，树立尚名节、重廉耻的风气③。赖希如认为，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应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弱点”进行改造。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弱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观察：第一，是从活动力及发展力方面观察。中国的民族风尚，向来尊崇道德，而蔑视才艺，以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极则。“此种崇尚宁静无为，苟安天命之结果，于不知不觉中，遂逐渐养成安闲自适之民族堕性，而听天由命之宿命论，亦则是而深入人民之意识中”。第二，是从组织力及经营力方面观察。中华民族向来崇尚那种无拘无束之飞鸟式的自由，“缺乏秩序之观念，复无纪律之规范”，西方人视中国人为一盘散沙。“人民本身之组织如是，其他对于事业之经营，亦正同出一理”，中国人不擅于经济上的经营和竞争。第三，是从吸收力及理解力方面观察。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有两种消极元素，“一为唯我独尊，蔑视一切之‘排他性’；一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保守性’，所以中国不善于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对外来文化往往不求甚解，“厌于讨论求详”。第四，从伦理道德之消极倾向方面观察。中国的伦理道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消极一面而言，比如“自私自利”，“人人但知有家庭，而不知有所谓社会；知有家族，而不知有所谓民族；家虽齐，而国不治”。第五，从务虚名而轻实际方面观察。中国人比较尚虚名，重形式，爱好体面，比如“吾国社会婚寿丧祭之礼仪，其形式之繁重，殆为世界各国之所无”④。天津《大公报》的一篇名为《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的“社评”也再三强调：“重唤起中国民族固有之精神，以秦汉以上诸先哲之智慧品性能力精神为范”，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之必要的原则”⑤。

和周佛海等人的认识稍有差异，梁漱溟指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之不振，是文化上的失败。文化上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能适应世界大交通后的新环境。因此，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的重新建造。就此而言，“民族复兴问题，即文化重新建造问题”。而所谓的文化建造，亦就是社会组织结构之建造⑥。在章渊若看来，民族复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因此只有建立在“健全的科学文化之基础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以及一切民族之实力庶几可得发展之源泉”，民族也才能实现复兴⑦。郑宏述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二大敌人，“要使民族复兴，希望民族向前迈进，无论如何需要打倒这两重巨大障碍”①。

作为清华大学优生学教授，潘光旦在《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一文中指出：和个人或家族一样，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生物的遗传、地理的环境、历史的文化”这三个因素，而在这三个因素之中，遗传最为基本，其次是环境，再其次是文化。既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与“这三个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一个民族的衰败以至于灭亡，或在将亡未亡之际，想加以挽救，我们便不能不就同一的因素，去找寻所以败亡的解释或可能的挽救的方法了”。然而，自九一八后，人们虽然受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而大讲特讲“民族复兴”问题，但检阅其议论，“几乎全部是偏在文化因素一方面的，大家总以为民族目前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有的人甚至“把(民族衰败)的责任移到各个人的自由意志上”，归罪于大家不努力。实际上，“历史的文化”固然重要，“生物的遗传”和“地理的环境”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只有这三个影响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性②。

尽管因知识结构、政治背景以及所擅长的专业不同，人们的认识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认为只要发奋图强，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复兴，并且探讨了如何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帮助广大国民树立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信念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