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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之别，自古有之。在古代南北之间不仅因为地域原因而风俗、习惯，甚至性格不同，比如北人贪咸，南人好甜，北人性格大大咧咧，南人相对比较婉转、细腻等等，还因为两地经常处于分裂之中，互相之间争斗不断。

最早的南北之争——楚国对抗整个中原

春秋战国时期的南部地区主要是楚国地界。

楚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他们从来不遵从周朝天子，周朝天子叫王，他们的君主也叫王，比如春秋五霸，齐桓公，秦穆公，宋襄公，晋文公，都是公，比王低一级，只有楚国自立为王，与北方诸侯分庭抗礼。

据载，熊氏（芈姓）一族在西周立国前就作为华夏族祝融氏的一支最先南下进入南蛮族群之中，逐渐在南方开枝散叶。商衰周兴之际，熊氏一族的首领鬻熊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受到周王室的重视，成王时期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为楚子，子爵，领有汉阳丹阳等地。

所以，楚国不像其他多数北方诸侯国，是追随周武王打过商纣的“光荣军属”，再加上所封之地一直被视为蛮荒未开化之地，因此其余各诸侯国包括周天子在内都将楚国视为蛮夷，不承认楚国位于华夏文化圈内。

据载，周成王大会诸侯时，北方各诸侯国国君皆身着锦衣，与周天子推杯换盏，只有楚国的熊释子身裹布衣，在可怜巴巴的看守祭祀的火堆，可见当时楚国在周天子心中的地位。

后来，西周在建国百年后开始向南方开拓，不可避免地与楚部族发生矛盾，比如周昭王南征不返。

周夷王时期，王室开始衰微，楚国第一次称王，以示与周王室分庭抗礼，但是在周厉王时期自去王号。平王东迁，周王朝势力大损，楚国又趁机大力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到桓王时期，周王室征伐郑国失败，威望大损，所以楚国第二次称王，并一直保持到灭亡。

楚国称王并不是简单地称王称霸，它有自己的考量，这样做一方面是表示对北方诸侯国和王室的蔑视，另外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团结百濮苗蛮等部族，同时也无须再理会周王室的禁令，可以自由的对南方各小诸侯国发动进攻。

公元前523年，楚平王伐百濮，收南方，楚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天南霸主，此后北方的华夏各国都将其看成最危险的国家。楚国君臣也乐于自称蛮夷，和北方华夏各国作对。

在楚国，五年不出兵便是耻辱，无颜面对祖先。因此，在整个春秋时期，谁要想争霸，都要先和楚国较量较量。

最先是齐桓公，他用遏制楚国的行动为自己奠定了霸主的基业。公元前679年楚国连年攻打宋国，齐桓公便联合鲁，宋，陈，郑，卫等八国诸侯，进军至召陵向楚国示威，并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是华夏诸侯第一次联合对抗南蛮大国，虽不能全胜，但终使楚国不敢北进。

齐桓公以后，就是晋文公。前633年，晋文公联合宋，齐，秦三国对抗楚军，先以退避三舍的方法使楚国轻敌，旋即于城濮大败骄横狂妄的楚军，晋文公由此称霸。

20多年以后，楚庄王一鸣惊人，灭庸国，亡萧国，击败宋国，饮马黄河，把矛头指向周天子。楚庄王亲率大军攻郑，与郑的盟国晋恶战于郑州郊外，大获全胜，从此楚国成为霸主。

楚，晋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凡三次，楚一胜两败。虽然楚国有过短暂的辉煌，但比起北方诸国总体还是处于弱势。到了秦始皇横扫六合，摧枯拉朽般的灭亡六国，楚国也仅仅坚持了三年。

总体来说，整个周朝时期，南北之争就是楚国与周天子及其余各诸侯国之争，南人的地位也随着楚国的崛起而不断提升。

但是，楚国对抗整个中原的历史就像明朝之前南方的历史一样，虽然有过短暂的辉煌，但从未真正的征服过北方。

一边倒的南北之争——朝堂之上南人被排斥

由于历史上的执政者大多起自北方，因之政权就常在北人手中，南人常被排斥。

科举制诞生以前，人才的选拔都掌握在贵族手中，都是推荐或者世袭，而北方多豪族，南方多士绅，北方当官的明显多于南方，据不完全统计，两汉时期，朝堂之上90%以上的都是北方人。

据《南史·张绪传》记载，“齐高帝欲用张绪为仆射，以问王俭。俭曰：绪少有佳誉，诚美选矣。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彦回曰：俭少年或未谙耳。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未可为则。”

可见即使到了南北朝时朝，“南士”也少居要路，东晋用南人执政甚至被王俭讥为“衰政”。

正如《沈文季传》中所言，南方人不当高官，非复一日，“南士无仆射，多历年所。

南人北人之敌视在南北朝时期达到顶峰，北朝将南朝蔑称为“岛夷”。“来而不往非礼也”，南朝也蔑称北朝为“索虏”。

隋唐以后，虽然科举制的实行，这一状况有所好转，但几千年形成的惯性并不是想改就能改的。

比如，北宋初年赵匡胤诏令不用南人为相，甚至刻于政事堂石碑之上。释文莹《道山清话》载：“太祖常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皆言之甚详，云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

五代以前，由于执政者多为北方人，再加上南方较为落后，所以南方几乎是完全受北方领导;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缓和乃至逆转，这意味着北方地主阶级的政治优势地位正在逐渐丧失。所以这引起了北方人一致的敌对态度。

北宋名臣王钦若就因此差点没当上宰相，《资治通鉴》载：“真宗久欲相王钦若。王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议也。’乃止钦若入相。”

当国大臣亦故意排斥南人，不令得志，北方人寇准就因为萧贯是南方人，而罢其状元，“寇莱公性自矜，恶南人轻巧。萧贯当作状元，莱公进曰：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土，遂用蔡齐。出院顾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出自《江邻儿杂志》）

等到檀渊之盟后寇准罢相，王钦若终于冲破“门户之见”，登上了相位，成了北宋南方人当宰相的第一人。他曾对人言：“为子明迟我十年作宰相”。子明是王旦的字。

最悲哀的南北之争——未能同仇敌忾

上述所讲的南北之争，说白了属于华夏民族的内斗，无伤大雅，但在异族割据或统治下，北人和南人却并不因整个民族之受压迫而停止歧视和排斥，徒然分化了自己的力量，延长和扩大了征服者的统治权力，实属不该。

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把中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汉人，四等南人。

南人不仅位居末等，受尽蒙古人、色目人等“上层人”的压迫，还因历史的关系而被北人排斥。

《元史·程钜夫传》记载，“至元二十四年立尚书省，诏以为参知政事，钜夫固辞。又命为御史中丞，台臣言钜夫南人，且年少。帝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

虽然忽必烈把汉人一视同仁，并特令进用南人，但仍不能打破这根深蒂固的南北之见，南人仍被轻视，为北人所嫉忌。

《陈孚传》载:“至了三十年陈孚使安南还，帝方欲寘 之要地，而廷臣以孚南人，且尚气，颇嫉忌之。遂除建德路总管府治中。”

《元明善传》中董士选对明善说得更直白：明善与虞集虽然现在是好朋友，然而他日一旦显贵，作为北方人的明善一定会对南人虞集下死手。

元朝时，南人被北人称为“腊鸡”，语含讥讽，“南人在都求仕者，北人目为腊鸡，至以相訾诟，盖腊鸡为南方馈北人之物也，故云。”

科举之争——南北分榜

朱元璋起于江南，将相均江淮子弟，由此南人得势。

然而朱元璋却深恐矫枉过正、南人怀私摈斥北士，因此想建立一种南北均等的考试制度。但在此制度未创设以前，就发生了因南北之见而引起的科场大案——“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时值二月会试，士子们踊跃参加，都希望能金榜题名，光耀门楣。其中，有一人名为陈安，其人能诗善文，少有才名，和林鸿、唐泰、王恭等人并称“闽中十才子”。如此才华横溢之人，理所当然的力压众人，夺得头魁。然而本该高头大马，衣锦还乡的陈安却在高中状元后一月未到，就被朱元璋下令车裂处死。

陈安之所以落到如此下场，就是因为他陷入了科举榜上的南北之争。二月会试中，由翰林学士刘三吾主持的殿试，状元是南方学子陈安，而随后取录的五十一人竟然也全是南方人，北方人则未取一人，故此次“春榜”又被称为“南榜”。

全取南人，而弃北人，这在科举历史中还是头一次，成功地点燃了北方士子的怒火。于是在此次科举中落第的北方举子们纷纷上疏，以主考官刘三吾等人皆为南方人为由，告其“私其乡”。朱元璋在得知此事后马上派侍读张信、侍讲戴彝等人复阅落第试卷，不得徇私。但复阅的结果却是：名字一字未动，排名一人未改。

最后朱元璋为平息北方士子的怒火，笼络北方人，下令南北分榜，并由此成为定制。

然而南北分榜并没有完全免除南北之见，例如《朝野记略》所记一事：

正德戊辰，康对山海（陕西人）同考会试，场中拟高陵吕仲木纳为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海忿，言于朝曰：仲木天下士也，场中文卷无可与并者；今乃以南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贤之罪，谁则当之。

到了明朝中后期，吴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更是因地立党，搅得朝堂乌烟瘴气，“因人立事”、“因党废公”成为当时的风气。

南北之见是历史的糟粕，早就应该鄙弃，近百年中最值得纪念的大事，就是南北之见的自然消除，建设了一个新的统一的民族。

民族的强盛正在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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