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军阀的研究型论证，较早有1918年陈独秀的时事批评：“那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用语很尖锐。继有谭平山于1920年1月发表《军阀亡国论》，指出：“军人在社会上，握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组织了一种特别的系统，这就是叫做‘军阀’。”文章还指出军阀的活动及罪行特征共有“破坏共和”、“蹂躏国会”等12条之多。《孤军》杂志1923年发表的打倒军阀专刊，其中一篇文章指出：“军阀的要素不外下面两种，就是（一）藐视法律；（二）专谋私利；所以我们对于军阀可以下一个简明的定义，军阀是藐视法律专谋私利的军队。”

军阀用语在社会逐渐传播，获得了各种运用。在被公认的军阀人物之间，也彼此指责对方为军阀，甚至也提出了类似于界定的说法，被视为大军阀的张作霖1922年在讨伐直系的电报中说：“军阀弄权，据土地、人民为私有。”其表述与现今常见的定义要素颇为相似。

中国军阀同日本军阀的判断标准相比较，拥有“私兵”割据地盘是中国军阀主要表象，既适用于北京政府时期地域割据状况，也适用于南京政府党军体制下的党内派系与党外征战现象。对比日本方面，自明治维新后施行中央集权，通过1876年西南战争消除了地方反叛势力，故日本不存在“割据地方”问题，日本军阀主要是在中枢专权。再是，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控制，于是在中国有“勾结”帝国主义等批评以及“采用西方军制”等说法，但日本保持了国家独立，判断军阀可以不用这样的标准。关于“军人干政”一条，是为日本学界判断军阀之主要标准，但在中国学者笔下只是诸判断标准之一。综合判断要素的数量，中国军阀的判断标准，远较日本的判断要素为多，显然是中国社会政治诸多复杂因素所决定的。

基于中国军阀概念属性及其界定的难度，其运用状况与价值评估也差异极大。在50年代，日本的松下芳男提出：“军阀一语不是学术的用语。”中国学者来新夏在新著中指出：“‘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它作科学的界定，殊属不易。”尽管如此，军阀概念普及使用的速度与广度，非其他的舶来词可比，军阀二字终归是客观存在而且极为普及常见的汉字概念，对其进行综合的考察研究，极为必要。

北伐革命史观主导地位与新视角的开启

作为批评用语，军阀话语及其主导观念迄今仍然是包括国、共两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加以推动，并在北伐战争动员过程中所共同确立的解释体系，即所谓北伐革命史观。这首先需要考察孙中山等人的论述。

孙中山在相当长的革命活动生涯中，曾认同限制军人政治权力的差别主义，至南方护法运动时期，转向强调军人应该参与革命。1921年的《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是该方面代表性文献之一。他提出：“惟现今之为军人，与前不同，须具有特别之精神，造成革命军人，方能出国家于危险。”所谓“革命军人”，即革命化、政治化之军人。这一军人参政理论其后通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1924年6月16日）等文献做了进一步阐述。

孙中山的“革命军人”思想由国民党人继承发展。蒋介石1926年发布的《蒋总司令就职宣言》和《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1927年的《蒋总司令告全体民众书》等文件，均由此确定宣传基调。其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告全体将士书》强调：“革命军人与军阀之差别，一则决心与帝国主义搏战，一则甘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然其所以致此差别者，尤别有在革命军人不以军队为私有，惟持主义以奋斗，军阀则视军队为私产、防区为地盘，举民政财政一手把持而囊括之，且不恤倒行逆施，依附帝国以求生存也。……国民革命军应受党之指导及监督，成为党之军队，而竭力避免军阀之行径。”文中提出的依附帝国主义、军队私有、割据地盘等说法，亦是现今论者认同的有关“军阀”界定的主要标准。

1928年第二次北伐实现南北统一，革命党人的政治宣传与军政关系研究的学术研究相结合，出现了“标准化”的军阀界定新阶段。曾担任黄埔教导团首任团长的何应钦撰文《什么叫做党军？》，强调党军和军阀的区分不在于“纪律好”和“勇敢”等所有军队都必须保持的特点，而另有四大特点：“一、党军是要使官兵有智识的；不是像军阀实行愚兵政策的。……二、党军的精神是刻苦牺牲；不是像军阀以升官发财像号召的。三、党军绝无地盘观念；不是像军阀以占得好地盘收括民财为目的的。四、党军是党的军队，不是像军阀视军队为私产的。”对于第四点又强调：“党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任何私人的军队。”

但“革命军人”与“军阀”等概念的提出，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被广泛运用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之中。胡汉民等批判蒋介石为“新军阀”，又批评北伐：“所以五年以来的一切，只是军阀的行动，而不是党的行动，更不是主义的行动。”胡汉民的党权与军权的组合概念，迄今仍由学界沿用作为划分国民党派系的基本框架。

30年代《中央日报》发表胡梦华的连载文章，对军阀问题上的国民党北伐革命史观做了总结。该文强调：“所以初因帝国主义的刺激而练新军，终乃因练新军造成军阀；而一部中国新军史便成了一部中国军阀史。”

在中共方面，建党伊始即以军阀概念为时局分析、革命任务规定诸方面的关键词。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规定国内革命对象为“军阀”，外来敌对势力为“帝国主义”。“军阀”在中共文献中有时也作中性术语，如“二大”宣言区分各军阀的性质：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张作霖和曹锟则属于“其他顽固的军阀官僚”。北伐期间两党分裂，中共批评国民党为“新军阀”。其后中共通过“八一”建军走上武装革命道路，继续使用并发展了军阀话语体系。在党内军内以“反对军阀主义”口号，批评中高层违背党指挥枪原则以及“山头”派系现象。在军内中层与基层单位，则以“军阀作风”批评上级军官对于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打骂等不良倾向。该时期代表性文献有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等。

国共两党的分途与对立，带来了两党在理论与宣传层面的区隔及差异，但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北方“军阀”政治，都接受过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影响，坚持了反帝反军阀的理论旗帜与宣传口号。两党在北伐问题上的相同理念，构成为军阀话语中的两党相通的北伐革命史观，并持续发挥着支配作用。

北伐革命史观在冯玉祥问题上有清晰的反映。曾任冯玉祥机要秘书的王倬如回忆，1936年南京政府审定的中学教科书有关“军阀混战”一章，将当时的冯玉祥列入军阀行列，冯玉祥十分不满，他说“据我的理解，所谓军阀是指封建军阀，它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或是封建残余势力。我一贯反对封建制度这是有史可鉴的”。冯玉祥要求修改这一写法，教育部部长“王士杰常用‘正在研究中’来支吾搪塞，始终未见到他对历史教科书有什么‘纠正’”。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冯玉祥的名誉有很大提高，1982年举行了纪念冯玉祥诞辰100周年大会，乌兰夫代表中央政府讲话，指出冯玉祥“从军阀阵营中决裂出来……成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信徒”。仍确认冯曾经是军阀。前后两个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对冯玉祥历史身份都坚持了大体相同的评判尺度，表述用语亦极为相似。

由政党方面确立的北伐革命史观，在20世纪70~80年代之后受到挑战，军阀界定工作出现很大变化。不少论者对于军阀概念的随意性提出了质疑，许多历来受到批判的军阀人物有了新的评价，特别是对一直活动于国家中枢的袁世凯、段祺瑞等人是否军阀问题也有了不同意见。被视为“军阀”的人物形形色色，多元化研究促成军阀形象进一步发生改变。谢里登指出：“军阀在数量上有上百个。还没有人研究出一种完整的军阀类型学。”

李国祁主编的《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总序”概括了军阀的构成要件，与传统观点不同，其定义没有勾结帝国主义的说法，李国祁还指出：“唯袁世凯本身因非粗鄙武夫，按此标准，似难视之为军阀。”或指出“故袁世凯本人虽难称之为军阀，但确为军阀乱政的始作俑者！”罗兹曼从现代化角度提出相同的判断：“袁世凯是从地方主义转变为军阀主义的关键人物。他集中体现了以前曾盛行的政治霸权的崩溃瓦解。”谢里登等认为军阀时代是袁世凯死后才开始的。杨格指出袁与军阀的关系，“虽多来自清末新军，但袁练军无意制造军阀势力，当政时期更阻止军阀滋长，但归失败”。麦金农提出袁训练新军不具有私人军队的特征。陈志让认为袁世凯与蒋介石皆为中央政权的合法统治者，致力强化中央权力与地方割据势力相抗，不应该被视为军阀。陈志让评价蒋介石领导中国对日抗战，其功业在近代政治史上无人能及，视之为军阀并不恰当。

还有著作从军政关系进行分析，肯定了袁世凯政治地位的中央性质与文官性质。鲍威尔指出：“袁世凯与徐世昌原来就是文官，受过很好的古典教育。”袁氏的军队并非由地区或省供应，相反，它的维持是靠户部的，因而就没有财政上仰给于人的危险，同时也就具有了国家军队的性质。鲍威尔又指出：“1897年7月，袁被擢升为直隶省按察使：这一事实说明，袁的威信并不因有人告发而降低。按他所起的作用，在西方他一定会被任命为陆军少将。但在中国，由于文官所享的威信和官僚组织的缺乏专业分工，从文职官阶中升上去，对他可能更有利，尽管他的职责都是属于军事的。”

亨廷顿指出：“中国的袁世凯显然未能对日本1915年的‘二十一条’作出强有力的反应。这步失棋使他在中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当中完全处于孤立地位，丧失了制衡军阀割据势力的必要权威。”亨廷顿显然没有将袁世凯视为军阀，他从军政关系角度分析社会政治的方法值得借鉴。

如果说对袁世凯是否军阀的判断还算清晰，那么对于段祺瑞是否军阀问题，则有更为对立的见解。肯定者如谢里登起初认为：“冯国璋和段祺瑞是袁世凯去世后的最初几年中出现的两位（最）显著的军阀。”但后来有所修正，强调要慎重对待段祺瑞的军阀身份：“严格讲，段祺瑞并非军阀，因为1916年以前他就放弃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并受到北京政府高层的欢迎。然而，尽管许许多多的军队指挥官期望他能成为一位教师和领导人，他还是成为一个主要派系的公认的头子。”

有的从军政关系角度揭示了段的思想与政治立场，陈志让确认了段祺瑞不主张军人干政的事实：“段祺瑞的看法是：‘南北分裂使地方军人可以投机取巧，宣布独立，左右国政’，这种情形不能长期容忍下去。于是他反对督军干政，尤其是南方的督军干政。……安福俱乐部不尽是段祺瑞或徐树铮的人，但是这两位皖系领袖可以左右他们，由他们占多数而操纵一九一八年新选出的国会。这样，皖系在总统和副总统的遴选，内阁人员的任免方面，势力远超过其它的派系。所以皖系可以主张不让军人干政。”

段祺瑞作为北洋新军的缔造者之一，进入民国后并未直接掌兵，按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回忆，段决策时：“段祺瑞得复辟消息，愤怒不可遏，但苦于无直辖军队。其左右献计，经往南京与冯国璋商量合作，讨伐张勋。”张国淦还记述了张勋对于段的力量估计：“张勋以段不握政权，又无直辖军队，颇轻视之。”置身于段系的对立阵营、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也指出，至讨伐张勋之时，“可见段氏并无直接统属之军队在其掌握也”齐锡生的论述是：“直到1917年末，段还没有个人的军事机构。”显然，私兵有无应该是判断是否军阀的主要标志之一，无私兵的段的军阀身份需要认真分析。

综合段祺瑞出身、职权及手中是否有私兵等有关军阀评判要素考察，段祺瑞出身军人但长期未掌私兵，一直是在国家中枢施政而非通常意义的割据一方。在民初的政治转型的三个关键时刻，段均坚守共和而反对帝制，此点也是段祺瑞最重要的道义资源。梁启超对其评价：“其个人短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与比。”近年学界对于段祺瑞的不贪财等个人品质也有正面的描述。

段祺瑞是否军阀的讨论，再度涉及军阀界定的标准问题。派伊从军政关系角度考察得出一段论述，值得参考。他说：“把1920年代中国政治的领导人称为‘军阀’，或者把这十年定义为军阀时期，是为了表达对于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的批判。从许多方面来说，要是避开这个词而改用督军政治或督军，我们的分析将会更客观。但是，使用中文词会显得有些做作，而Warlord毕竟是常用的英文词。因此，我们将使用‘军阀’这个词，希望读者不会被它的贬义所阻碍。”派伊既提出了是否继续使用军阀概念的疑问，除了对于军事人物的品行业绩等方面加以关注，尚须注意社会军政关系角度以分析认识军阀概念的内涵语境。在厘清史实的基础上把握好学理分析，方能奠定基础建立所谓“一种完整的军阀类型学”。一些研究论述将团长或旅长以上的军人统统称之为“军阀”，不只是对于这些军人的不公正，也是对于军阀所特有批判性的扩大化与随意化。

军阀研究中的军政关系研究虽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仍有被忽略的倾向。在“军阀时代”，曾有高一涵、燕树棠、王世杰等多位学者做过重要论述，然其后较长时间少有论者。现今值得重视的有张朋园结合地区现代化个案，指出传统政治文化特征是以文制武达成政治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关系在民国时期被打破，军事势力派崛起因而产生军阀：“中国的传统，军人例受文人政府节制，完全符合现代化的要求。民国中央权力涣散，军人有如脱缰之马，所以成了军阀时代。”他指出西方的军事现代化标准之一是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而专业化至少有两方面的表现，“军队（或军事）的现代化，盖即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所谓专业化，其要求有两方面：第一、训练及装备日益改进，合于时代的需要；第二、军队国家化，不轻于干政。”

在1980年代之后美国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中，麦科德指出军人参政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合理性：“由民国初期政治合法性危机所造成的政治军事化，产生了对于军阀政治的兴起来说必不可少的（社会）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军人抗议他们被政客利用，带有一定合理性。军人被推上政治舞台，的确不是为了建立军人的政权，而是为了解决文官政治表面上不可调和的冲突，使用武力的决定同时来自文官政客和军人自身。”同时指出民初地方政权的具有文人性质，而非通常所说是军人集团，从而对军阀起源于晚清地方官员势力的观点进行反驳：“对这些个案中的各省的观察表明，与其说是文官政治和文人统治的真空，倒不如说是一个有活力的新文官政体。”麦科德的分析方法重视文人政治与军人政权的关系变化，有别于传统的革命史观，给人以新的启示。

从晚清改革到民国初建，中国曾依据自身传统并借鉴现代西方军制，整合军政关系，制订了约束军人参政权力的差别主义法制规则。但社会政治革命、抗御外侮等社会因素，不同程度提供了兵权参政的合理性，遂使军事力量一度成长为民国政局的控制势力。袁世凯死后，各系军事实力派轮番控制国家政权，军政关系严重失衡。同时南方政党力量也在迅速发展，革命党人通过黄埔建军创立党军体制，凭借“打倒军阀”口号获得极大动员效益，击败了北方军人集团。以国共两党的先后执政为标志，“军阀政治”在战争中崩溃，政党政治得以确立。革命党人北伐之际，初发兵十万，两年内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北方势力集团，完成国家的行政统一，由此社会战争场景所决定，革命党人利用军阀概念所作宣传动员，自有其必然的逻辑力量。

军阀现象出现之后，学术政治各界论者云集，诸说杂陈，绵延数十年。而今诸多新视角与新方法的开启，亦为研究发展之必然趋势。个中最大场景，无疑需要聚焦于“北伐革命史观”的考察，厘清其中的宣传造势成分，确认史实再现军政关系演变轨迹，仍为首要任务。换言之，军政关系考察，应该是军阀研究中的题中之义，更是当前的研究急务。

作者简介：徐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文章来源：《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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