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建新：以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说云南的最高峰是卡瓦格博，6740米，在西藏和云南的边界上，就想去看一看。我1987年走过虎跳峡，所以对滇西北还有一点概念。那次我是和两个同事一起去，有十几天的假，但先遣队的货车只能搭一个人，我目的比较强，就想去卡瓦格博拍个照片，他们两个第一次过来，无所谓，就回虎跳峡徒步去了，我一个人搭车进德钦。

行李：然后呢？

段建新：结果走到奔子栏的时候停下来吃饭，以前那个小馆子条件很差，我是厨师，又搭他们车，就跟老板说，你们配好菜，我来炒。当时是云南省登山协会的李之云带队，说登山队太需要我这样的人了，叫我一起去，因为进山后就找不到这样会做饭的人。但当时我假期快结束了，没时间，他们就说正式登山的时候一起来。我说没假期，他说这个简单，因为昆明饭店是旅游局的下属企业，这次登山活动本来就是外事办出面，当时云南省登协的主席冯树森，是外事办的主任，他挂名来做的这次登山活动，和我们酒店是一个系统，可以借调，只是没有工资，我说那无所谓。那时二十出头，有机会玩就已经很好了。

后来先遣队回昆明又继续住昆明饭店，在餐厅吃饭时我还去给他们送了一份烤鸭，那些日本人也对一下号，确认我是在里面工作的，没有骗他们。到9月，体委来酒店谈这件事，说要组建登山队，名单上有三个炊事员，我是其中一个。谈好以后就办手续，我从11月15日借调到体委，作为登山队的后勤队员参与进去。

行李：11月15日就直接从昆明出发到德钦了？

段建新：对。15号和先遣队一起到了德钦县，当地体委找到了8个当地协作，都是藏族人。李之云和北京来的中国登山协会的孙维琦教练要用两个星期培训这些协作，协作对登山完全没接触过，要教会他们使用登山器材和绳索路线，最后还要靠他们运输物资。孙教练说普通话，但当地藏民不太会听，我可以说云南话，云南话他们会听，我就当孙教练的助手，我先学，学会以后再用云南话示范给那些协作，等于整个培训过程我也参与了，这就为后面上山打下了基础。

行李：然后就进山了？

段建新：进山以后就修营地，大本营在3470米，一号营地在4500米，二号营地在5300米，三号营地在5100米，是从二号营地下一个山坡，下到另一边。全程都要用对讲机嘛，但对讲机的距离受局限，隔了山就没信号，所以就需要在二号设一个通信中转，日方和中方都需要设一个。通信中转处的对讲机，可以和更高营地的沟通，也可以和下面营地及大本营沟通，但中方之前计划的人手不够，孙教练就推举我做通讯员，我学习了登山的技能，又可以讲云南话，很多巧合，就被派到二号营地做通讯，在上面待了一个星期。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拍照片。

等到三号营地建了起来，大量物资背上去，日方也在三号营地装了一个无线电的中继台，我的工作也就完成，就撤了下来，出事是在我撤下来一个星期以后。我下来的时候已经在修四号营地，我也拍了照片，可以看到他们爬在山脊上。

行李：四号营地在哪里？

段建新：这两个月我和郭净老师一直在考察当时登山的详细路线，现在所有的报告里，只有日本人把这个写清楚了，但每个营地具体位置在哪儿，我很清楚，都有照片。

四号营地在5800米，旁边是一个断层的冰壁，很陡，很窄，刨出来的地方只够支两个帐篷，一个帐篷最多可以睡三个人，听日方的船原说，帐篷有一只脚还得翘出去，不适合做固定营地，也堆放不了太多物资，而且爬到这里很累，从5100米垂直爬到5800米。

四号营地修得很快，是中方队长宋志义带队修绳索路线，后来把绳索用完了，不够，第二天他们没有物资。按正常计划，要等第二天协作上来，把物资运到三号营地才能继续修路。当时在二号营地的，中方是我一个人，日方有两个人，跟大本营沟通以后，说我们三人可以把物资运到三号营地，因为二号到三号是下了两百米的缓坡，我的照片可以看得出来。日方米谷佳晃的父亲之前做了一个雪橇车，用滑雪板组合起来的那种，我们三人就用那辆雪橇车把物资堆起来，推着拉着到三号营地。送到三号以后，我拍了两张照片，就和其中一个日方队员当天又返回到二号营地，因为要继续做通讯中转。没想到后来出事的就是在三号营地。

行李：你在上面那段时间，天气一直很好吗？

段建新：宋志义他们在三号营地的一天中午，发生了一次雪崩。我记得很清楚，中午坐在帐篷里，一阵巨响！在山里，雪崩的声音是全方位的，不是从一个方向下来，那种空气爆裂的震动和巨响！我拿着对讲机出去一看，就看到上面雪崩。一千多米高的山体上面发生雪崩，规模很大，轰隆隆的崩下来，气浪把营地盖了。隔了三分钟吧，宋志义在对讲机里说：“小段，转告大本营，三号营地上面发生一个中型雪崩。”他强调了“中型”，说气浪盖过了帐篷，浮雪盖了两公分。我在二号营地原话转出去，下面也做了记录。

行李：据说在三号营地的选址上，中日双方有矛盾？

段建新：雪崩完了以后，中方和日方对三号营地的位置有争议。在大本营，我和中方队员住在一个帐篷，侧面可以听到一些消息，据说日方的意见是想把三号营地推到雪崩区域前面去，直接接到攀登的山脊下，线路上有三条山脊，他们想接到二号山脊下。中方主张三号营地往后，不进入雪崩区。就像一条河流，中方说我不过，日方说过去，在那边建营地。当时整个指挥系统是在三号营地，云南省登山协会的王建华上去做翻译，最后决定的时候是在三号营地做的，具体我就不太清楚了。

行李：听说当时宋志义非常固执，还在发脾气。

段建新：我印象中，宋志义是西北人，比较耿直那种，他说不管了，要死都死，反正钱是他们（日方）出的，他们说了算。实际上现在来看，两种意见都应该有用，但有一个情况：如果按中方的意见，三号营地不过雪崩区，登顶的希望就变小了，为什么？二号到三号营地比较平缓，如果不过雪崩区，三号营地存在的意义就完全没有了，因为距离二号营地很近，可能一两小时就到了。如果按日方意见，过了雪崩区再建三号营地，就是直接建在四号营地下面这条山脊底部，从这个底部到5800米的四号营地，垂直上升700米，中间没有扎营的地方，如果你建在雪崩区后面，走到这个底部还要花几个小时，然后再爬这个700米的垂直雪坡，就变得很困难，日方当时是想尽量靠近山脊，然后早上一起来就垂直的爬到四号。但最终的选择比较尴尬，日方主张的位置往后一点，中方主张的位置往前一点，后来出事就在这个位置。

行李：出事前是不是还有一次登顶尝试？

段建新：12月28日，他们做了一次突击登顶，从四号营地的5800米直接登到6470米。但那次受困了，上面有6个队员，其中5个上去登顶，林文生（藏族协作）留在营地。那天登到下午，山顶起雾，又起暴风，走过的路一吹就没了，没有任何参照物。他们又是突击，突击的概念是什么？轻装，不带睡具，快上快下。当时离主峰高差还有200多米，如果天晴的话，一般一两个小时可以登顶。但是完全迷路，困在上面，因为看不到路线，下撤也走不了。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整个大本营都在等，日方频道、中方频道，都拿着对讲机在上面叫。日本的医生叫清水久信，她是生存专家，用对讲机指挥他们在上面打雪洞。中国登协的金俊喜会日语，他在旁边翻译，清水久信用日语说，他用中文转给上面的中方队员，教他们怎么避险。

行李：最后怎么脱险的？

段建新：雪很厚，他们用冰镐刨一个雪洞，堆起来，留一个小口，人躲在雪洞里，这样就避风。大家都有登山包，把登山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空出登山包，把登山靴脱了，脚放到登山包里。当时日方带着卷筒纸，实心的那种，质量特别好，每个人都有一卷，那是必备的。卷筒纸拿出来，一张一张的放在背包里慢慢烧，在那种环境下，纸的热量不会把登山包烧坏，但手脚可以取暖，登山包里有热量了就动一动，脚渐渐暖起来，袜子也烤干。就这样我半小时、你半小时轮换，其他人可以放心的睡一会儿，醒的人还负责烧水，没睡着的适当喝点水，不要猛喝，就是一口一口的喝，这样保持。

熬到夜里11点多，晴了，月光在雪地反射，非常亮，像有路灯一样。林文生的对讲机也能通话，他带着头灯，爬绳梯到一个18米高的冰壁上面，是那种钢丝做的软梯，爬上去，用灯给上面的5个队员指引方向，上面也看到了，就在月光下往那个地方，走到凌晨一点左右回到四号营地。

行李：也是很险。

段建新：但是通过这次突击登顶，线路就算全部开通了，登顶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从四号营地的5800到峰顶的6740，还有900多米高差。突击过程中的可变因素太大，就说再加一个五号营地，爬到6000多米适合的地方建一个帐篷营地，如果来得及当天登顶，就登顶后回到营地，当天爬不到就住在这里，第二天再早早的登，后面的人也可以陆续上去，因为四号营地不能住很多人，没办法交替，这样可以让更多人登顶。当时是联合登山，只要双方都有一个队员登顶就可以认为登顶成功，全是日方也不行，全是中方也不行。

之后，他们接到了一个天气预报，说1月2号到5号之间有一个坏天气周期，那就找一个地方待机，过了这个天气周期再登顶。

当时大本营已经开始准备扎凯旋门，登顶回来要欢迎，要准备大餐，搞点庆祝，物资也按照计划调运好了。三号营地因为很平整，所有队员都住在上面，实际上日方很多是没有登顶任务的，像清水医生、秘书长佐佐木哲男，可以留在二号营地，但是如果不爬到三号营地，就看不到主峰，三号营地不仅可以看到整个主峰，也可以拿望远镜看着队员登顶。刚好又有几天等待好天气的时间，所以日方一股脑都跑上去了。

行李：全上去了？大本营和二号营地都没有日方？

段建新：一个都没有，全上去了。

行李：日本人的性格真是，他们那么谨慎，却全部跑到三号营地去看主峰。

段建新：这个可以理解的，为了这次登山，日本几百家企业赞助，日方还送了云南省体委十辆汽车，放在当时，那是什么概念？当时日本的经济和现在的中国一样，如日中天。他们花了好几年时间、几千万资金，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登顶。而且当时路线已经全部开通，登顶指日可待，我们都安全，物资也充足，如果能在那里看着队员登顶，也是很开心的事，那时候认为三号营地是绝对安全的。

后来出事后，西藏登山队的仁青平措带着人来营救，我跑到另一边的明永冰川给他们指位置，他们在二号营地拉了几十米的范围，刨下去一米多，没有发现帐篷和物资，他们也是突击上去，轻装，想着找到营地就可以直接在上面住，但是没找到，又撤回到一号营地。如果中日双方的17个人都住在三号营地，帐篷肯定不够，应该是把二号营地的帐篷搬过去了。

行李：这些信息为什么下面不知道？

段建新：因为整个登山指挥系统那时都在上面，他们等于是独立的，不需要再像之前那样跟下面大本营沟通汇报，中日双方队长都在上面，后面全是后勤系统。

出事头一天晚上，李之云、张俊（云南登协），我们住在大本营的一个帐篷，他们晚上十点左右聊天，说新雪已经下到1.6米，超过了帐篷，帐篷高度大概1.1米左右，高的帐篷也不超过1.2米，两小时就要轮流出去拿雪铲刨一下，要不然就被埋了。

后来我开始滑雪后才知道，如果雪崩发生了，就像推土机，前面的雪堆起来，你躺在帐篷这样一个小坑里，雪一米多厚，整个雪块往前一推，只要稍微拱一下，轰一下就埋了。而且晚上睡在睡袋里，还被帐篷固定住，根本动不了。当时听金俊喜说，如果人被雪崩埋了，没有救援的话，一般15分钟就窒息了。当时我完全没有概念，脑子一片空白。

行李：出事之前，同一个帐篷的人，可能还讲了几句话。

段建新：对。送物资过去那天，我也挂了相机，因为在干活儿，就是抬起来随手拍两张。太阳要落山了，拍照片时，阴影已经快盖住了帐篷。当时宋志义还没有回营地，就拿对讲机和我讲话，上高海拔都有很多装备，比如手套，会有一副毛线类的手套，中间有一个羽绒的保暖手套，外面还有GORE-TEX的防风防水手套，宋志义最外面一层的手套被风吹掉，他说小段把你GORE-TEX的手套留给我，因为我下撤后就不大用得着，我把手套放在他帐篷里就走了。

行李：凯旋门呢？拆了？

段建新：刚准备好，还买来得及搭。后来救援的时候，我记得是海湾战争爆发，为什么那么清楚？中国登山协会来救援的李志新带了一个短波收音机，整天就听那个。如果海湾战争不爆发，这个山难绝对是一个国际新闻，但是海湾战争是涉及百万人生命的事，这个事件就被淹没了。

▲在他那个“堆放式销售”的户外店里，段建新打开尘封的相册，带我们回到1991年1月3日那个晚上。摄影/葛霭

2.接近梅里

行李：在登山运动的早期，日本已经达到很高的专业程度，听说日本人登山的绳子很好用，老百姓拿回去拴牛特别好使。也有人说，老百姓为了阻止他们登山，就把他们的装备给偷了？

段建新：当时德钦公安局派了一个人来，叫小金，和我同年，和林文生是同学，所以我跟他很熟，他就是来负责安全的。从我的角度来看，老乡偷那个东西，不是为了阻止登山。李之云说，1988年日本人从斯农冰川那边登过一次卡瓦格博，当时运输物资的时候，一些东西被老乡偷了，老乡比较喜欢食品。之前他们把一箱上升器偷了，以为是吃的，队员一进山去，这个关键设备没了，又花很长时间发电报补。后来他们总结了一个方法，拿一幅扑克牌，比如你家运了三箱物资，编号多少，写一个表，扑克牌撕成两半，比如红桃K你拿走，交的时候我拿扑克牌来对应你的几号箱，完整了才付钱。

1990-1991年的登山，我们接触的老乡，没有禁止登山的情绪，我们在雨崩村住在村长家，他们那些年轻人运输完了以后都过来一起聊天，当时他们只是觉得很稀奇，现在超市卖的牙膏，挤出来有不同颜色，我们都没见过，日本人一箱一箱的给老乡，他们拿去当糖吃。日本人还带来了很多打虫药，很多老乡生病，有寄生虫，一吃打虫药，很多虫打出来，这样身体就会好一点。

行李：日方提前就做好了很多准备。

段建新：日本人做事，我也学习到很多。那时还没有笔记本电脑，他们是怎么管理物资的？因为日方负责大本营以上，全部分类装箱，从日本到云南，再到德钦，再上山，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拿一叠打印的表格，一到哪里就分箱，封口贴条，蓝色贴条的好像是装备，黄色的是食品，上面再贴着号码牌，比如蓝色几号箱，里面装什么东西，全部有登记。到大本营以后分类挂起来，要找一个东西，立马可以进仓库找出来。包括每天运送的物资，每个营地需要什么装备，早上几个人出发，背多少东西、多少公斤，全部计划好，那个记录很详细，每个人都会做。日本的高山食品也很专业，米饭是一包一包独立的，用热水泡六分钟就变成米饭了。菜，比如肉干，牛肉、猪肉都是脱水的熟肉片，只要弄点水，一和，就可以吃。佐料也是单独的，有盐、胡椒……连海带都是独立包装的，不像现在的方便面，综合起来包装。他们的队员不太会弄，很单调，米饭和一和，或者弄一包海带就可以了。我把它调配做成各种风味的菜，每次统一做，因为语言不能沟通，我做好了就敲饭盒，一敲他们就来了。他们的一箱食品，够四个人吃三天。如果上山，就是提前配好。我做了两天饭后，发现第二天日方拿一个记号笔写了“C2饭店”，挂在我帐篷外。

行李：你们怎么做饭？

段建新：中方三个厨师，两个是体委派的，有一个叫李帆。我们三个厨师负责什么呢？拿一个闹钟放在睡袋里，队员一般早上六点钟就要出发，因为一号营地下面的冰川11点以后不能过，那之后温度升起来，太阳一晒容易崩塌，要赶早，我们五点钟就要起来做早餐，天还不亮。当时很有热情，我很自豪的，一天三餐，可以一个星期不重味。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要两菜一汤、一菜一汤，能弄出吃的就行，但我们准备得很充分，羊肉是隔几天就从山下送两只过来，拿一个木桩，钉在木桩上直接放在露天，大本营就是天然的冰箱，然后用刀砍，各种各样的肉丝、肉片、包子，都做。

行李：当年中方和日方穿的衣服是一样的吗？

段建新：那次是合同登山，日方负责大本营以上所有的装备物资，包括服装，都统一发。只是根据使用功能，上高山营地的队员和在大本营的队员不同。国内当时在装备上是一片空白。当时日本队使用的装备和今天的装备没有太大区别，那时登山运动在国外已经非常普及，30年前的装备就已经是最好的，现在也没有过时。

那次中方主要是去工作的，公派进去，包括组织者张俊，原来也不是登山的，云南省当时没有登山协会，是为了这次登山临时组建的。李之云是足球队退役的守门员，王建华是昆明医学院的体育老师，他日语特别好，整个联络就是张俊和王建华出面，他们属于组织方，进山去是工作。我是属于志愿者，打酱油的。只有中国登山协会调过来的几个，宋志义、孙维琦、金俊喜，是专业的。金俊喜来了以后一直说身体不好，我印象中他说手痛，不能爬，就没上去。

行李：从1990年到现在，马上30年了，你好像所有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段建新：那之后发生的很多事都忘了，但这件事记得很清楚，因为拍了很多照片，照片就是一个记忆点，一看，前后的事情就会想起来。

行李：一个“打酱油的”，保留了最珍贵的影像资料。

段建新：当时日方有一名队员专门从事摄影摄像记录，我跟他聊得比较多，语言不通，但最后还是弄明白了。他带了七个相机，有三台是全机械手动的，也有自动的，我在二号营地时也拍了他，他支着脚架，把相机放在外面，用防水套套着，拍早上的星空。以前是胶片，他带了感光度400、800的胶片，我只有iso100的，他还给了我两个。

我只是觉得好玩，没拿工资，就是借调过去。我是业余摄影师，自己买的相机和胶卷，在工作之余拍一拍，从我的视角简单记录一下登山过程，现在反而变成中方唯一的图片资料。三号营地的胶片很完整，以前没有“全景”的概念，我当时拍了一些连接胶片，回来把印出的图片拼粘在一起，做成“全景图片”。从前期的准备进山，中途谁和我一起爬，我经历的这一段，照片基本上是完整的。

后来确定是山难后，开追悼会，没有照片做证据，我就把底片冲出来，挑了7张提供给他们，有地形的照片，还有两个遇难的藏族队员的（林文生在上山前才刚结婚，我们还参加了他的婚礼，也拍了婚礼）。

其实当时日方申请把我留到三号营地给他们做饭，后来中方考虑不够安全，就放弃了。因为合同里写的是，日方负责大本营以上的所有后勤，中方负责大本营以下，最后还是把我撤了下来。

行李：你当时23岁，身心各方面都在生长，误打误撞中，加入这支队伍，又误打误撞上山，先是看到壮观的卡瓦格博，又突然经历这样的山难，山难以后肯定铺天盖地各种报道出来，你那段时间的心理历程很跌宕起伏吧？

段建新：没有。当时我进去完全是各种巧合凑在一起，事情发生后也完全是懵的，一群人在一起一个多月，就这样，没有音信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过神来。

1月4号早上和他们联系，没有回应，说估计他们睡懒觉，因为下了新雪也不能登，要停一两天。整个登山队，包括协作，都在上面，人手一个对讲机，电池也是足够的，联系不上，只是怕中继台坏了，他们要回到二号营地位置才能跟我们对讲，走回二号营地大概要两小时，凭他们的能力，即使雪很厚，慢一点三小时也到了，但一直没有等到消息。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遗体，他们认为是失踪，有各种可能，还想着他们也有可能从明永冰川那边下去了，反着走回来……后来看到各方面信息，再加上回忆，才把这个问题理清了。

行李：你的人生可以以那个为分水岭吗？

段建新：基本算是吧。

行李：如果将镜头倒转，你怎么从昆明到中甸，怎么在招待所偶遇先遣队，好像命运之神在一步步把你引向这座雪山。

段建新：那是第一次去德钦，当时如果坐班车，至少需要四到六天，好像是冥冥之中吧，后来每年都要去一次，已经不记得去过多少次了。

▲近30年里，这本用昆明饭店的挂历自制的相册，不知道向多少人讲述过，在不断追忆当年山难的年复一年里，段建新的记忆越来越清晰，和那场山难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段建新完整的照片，会在两年后关于山难的一本书里详细呈现，敬请期待。摄影/悟空

3.首登哈巴，横穿白马

行李：从卡瓦格博回来后，继续在昆明饭店做厨师吗？

段建新：回到饭店工作了一年多就辞职了。当时昆明只有两家涉外饭店，翠湖宾馆和昆明饭店，昆明饭店是最好的，我1983年被招进去，待遇非常好，是最后一批正式职工。到1992年底，我干了十年，是二级厨师，当时二级厨师是由旅游局和饮食服务公司两家单位发的证书，可以外派到大使馆做总厨。但我觉得已经到头了，无外乎再过三年考个一级，干了十年，对饮食已经完全了解，之后只是不断重复，没有挑战，就把这个铁饭碗砸了。

后来尝试过一些事情，包括花卉种植，礼品设计，还在海南做了几个月旅游，都只做了几个月就觉得很无聊，后来和金飞彪、金飞豹两兄弟回云南做了一个探险旅行社，可以接外团，做了两年，参与策划实施了很多活动。

行李：从厨房直接走向了荒野。

段建新：1994年接的第一个团就是走滇藏线去西藏，而且是日本人，来的客人中有一个是京都大学的，他知道梅里山难，在路上和我有沟通，还专门回去找了日本的山难调查报告，把有我的部分复印了，请海外旅行社的导游带给我。我找了一个日语翻译看，其中有一段我印象很深，上面说，中方把我作为人手不足的秘密武器（笑）。那个老先生还认识一些遇难者的家属，遗物中有一些胶片，其中有日方队员在大本营时，随手拍到我做饭的照片，家属还收集了一起寄给我。日本人做事真的是！我跟这些家属都没见过面。

后来还一起策划过骑自行车走滇缅公路，以及“擦亮珠峰”，请中国最早攀登珠峰的登山家一起参与“清洁珠峰活动”，纪念碑还是我开车送过去的，那个活动完了我就退出来了，当时我提出来要做商品，被否认了，就自己出来做了。

行李：做商品的意思是？

段建新：就是做户外用品，1996年，我开了国内第一家户外用品商店，就叫“梅里户外用品”，我去工商注册的时候还没这个行业，那时我订了美国《Outside》杂志，日本的《山与溪谷》和法国的《攀登》杂志，知道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行业了。我们开展的很多活动都缺装备，才想着要不干脆弄一个户外用品店。最初只有7平方米大，现在120平，中间只换过一个地方。

行李：经历了山难，不是应该退回来吗？怎么反而投身户外行业了？

段建新：因为亲身参与了，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做得更安全。开户外店，本意也是想把安全登山的理念传递出去，使用先进的装备做保障，学习各类攀登技术提高自身的能力确保安全，登山的意义是探索未知，而不是冒险。现在商业化登山以后，很多人只看结果，其实登顶只是一瞬间，很多人追求这个，但我享受过程，苦难也好，快乐也好。从专业角度来说，一座山，你只是看能不能登，而不是敢不敢登。也不必去登珠峰，也许只是登一座小山，像前两天获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长篇奖的那个《Free Solo》，才是我心目中的探险，现在国内大部分登山还只停留在“秀”的阶段。

行李：郭老师在《雪山之书》里说，当年那些探险的人会带回来很多东西，关于动物，植物，关于博物学，而今天，探险没有带来更多东西。

段建新：目前国内的登山和探险是非常混乱的，必须有人不断去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像日本，每次登山都有完整的记录报告，这样才积累得起来。

行李：都说昆明人温吞，在这样的城市开一家户外用品店，是更有利还是？

段建新：云南人都是家乡宝，外面的气侯要么热，要么冷，待时间长了就会很难受。这边气侯好，衣物也不用那么复杂，四季同穿，吃东西也很便宜，环境太安逸了，人就没有什么上进心。从这里开车出去几十公里就有山有水，所以玩户外的人很多，花费不大，装备要求也不高。我的店定位比较专业，品类齐全，同样的东西，比如一个炉具，我们有一二十种可以挑选，满足专业的也有，很便宜的也有，但不是泛户外，功能是第一位的，便宜的东西，质量也是比较可靠。

行李：昆明户外店多吗？好像在街头很少看到。

段建新：七八年前特别火，在昆明这么小的地方，差不多每条街都有一两家户外店。现在关得差不多了，数得出来的就是十家左右。普通的店，直接被淘宝分流，我们做得专业，还好一点，积累的客户也多。

行李：你自己最开始是怎么喜欢户外的？

段建新：我中学的时候就喜欢画画，经常和画友出去写生。以前没那么好条件，就是一个画板，弄点纸，约着骑单车去哪里画。后来有一个信息说，轿子雪山是昆明的最高峰，几个画友就约了去登。那是1986年，当时有工资，一个月几十块，就到到军品店买装备，是真的军品，和现在的假军品是两回事。我用16块买了一个帆布做的’’伞兵包’’，做得非常好，分隔了好几层，又用几块钱买了高帮的解放鞋，最好的一个装备是钢锯片做的一把砍刀，锯木头那种，把它磨出来，塑料厂的朋友做了一个注塑的握把，十分好用。再买一块塑料布当帐篷，背一块毛毯就去了。

以前有本军队的求生手册参考，带一点绳索，爬到海拔3000多米高的树林里，拉一个树枝，把上面的枝条砍下来垫底，枝头用绳子拉着就变成一个梁，把塑料布挡上去，形成三角形，石头一压，树枝一垫底，塑料布一铺，帐篷就起来了。当时做厨师嘛，就带一口锅，生火做饭很简单，弄点火腿焖饭什么的。

行李：从轿子雪山到卡瓦格博都爬了，云南这么多雪山，还爬过其他的么？

段建新：后来91底就组织爬过玉龙雪山，那是民间爬到的最高高度，4700多米。它的岩壁全是松散的，你见过大煤块吗？自然采出来那种，太阳底下一晒，表面就酥了，踩上去20秒不移动就散掉。我们爬到陡的地方，拿冰镐刨出一点小槽，脚一上去赶紧刨后面的槽，不能停。爬到4500米以上全是那种地形，最后爬到雪沟里还安全一点，可以刨个坑，雪锥也可以打进去。但岩石上不行，连续的松散路段，要快速通过。

我们爬到4700米处的一个垭口，已经能看到另外一边的山脊，但再爬石头不行了，我们的装备不行，冰锥也不够，跟上去的那些人员都没经过系统培训，很危险，撤下来以后我觉得玉龙雪山不适合业余水平去登。

后来就转去登哈巴，1995年昆明市登协第一次去，那次我没去，当教练进行技术指导，那次是从西面爬上去。我1999年去，开通了现在攀登哈巴的常规线路。当时虎跳峡还不通路，我们是坐车到大具村，渡船过来，拖拉机拉到哈巴村，然后雇马匹爬到大本营。

行李：现在这条线已经变成一条旅游线，当时什么状况？

段建新：当时带有一幅1：5万的地形图，看山脊右边连着，左边一段比较陡峭，而且目测岩壁挺大，就从右边上去了。在4300米建了一个营地，当时天气不好，对着地图走了两天，最后9个人登顶。

行李：你们是第一拨登顶的？

段建新：从哈巴村上去这条线是第一拨登顶。第二次是2001年冬季，也是第一次冬季攀登。1999年那次是10月份登的，雪软，爬到中间可以坐下来休息，再调整，再爬。冬季不一样，整个山体变成一个大冰盖，我脚上戴着冰爪，冰爪五公分，只能嵌进去三公分，一脚踩下去，就像踩在瓷砖上，脚不能放松，有一只脚一定要受力，卡在里冰里面，或者打一个锥，把自己挂在上面才能休息。

那次下撤还发生一个意外。下来的时候发现有一条冰沟，是旁边的岩壁风化，掉下来的岩石日积月累砸出来的，当时很无知。我们就走在那条沟里，我在最后，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上面霹雳啪啦响，一抬头，有岩石朝着这个沟掉下来，我赶紧跳起来翻到冰面上固定住，然后喊下面的注意，走在前面的有两个，其中一个人被一块岩石砸到，一下掉到一个两三米的雪洞里，我想完蛋了。等到我这里安全了赶紧跑下去，一看，是老K，在雪堆里，问老K怎么样？他就“哦——哦——”回应，还有生命，赶紧拉出来抬到冰面上。我有一个小冰镐插进去，帮他检查，岩石要是打到头就废了，还好打到腿上，而且是向下侧，没有把骨头打断。

行李：命太大了。

段建新：对。爬上来以后他走不动路，肌肉肿了。当时还做了一些雪锥，不是买的，是去建材市场买角铝来自制的，6米长，切成50公分左右的一段一段，钻一些孔，把钢丝绳弄在上面，打一个钢丝圈，一人带几个。就打一个雪锥，绳子套在他身上，一个人挂在绳子上牵他，我在上面放绳，放到绳子尽头停下来，他们再打一个锥。我们是四个人，等他们汇合后，我把锥拆掉，放空下来。我稍微技术好一点，拿冰镐放空下来，万一滑坠还有绳子。就这样交替的滑，一直滑到快到4900米的地方，他才缓过来了。结果老K往前一滑，我绳子还剩下大概七八米没收回来，当时已经没有雪锥了，我是用大冰镐插了一半固定在上面，他往前一梭就滑下去了，绳子一拽，那个冰镐就拔出来了，冰镐跟我连着，我也没办法固定，两个一起滑出来，顺着那个雪坡滑了一二十米，就像电影上那种，两个人被一个绳子拴着翻滚。还算运气好，在距离凸起的石头还有七八米的地方停下了。

行李：你现在昆明是户外界的元老了，登山家张京川都是你徒弟，你在昆明户外界，也是黄药师一样的角色了。

段建新：没有，我只是一个先行者。

行李：听郭净老师说，有一对男女生跟你爬慕士塔格，后来结婚，还参加了国家登山队攀登珠峰？

段建新：是个男生，那天他来店里给我发结婚请帖我才知道。他说我是改变他命运的人，他说当时学习不怎么好，在迷茫期，很闹，已经到了要去收保护费那种程度，那次和我们一起去登慕士塔格峰，是新疆的民间登山家杨春风组织的。他通过这次登山，重新捋清了人生轨迹，突然一下醒悟了，后来本来想进国家登山队，我之前和他说，爱好最好不要当成职业，他记住了，现在莫斯科上大学，太太是大学同学。后来去了慕士塔格峰的另一面工作，好像是哈萨克斯坦吧。

行李：你改变他，就像当年你被卡瓦格博的登山改变一样。

段建新：是。那次登慕士塔格也挺好玩的，当时要登三个星期，中途我有一点轻度肺炎，感觉不对，主动放弃，什么东西都没要，从一号营地拿了一个洗漱包，连滚带爬下撤下来，搭红其拉甫口岸到喀什的车，当天夜里就到了。第二天跑去医院照片，他们说不是肺水肿，心就放下来了，打了三天吊针，又包了一辆车，给山里面的朋友买了一点慰问品，连夜又上去。他们说老段回来观战啦，我说回来继续登顶，后面顺利登顶。

那次在新疆见到侍海峰，侍海峰是原来跟杨春风合作的，现在是乌鲁木齐市登协的主席，他一直在组织登慕士塔格，他说常用我的案例鼓励队员.现在每年有2-3百中国人去登顶慕士塔格。好像去年攀登慕士塔格时死了一个人，之前发现身体不舒服，但觉得很难得再来，就熬着，最后留在山上了。

行李：你见过在哈巴遇难的，在梅里山难中去世的，也有杨春风那样，在巴基斯坦攀登南迦帕尔巴特峰时，遭意外枪杀，你现在怎么看待生死？

段建新：我自己1986年也发生过车祸，都是死里逃生，生命就是那么一回事，你存在的意义就是这个过程，更多的是体验，死是迟早的事，但我有能力来掌控外面这些风险，除非杨春风那样的意外。很欣慰的是，我做的活动目前都很安全，而且都很享受，终点只是一个目标，但不是全部，我更注重体验的过程，我也以我的方式，把这个观点传递出去，我不喜欢说教或者鼓吹，就是去做。

云南有四大雪山，梅里、白马、玉龙、哈巴，其他都登过了，就是还有白马雪山，但白马雪山的主峰扎拉雀尼不适合业余人员，2000年我们组织了一次穿越，从东边金沙江边的奔子栏上去，4200米公路垭口开始，在里面徒步穿越三十几公里，翻过4800米的雪山垭口，到澜沧江边的红坡村下去。当时没有路，没有向导，没有后援。我们带着15天的干粮，两个随行医生，带的急救药品据医生队员说比县医院的急救准备还要强一点，我们的标准是可以在路上做一个急性阑尾炎的切除。我买了第一台汉话版的GPS，3900多块，白马雪山那时还没有无限通讯，我们就是用对讲机相互联系。我有三个背包，一个摄影包，一个装备包，一个中号包，加起来42公斤，我当时70公斤左右的体重，下楼时都没办法把包弄下去，但后来背着那几个包在里面走了9天，最后大家很安全的走出去。

行李：为什么要准备15天的物资？

段建新：出发前，我查阅了白马雪山以往十年的气象资料，雪最大的时候下到40公分，我是以最坏的情况来准备装备的，还带了攀登器材，有一点赞助，买了The North Face VE25的帐篷，所有装备都很齐备，食品也是精细算过，如果在里被困住，或者有人受伤，住十天半个月的，我们可以自救。

行李：看墙上很多阿里和冈仁波齐的照片，也经常走长线吗？

段建新：2002年，我组织了一次“中国西部行”的自驾活动。两辆五十铃，6个人，准备从昆明开车进西藏，走新藏线到新疆，再到青海、甘肃、四川、贵州，想把整个中国西部走一圈。那次走了差不多50天，中途徒步转了冈仁波齐。

音乐家朱哲琴和媒体人孙冕也和我们一起走了，朱哲琴当时出过一张专辑《阿姐鼓》，有一首歌写的就是转冈仁波齐，但她没去过，2002年是水马年，冈仁波齐的水命年，60年一个轮回。为了这个活动，她从英国飞到香港，直飞昆明，再飞香格里拉，因为比我们的出发时间晚了两天，打电话说一定让我们在香格里拉等。孙冕是从深圳过来，他的司机开了一两大切（诺基）。

当时挺好玩的，路况很差，从中甸出去基本就是土路了。刚见面的时候，孙冕的司机说我们那两个是老爷车。有天晚上我们吃完饭一出来就开着车走了，他那个大切一直开到香格里拉都没看到我们，我说你这辆车高速公路上有用，但是进山不行。

后来发生好几次危险的事，在波密，他们的车开到沟里去了，我们两辆车把它拉出来。熬到拉萨，修一修、弄一弄，后来去纳木措，那是10月份，湖边全是黄草，很漂亮。我们住了一晚，第二天早起醒来，一场大雪，全白了，路也没有了。那个感觉太好了，开着车出来，好像开在天上一样，360度全是白的，天地全白，什么也看不见。但那次他们那辆大切又出了问题，漏油，最后滚烫的机油落在雪地上，一团白汽，就像《西游记》里孙悟空或者土地公公出来时的舞台效果，以为是着火了，冲过去一看，变速箱机油全部漏光了。

行李：你把所有事都讲得这么好玩，就没有绝望的时候吗？

段建新：没有，总有办法的。后来从冈仁波齐走新藏线，中间走到海拔4700米的地方，钢板断了，还好我们带了备用钢板。有一个阿里的司机，他说在阿里跑路，慢就是快。我们深深的领悟了他这个话，路是无穷无尽的，在那个地方，翻车也好，出故障也好，周围都没人，就慢慢走吧。

唯一一次让我恐惧的，也是那一次在阿里。在车上，我们有暖气，有对讲机，最起码和队友有沟通，有天中午下来上厕所，蹲在草里，其他一车开到前面去拍照，就走了几十米，我蹲在那里，又起点风，突然开始有恐惧感，离开了车，生命真的就和身边的一片叶子、一根枯草一样，几百公里见不到人，当时有过那么一丝恐惧，在自然面前，你就是一粒沙，生命如此渺小！

行李：谁也别吹牛。

段建新：对。所以每次行前都要认认真真做准备，所有东西都要备份，一个细节可能造成一个隐患，所有东西都要非常细致的考虑到，所以我变成一个装备控。如果你做到百分之百的准备，活动就有了50%的成功率，另外一半就看运气了。

▲“你能想到的户外运动，我可能都在玩。”段建新说完这句，就把我的嘴堵住了。摄影/段建新

4.刀

行李：你必须在苦中才能作乐吗？在城市里会有这种愉悦感吗？

段建新：生活在任何环境都应该营造这种氛围，在家里我可以做美食。我微信里有一个主题，“老段家厨”，就是我在家里做饭。比如你想吃鱼，再加一个关键词：鱼，我之前做的那些鱼就可以看到。

行李：在云南这样一个多峡谷多高山多坝子的地方，做饭是什么感觉？

段建新：云南是坝子文化，坝子就是群山围住一个小盆地，每个坝子的物产都不同，从东西南北不同方向出去一两百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物产也不相同。加上云南的海拔，最低的河口县只有70多米，到6740米的卡瓦格博，由南到北形成不同气候带。云南也是植物王国，有各种各样的香料，配出来的菜，味道完全不同。还有二十几个民族，每个民族里面又分支系。所以云南菜没办法像平原地区那样形成一个统一的菜系，假如你在广州开云南菜馆，你是做昆明的，还是做思茅的、版纳的？我们今晚吃的石屏豆腐，在云南只是1/10、1/20的口味，还有几十种不同做法。云南菜馆是五花八门，千差万别，你要在云南吃上一个月左右不同的食物，才知道什么叫云南菜。

讲到做饭，我就想起刀，想起日本人的刀。记得当时在大本营有一把日本的小砍刀，我印象太深了，因为那把刀基本是我在用，砍了几十头羊，一次送几头羊进来，杀好的整羊，架在木桩上，用时砍开骨头……做什么都用那把刀，非常锋利，劈柴也用，弄到最后有些崩口了，砍硬的东西难免崩口，但崩的地方变成锯子一样，其他地方依然很锋利。

有一天在大本营和日方的佐佐木、井上聊天，井上是登山队长，话不多，佐佐木经常主动讲话，他说井上要给段桑一把瑞士军刀，因为我工作得很好，他们觉得很开心。船原尚武是日方管理物资的，他拿出本本来翻看是几号箱，进去拿出来一把瑞士军刀给我，现在还在家里。后来知道瑞士军刀是一种很普通的随身工具，它采用的钢材是不锈钢，实际上比较软，需要随时打磨，要不然就钝了，但它是多用途、备用型的工具。后来我也成了一个刀迷，收藏了很多刀，厨师爱刀，天经地义。

行李：你现在家里有多少把刀？

段建新：菜刀有一二十把，其他刀也有几十把，特别钢材做的刀都买一把，各种刀形的也都买一把，原来收藏的刀很多，后来发现收藏品没有实用性，就是每次拿出来擦一擦。有了“老段家厨”后，我的兴趣又转化了，要把收藏刀全部变成实用的，因为做饭嘛，不同的刀适合做不同的菜。

行李：啊？我以为中餐就是万能刀，顶多加个水果刀……

段建新：中式菜刀是万用的，但你用了日本刀以后就发现，差别太大了，日本的菜刀，从钢材到应用，做得非常极致，他们保留了几百年前，中国从冶炼矿石到锻造刀的整套工艺，以前用来做武士刀，明治维新以后武士没有了，很多转到做民用刀，比如菜刀。

行李：怎样算一把好刀？

段建新：这个讲起来话题太大了，只能简单讲讲。第一是钢材，我现在身上就有一把，这把刀的洛氏硬度有67度，什么概念？普通的钢在50-60度之间，现在的高速工具钢，做切割那种，大概60-62度之间，有些特殊的工具钢达到64度，但这个刀的刚度是67度。这个品牌叫威廉亨利，是手工，它有做了一把餐刀，理论上永不磨损，当然，你拿去砍骨头的话它会崩掉，但你做餐刀，切肉切牛排这些，永远不用打磨。这把刀的钢就是日本的，它有编号，zdp189。

大家认识的好刀就是“双立人”，但开玩笑说，双立人在我们眼里就是一块钢片，离刀还有一定距离，必须还要研磨。特别的钢，经过特别的研磨以后，可以做到凌空断发。

行李：研磨也这么重要？

段建新：当然，我家里有不同磨刀石，我也可以把普通菜刀打磨成这样。西餐的厨师经常拿一个磨刀棒蹭，那在日本厨师眼里就是很搞笑的事情。日本的厨师，要么早上，要么晚上，会把刀磨好，但在白天用的过程当中不需要磨。日本饮食里常常切鱼片、切刺身，对刀的要求非常高。而且从粗加工到精细加工，做什么事用什么刀，不是一把刀全部通用。

行李：现在回想昆明饭店的刀，是不是很差？

段建新：在昆明饭店，中餐厨师是三把刀，厨师分红案、白案，白案是做面点，红案就是炒菜配菜，还有做冷盘的对刀的要求就高，要切得很有规矩。但基本就是三把刀，一把砍刀，一把切菜，还有一把片刀，做冷盘。

日本刀基本都是片刀，非常薄、非常锋利。日本刀是靠锋利度切割，不是用手的力量，也不是靠重量，用惯以后，拿着轻飘飘的，再拿中式刀就会觉得很沉，中式刀靠重量，像铡刀一样的切法。我发过很多视频，轻轻捏住那个刀，找一个番茄，把它放在砧板上，切一个面，可以切出一片透明的薄片，有些夸张一点的，弄一个小番茄扔下去，通过坠落的力量，可以把它切半。最高的境界就是凌空断发，一根头发点一下就切断了，这要在显微镜下才可以看出差别，凌空断发，要有足够硬的钢，还要有足够好的磨石，把刀的钝口打磨到小于头发的鳞片缝隙，才能把它切断。

日本有一款刀的品牌，叫花田洋，很厚的钢也可以磨到凌空断发。他们有一些测试，比如用这把刀切一条很长的麻绳，切一天，把麻绳切成碎渣。再拿一张纸来，还能切纸。另外有一个品牌，全手工锻造的厨刀，我订了几年，现在还没有得手，是日本一个作坊做的，如果有机会去日本，我想在日本把这把刀找到。

行李：你的性格在去卡瓦格博登山之前就这样吗？挺贪玩的。

段建新：对，我是那种很贪玩的。1996年开了梅里户外用品，1997年开始飞滑翔伞，我是第一批民间滑翔伞飞行员，我拿第一本证的时候，全国编号是五百多号，中间很久没飞过，到2016年又重新考证，编号是7000多，也就是说，过的20年里，只有7000来号人拿证。

行李：在昆明去哪里飞？

段建新：到处飞，只要有高差的地方。飞滑翔伞就是两个点，一个是起飞，一个降落，首先要找好场地。以前练的时候都是往下飞，叫出溜，是初级的，起来就降落，现在飞熟以后，我们是盘气流，飞起来以后就盘，可以在空中盘一两个小时再下去。

更早的时候，1980年代就游泳，横渡滇池，游了一半下大雨，雷都劈到水里，太危险了，十几公里游了一半哈哈，抚仙湖是横渡成功了。2010年考了潜水证，也玩登山滑雪……你能想到的户外运动，我可能都在玩。

▲段建新的朋友圈里，有几个系列，一个是“老段家厨”，一个是“赏物·刃”，这一组温馨到性感的照片，是老段家厨与刀具的结合。摄影/段建新

5.爱

行李：最后，聊一下你和你儿子吧。

段建新：我儿子比较特殊一点。我是39岁才要的小孩，我太太先天性心脏病，结婚后不允许马上生孩子，1998年做了开胸手术，到2006年才恢复得差不多，医生说要小孩的话就在40岁以前，再不要，她身体就不行了。早期我已经放开了，就是丁克，也很自由，但我特别喜欢小孩，她感受得到，就要了。当时我周围一起玩的这些小孩子，所谓的户二代都已经长大，变成大学生，他没有伴，又是独生子，总不能不管他，我想我降低一下身段，带着他玩，就设计了很多适合他的户外活动。

行李：怎么带他玩？

段建新：他的100天就是在长江第一湾的石鼓镇过的，过年的时候，我们弄一个背篓背着去的。后来每年假期都带他出去，老挝去了两次，缅甸也去了两次，五岁就划艇，我们家有个地球仪，我说地球上有四大洋，我们已经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划艇，再大一点就去大西洋划。

也教他游泳，游泳是一个生存技能，和爱好兴趣关系不大。他从六岁开始，每到假期就带他参加游泳培训班，昆明有一个很好的教练，带大了我几个朋友的小孩，后来都进了游泳队那种，在他班下连续学了四年，现在他的水性很好，而且学得很规范。所有的学习我都在场，每天陪着，拿着一个相机跟着拍，我教的话他会有依赖性，交给老师教，我在旁边记录。等他会游了，我说我是一个物体，你在水面上拽着我走。我就在水里漂着，他拉着我游到对岸去，锻炼他的水性。后来去印度洋划艇的时候，让他到海里去游，先是不敢，后来看到同伴下去玩高兴了，他也跳下去，玩到不想上来，太阳落下去了，我开始恐惧，觉得一个人在海上，水底又不太了解，算了，赶紧上来。

行李：不知道多少妈妈听到这席话会羡慕，多少爸爸看到会惭愧。

段建新：八岁的时候，我想尝试带他适应高海拔，就去了苍山，我跟野性中国的创始人奚志农也很熟，他在海拔3800米的苍山上有一个高山小屋，给了我一把钥匙，我和儿子就住在那里。第二天早上五点就带着他爬了4000多米的玉局峰，回来时已经天黑了。住了一晚，第二天又爬了旁边一座4000米的山峰。看他身体正常，证明他高海拔适应没问题，就在他九岁时，策划了苍山七峰连穿，就是我们父子两人，带上一套装备，走了三天。去年8月走了白马雪山的U型谷，就是2000年我们穿越时走的地方，去年冬天去漂流了一段金沙江，今年春节带他走了一趟三江并流区。

行李：每年都带他出去吗？

段建新：对。现在小孩子上学挺苦的，带他去户外以后，真的帮助很大，有时候他做什么事说太累了，我说别吹牛了，你是爬过苍山的人，我们在几千米那么高的地方爬，随便走点路累吗？他想一想，会有一种信心。

行李：如果生的是女儿怎么办？

段建新：一样的。我儿子天生胆小，带他攀岩了几次，他比较恐高，我就不勉强，不一定要马上克服。很多活动我都是引导式，不喜欢强压式，所以跟他关系挺好的，他妈有时候还会嫉妒。

行李：现在身边有一群人经常一起玩吗？

段建新：每星期六有一群人一起玩，有经济条件一般的，也有很好的，但大家在一起都很平等，很纯粹，已经形成铁打的关系，每个星期六都聚会，玩了二十年，玩到户三代都出来了。登山建立起来的友谊很牢固，相互信赖，生命安全都可以交给你。

我开店，他们说是以贩养吸，我说也是吧，但做一种爱好。我喜欢没事到这里来和客人交流，卖东西当然可以获得利润，但我的点不是只为了赚钱。这里的东西我可以讲一天，它的功能、设计、它存在的意义，适不适合你，我会根据客人的需求来帮他挑选，这里有适合8000米雪山的装备，也有休闲的装备。后来很多人和我讲营销，讲营造氛围，我说真的对不起大家，那么多年，我这里都是堆放式的销售（笑），连陈列和摆放都没有。上次跟太太聊天，我说才开店时来买东西的那些小伙子，隔了好些年回来，个子都比我还高一大截，都变成爸爸了，进来还叫我“叔叔”，我吓一跳，我是被他们叫大的，我的心理年龄还没那么大。

▲段建新的儿子浩浩的假期是这么过的，有这样的爸爸，谁不羡慕呢。摄影/段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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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段建新 葛霭 悟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