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直隶者，就是该地区的州府直属于中央朝廷管辖。

不过“县（州）府省枢”的行政体制作为明清两代奉行不易的疆域治理核心制度，其存在自然有其道理——中枢朝廷统御全国本来就事务繁杂，可中枢经制官员本又不算多，在管理全国之余还要加上两直隶的地方事务，无疑会给朝廷中枢增加巨大的行政压力，地方事务亦难免迁延。

所以到了清朝肇建之后，清廷遂在顺治年间于河北地区恢复了省级建制，只是将用以区别南北直隶的北字去掉，仍然叫做直隶——南京被取消了陪都地位。

但河北省会的选择却让清廷从中枢到河北省衙都陷入到了疑难之中。

北京无疑是河北省会的最好选择，明初时就定址于此，然而此时该城却作为清朝京城，政治地位极其隆重，在这种情况下，北京自然被排除在了河北省会的选择之外。

但除此之外，河北各大名城饱经明末清初时的战乱，大多残破不堪，再加上河南、山东等地的局势在顺治初年又非常不稳定，所以清廷最终在顺治十六年将河北省会设在了大名府。

清朝大名府地处黄河北岸，虽然可谓三省通衢，但对于河北省内的各地来说，交通无疑十分不方便，并不利于河北省衙掌握各地政情。

到了雍正年间，清廷统治经过康熙盛世之后，已经趋于稳固。“因时而设”的河北省会大名府的地理位置带来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在经过雍正朝廷的议论勘察后，保定这个既靠近北京政治中枢，又处在河北平原相对中央位置的河北名城便成为了河北的新省会。

然而到了晚清时代，随着列强利用两次鸦片战争彻底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天津这个北方重要港口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因此迅速上升，尤其是在李鸿章成为直隶总督之后，这位洋务运动的领袖，一年之内有一半的时间都驻留在天津，以便处理北洋水师、北洋通商各国外交等事务。

河北省衙虽然都留在了保定，甚至总督衙门也并未搬迁，可由于李鸿章这位直隶总督拥有着超出普通总督的巨大威望和事权，保定其实在事实上跟天津共享了“河北省会”的地位。

民国建立之后，天津地位日益隆重，到了民国二年北洋政府上台之后，河北省会便理所应当的就迁移到了天津。

但民国年间，中国政局并不稳定，河北省会的定址便一度沦为了各方派系的博弈场所，例如蒋介石为了夺取天津的控制权，就将天津和北平升格为中央政府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市，将保定重新定为河北省会，要求阎锡山控制下的河北省政府从天津迁到保定。

这一次博弈虽然最终是阎锡山胜出，天津仍然保留了省会地位，可在民国的风云变化里，河北省府的定址始终没有彻底确定下来，甚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河北省政府一度迁出了河北省域，在他省“流离办公”。

而就在河北省陷入省会难定之时，石家庄却在河北众名城之间悄然崛起。

村庄的崛起 |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如今的河北省会石家庄还是一个正定府下的普通乡村，人口不过五百出头，庄内庄外六座庙宇是整个村庄最重要的文旅资源，吸引着滹沱河南北两岸的正定乡民前来礼拜神佛。

石家庄人可能没有想到，河北腹地乡村痴迷于玄学的氛围除了给石家庄创造关于信仰的文旅收入以外，还会给这座村庄带去改变整个地区命运的铁路。

1904年正定-太原铁路正式开工修筑，该线路的始发站原本定于正定府南郊柳林堡，但由于滹沱河丰水期和枯水期的环境相差巨大，铁路想要逾越这条河流的困难太大，成本太高，路方不得不将始发站转移到滹沱河南岸的获鹿县——该地是正定府境内传统的陆路枢纽，商埠繁茂。

但由于河北境内的士绅向来保守，笃信风水一类的玄学，所以当地士绅对于始发站设立在获鹿县非常抵制，害怕铁路修筑会破坏风水，本就不愿多事的当地保守派官员就此拒绝了路方在获鹿县城设站的提议。

最终，正太铁路的始发站兜兜转转，在第三次选址时，定在了滹沱河南岸，距离正定府城只有十五公里的石家庄。

石家庄之所以会在众多滹沱河南岸的村庄中脱颖而出，却是因为早在正太铁路开工的前两年，即1902年京汉铁路就在石家庄开工建设了振头三等站——而之所以不叫石家庄站，是因为当时石家庄实在太小，因此以获鹿县商埠名镇振头作为站名，以便吸引正定府的客流。

其实振头站的设立，最开始时候并没有为石家庄带来太大的改变，该地仍然默默无闻，莫说比肩正定府府城，就算获鹿县这个传统陆路枢纽，也绝非石家庄可以望其项背。

但石家庄被“嫌弃”的历史并不长，因为京汉线自纵向贯穿了整个河北。而正太铁路，却是能将山西的优质矿产、商品输送到河北铁路段的沿线城市，再经石家庄转京汉线或北上通过北京中转到天津出口，或沿线而下，抵达河南、湖北两省，这就意味着大量货物、客流和资本将在石家庄聚集交汇。

尤其是正太铁路采用的是窄轨设计，而京汉铁路采用的是标轨（1435mm）设计，因此两条线路虽然在石家庄交汇，但却无法连通，大量货物需要依靠人力劳工进行转运输送，这就导致南来北往，东往西去的客商难免会在此驻留，这又进一步放大了交通枢纽带给石家庄的经贸优势。

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石家庄市区人口已经增至七万二千一百余人，店铺2500多家，城市已然初具规模。

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军进占石家庄，这个当时由移民组建的新城市因此迅速衰落，只剩下寥寥数千人。

不过日本人很明白石家庄作为铁路枢纽，连通晋翼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因此意图将石家庄发展成为“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并在1939年正式出台了《石家庄都市计划大纲》以作为日本建设石家庄的统筹纲领。

石家庄为何成为省会 |

日本人建设石家庄的重心，主要在今天的桥西区。

三十年代的石家庄城区西部边界在今天黎明街一线，而日本人则将城市西区的城市边界拓展到了今天和平公园一带，整体规划面积达三十八平方公里。

不过日本人对石家庄做出的最大改动其实是铁路改轨——正太铁路得以在日本人的主导下完成标轨改造，正太铁路和京汉铁路从而得以在石家庄真正连通。

此后日本又在1941年将石德铁路修筑完成，石家庄从而成为了连通山西、河北、山东和河南四省的铁路十字枢纽，彻底奠定了石家庄在中国北方铁路网中的核心地位。

至1941年，石家庄的人口从被占领时的寥寥数千人恢复到了十八万之多，城市宛若一新之余，日资企业占到石家庄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再加之满街可见的日本人，都无疑在提醒目睹这座城市复苏并更为繁华的中国人——石家庄发展的很快，但未必如你所愿。

不过抗日战争终有胜利之日，解放也终有到来之时。

至1949年，解放两年后的石家庄人口已经达到了27.8万人，是当时河北省会保定的1.6倍。

到了此时此刻，石家庄于河北而言已经是可谓是“锥处囊中，木秀于林”，虽然在河北地区尚不如京津，但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华北重镇。

所以石家庄在新中国获得了大力支持，仅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就有三个落户在石家庄。

到了1957年，得到政策支持的石家庄迅速发展，人口已经达到了三十八万，在河北地区成为了仅次于京津的城市，而在河北省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城。

1958年天津市改为省辖市，河北省府便将天津这座自晚清以来的天下名城，重新定为省会。

然而其时不同往日，天津虽然在晚清民国是中国一等一的重港大城，可随着世界进入冷战时代，天津原本优越的地缘位置，在当时却意味着有很大的战略风险。

1966年因为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急剧恶化，河北省府不得不再度将省会迁回保定。

然而保定发展落后，又无铁路基础，在工业时代毫无优势可言，虽然各类省级机构的办公场所十分完整，但从长远看，其实并不利于河北整体的发展。

而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庞大且先进的工业规模，又吸引了已见识过天津风华的河北省府的目光。

所以河北省会在短暂迁回保定之后，河北省府遂在1968年便将河北省会迁到了石家庄。

自此，晚清民国再到新中国初期，河北省会迁转难底定的局面，也从此落下帷幕，石家庄成了河北省内雷打不动的省会城市。

只是在晚清民初，恐怕没人会想到，河北省会之争会是这么一个结局。

从1902年振头站设立，为石家庄的崛起奠定第一块基石算起，到石家庄在1968年成为省会，不过短短66年。而石家庄从十九世纪末一个五百人的村庄，发展成为了今日常住人口达千万人的大都市，亦不过匆匆百余年，可以说在深圳崛起之前，石家庄就是中国工业时代城市崛起的典范。

虽然到了今天河北省内对于石家庄的省会地位还有非议，但这其实更多的是基于人文视野，认为石家庄缺乏底蕴，完全不能代表历史深厚的河北。

可如果从现代政经视角来看，石家庄兼有了交通区位、工业底蕴和战略安全三重属性，在河北可以说除了北京，找不到第二个城市能比石家庄更适合成为省会——哪怕是天津，也只是在交通和工业上小胜数筹，可在战略安全上，却有不如。

石家庄可能没有深厚的历史可供人凭吊，但这座城市的迷人之处在于——哪怕是乡野山村，可只要与时俱进，奋斗不息，天道总会酬勤。

石家庄本只是滹沱河南岸的一处小山村，但这里没有拒绝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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