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当下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对槟榔给身体带来的危害也认识得更加充分，槟榔产业随之受到限制和监管。右图：《一嚼两千年：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曹雨著，中信出版集团。

　　槟榔是中国南方常见的休闲零食。走在湖南、广东等地的大街小巷，常见路人边走边嚼，而他们嘴里的“美食”大半不是舶来的口香糖，而是“土产”槟榔。20世纪40年代，一首《采槟榔》脍炙人口，周璇原唱，又被凤飞飞、邓丽君、高胜美、张靓颖等几代流行歌手翻唱。那么，这小小的槟榔究竟有何吸引人的魔力呢？《一嚼两千年：从药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国的流行史》（曹雨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揭开了谜团。\谷中风

　　如书名所示，槟榔伴随中国人已经两千多年了。不过，槟榔其实并非中国土产，它原产于马来半岛或菲律宾群岛，中文“槟榔”的发音就近似于马来语的“pinang”。人类嚼食槟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目前最早的证据来自菲律宾巴拉望岛的都扬洞，该地出土的人类牙齿上有明显的槟榔染色痕迹，时间约在公元前2660年，当地还出土了盛有蚌灰的蚶壳，据此推测，大约当时人已经将槟榔和石灰一同嚼食了，而这与现在东南亚、南亚的吃法几乎相同。公元前1世纪前后，在南亚地区，槟榔和其他香料混合咀嚼已成为人们维护口腔卫生的习惯。唐代玄奘在印度求学时，每日得到的“口粮”中就包括槟榔子二十颗，还有担步罗叶也就是蒌叶一百二十枚，应该就是与槟榔一起咀嚼用的。

　　“四起三落”嚼槟榔

　　在汉字文献中，槟榔最早出现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该文提到的异域植物“仁频”，即来自爪哇语槟榔的音译。作者推测，汉武帝攻灭南越国后得到了槟榔，而在南越国时期的岭南地区，人们已经有了食用槟榔的习惯。东汉和帝时期，杨孚在《异物志》中首次使用了“槟榔”二字，介绍了其生长形态和嚼食方法，即“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这个名称从此稳定下来。

　　对于此后槟榔在中国历史中的沉浮，作者概括为“四起三落”。第一次大起在东汉末年，那时北方战乱，大量汉族移民南迁，槟榔被称为“洗瘴丹”，帮助南迁之人抵御瘴疠。第二次大起在东晋末年，槟榔为当时掌握话语权的士族所推崇，被赋予了美好的文化想像。第三次大起是清代，由于受到多位皇帝的喜爱，成为流行于旗人特别是贵族间的时尚。第四次大起则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在资本、市场和媒介的加持下，槟榔成为一大产业，大有风靡全国之势。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落在隋灭陈之后，槟榔所依托的南朝贵族没落，渐渐失去了市场。整个隋唐时期，槟榔在中原失去了身影。第二次大落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生活习俗的输入，使槟榔在两广和福建失去了地位。第三次大落发生在当下，人们对健康越来越重视，对槟榔给身体带来的危害也认识得更加充分，槟榔产业随之受到限制和监管。

　　谁在吃槟榔

　　从书中对槟榔流行史的梳理可以发现，贵族、士人等上层对槟榔的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历史地看，时尚之风总是从上层刮起的。比如，南北朝时期，江南士族普遍嚼食槟榔。《南史》中记载，刘穆之年轻时家里贫穷，常去大舅子家蹭吃喝，有一次吃完了饭又想吃槟榔，大舅子取笑他说：槟榔是用来消食的，你这个常饿肚子的人，怎么也喜欢吃这东西呢？后来刘穆之出息了，做了丹阳尹，请大舅子吃饭，让厨子用金盘捧出一斛槟榔供他们享用。这个“金盘槟榔”的故事成为一个著名典故。李白就写过“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的诗句。南朝的皇帝常用槟榔赏赐给臣下，南齐宗室豫章王萧嶷临终要求以槟榔作为他死后的供品，对槟榔的喜爱可见一斑。侯景之乱前，南朝在文化上领先北朝，这就使北朝人在向往南朝的文学艺术的同时，把嚼槟榔的“雅好”一并学习了过去。

　　自唐代以后，嚼槟榔在云南、广西、海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都是普遍的风俗。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写到“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啖，夜则置盘枕旁，觉即啖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馀”，生动地描绘了全民嚼槟榔的景象。按作者的推算，宋代的“百馀钱”大概相当于今天人民币100元，可真不是一笔小钱啊。因此，槟榔税收也成为当时政府的重要财源。

　　从地域来看，广东海南是中国历史中槟榔记载的起点，从东汉到清末，广东人嚼槟榔的记载史不绝书。从宋代起，以泉州为中心闽南地区的人也开始普遍嚼食。明代皇室没有吃槟榔习惯的记载，到了清代，皇帝对槟榔的兴趣忽然大增。嘉庆帝在奏折上批示：“惟槟榔一项，朕时常服用”，其他皇帝也有赏赐臣下槟榔荷包等物的记载。《红楼梦》等小说中对于槟榔的诸多描写，也足以说明当时嚼食风气之盛。

　　为什么吃槟榔

　　书中提出，槟榔在古代中国文化中有“四副面孔”，一是中药，以其驱虫、止痛效果被列为四大南药之首；二是佛教供养物；三是士绅心目中的忠贞不贰形象；四是民间的“定情物”。这四种形象实际上也构成了人们嚼食槟榔的动因。

　　关于槟榔文化属性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的《南中八郡志》：“槟榔，大如枣，色青，似莲子。彼人以为贵异，婚族好客，辄先逞此物；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这就说明当时的岭南人在待客还是结婚时都必须奉上槟榔，不然就被认为是关系破裂的象征。作者认为，从司马相如的“仁频”到杨孚的“槟榔”，说明槟榔进入了文化体系，因为“宾郎”正有款待客人之义。有意思的是，全世界普遍嚼食槟榔的地方都强调此物的礼俗意义。比如，越南人认为槟榔和蒌叶的搭配意味着“夫妻之义、兄弟之情”的家庭伦理；马来人婚礼中男方必须送给女方槟榔再由女方分送来宾。20世纪初，广东东莞婚礼上也有男方向女方赠送槟榔的习俗。到了魏晋时期，士人发现槟榔“调直亭亭”“千万若一”“森秀无柯”，于是被赋予了忠贞不贰的寓意。这使得槟榔成为骚人墨客经常使用的意象，苏轼的《咏槟榔》《食槟榔》即为例证。渐渐地，这种品格象征又从政治坚贞转化为爱情忠贞，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就说“女子既受槟榔，则终身弗贰”。

　　推动槟榔流行的还有宗教和医药的因素。在印度，槟榔是佛教的重要供养物。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获得很大发展，槟榔也作为礼佛斋僧的重要物品广为使用。从医药方面看，东汉张仲景的《杂疗方》和李当之的《药录》里已经提到了槟榔。到了东晋时期，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有五方用到槟榔，陶弘景在《名医别录》里首次对槟榔做出了性味药性的归纳性判断：“槟榔，味辛，温，无毒。主消穀，逐水，除痰，杀三虫，去伏尸，治寸白”，这一论断一直为中医药各家所沿用，特别是槟榔的驱虫和对抗瘟疫的作用，受到广泛认可和使用。槟榔在医药体系中“深度植入”无疑使人们对槟榔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并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没有回避槟榔对健康特别是口腔疾病的负面影响，对其成瘾性作出了客观理性的分析。总之，本书堪称一份槟榔“指南”，虽采取了通俗的写作手法，文史互证，娓娓道来，却建立在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作者在书的最后专闢《文献回顾》，梳理和反思槟榔研究的中外学术史，特别是对中国人类学界从20世纪20年代杨成志、荣媛等的研究以来，中国学者的槟榔研究取径和范式进行了分析，为对这一论题有兴趣的读者提供了进一步探究的参考。因此，即便你对嚼槟榔没有兴趣，也不妨读一读《一嚼两千年》，享受从细微处出发探究文明文化奥秘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