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局动荡，梁宗岱从执教南开大学辗转西南，赶赴重庆复旦任教，目睹日军侵华、中华民族岌岌可危，常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忧心忡忡;，而面对曾执教的南开大学被毁于一旦，复旦上空也被炸弹烟硝笼罩，梁宗岱依然伏案著书，战火纷飞，把笔杆扛起，将精力和心血倾注到文学事业中。1944年，梁谢绝蒋介石派人请他“参加国民党，当中央立法委员，享受中将级待遇，月薪500元大洋”的邀约，辞去复旦大学的教职回广西百色定居，从此远离文学达十多年。

“文革”前夕，当他将完成的《浮士德》(上卷)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稿准备交付出版社，一场大劫难突如其来，全部译稿均毁之一炬。在是非颠倒混乱的年代，多年来在诗坛上的成就，与罗曼·罗兰等国外文学家的交往，这时候都成了被批斗的“罪名”。“文革”开始后，梁宗岱被揪斗，挨打，文稿、相册、书信、名人字画被毁，被烧。在“狂风暴雨”下，真性情的梁宗岱首当其冲，几经折磨，身体差点倒下，而铮铮铁骨却不曾屈服。

言师采药去，留得清凛在人间

1970年，中山大学外语系并入广州外国语学院，梁宗岱随外语系转至广外，任广外法语教授，之后广外便成为他最终的栖息地。

在广外校园内，绿树成韵，小道纵横，白云山与云溪河更添景致。“云溪缥碧山樱醉，古木苍微草堂空。”梁宗岱被安排在校内的一栋两层的小洋楼里居住。

在广外工作期间，教研之余梁宗岱继续研制中草药绿素酊，施药、赠医，并写下《我学制药的经过》文稿。1977年梁宗岱在给卞之琳的信中说：“我的工作当然还是完成学院的任务，但主要似乎已转制药、施医……”为了制药，梁宗岱节衣缩食，每月的家用不超过100元，大热天躲在不到10平方米的小北屋熬制，同时开三个炉子，又买不起风扇……他潜心配制出的中成药主要有类似万金油的“草精油”、类似抗生素的“绿素酊”等。据甘少苏回忆录《宗岱与我》，梁宗岱常免费为百姓施诊赠药，成功案例数以百记，还在文革里用“绿素酊”救过自己的性命。对于梁宗岱从专攻译、文、教等领域到制药施医的转变，熟悉梁宗岱的彭燕郊这样解释：“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他似乎有过某种预感，因而他更加热衷于制药，想通过创造活人济世的良药来填补读书人使命感的落空。”

怀抱此使命感的梁宗岱乐善好施，仁心仁术，前来求药问疾的人来自全国各地，还包括海外人士。其中，已是“耆英”之年的教育学博士王士慧曾撰文《梁宗岱先生的药》，在上幼儿园时就开始听说“梁伯伯的药”的王士慧阐述道，父亲有时生病就去梁先生那里索取他自制的“绿素酊”。当时梁宗岱拿的是二级教授的工资，三百多块钱一个月。他用自己的工资买草药、酒精，对前来取药的人士分文不取。当时广外的老师中流传着一则趣闻：一位病人感冒求诊，取绿素酊出门后折回，说刚才忘告，有点皮肤不适。梁先生曰，绿素酊兼治此病。病人出门后再次折回，说刚才还忘告有便秘。梁先生又答，绿素酊还治此疾。这三求三应，可见绿素酊之疗效，也影映出梁宗岱乐善好施、视人病为己病的医者仁心。

云山晚照，栖息广外展余晖

梁宗岱调入广外时虽然已经67岁，但他仍潜心参加科研工作，成为《新简明法汉词典》的编订主力之一；他还参与翻译大量联合国文件，参与翻译广外法语科教研室的集体项目《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二）》。文革结束后，白云山愈青，云溪水更蓝，梁宗岱决心找回“文革”失掉的时间，也握住剩下的时间，潜心译作。在七十三岁年纪上头，带着一身伤残，首先完成“文革”时烧毁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54首），于1978年出版，收进《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中，并计划重译同时被毁的《浮士德》第二部，《蒙田试笔》，还准备把解放初期近三年的冤狱生活写成《狱中记》等等。可惜壮志空怀，他已“力不从心，拿起笔来，手却动弹不得”——1980年3月，梁宗岱在重译《浮士德》中途发病，身体急转直下，大小便失禁，但仍坚持把上卷译完。再下来是身体瘫痪，神志不清，反复住院，最后是死亡在即的绝望搏斗，于1983年11月6日辞世。梁宗岱在晚年重拾旧译，小楼孤灯下不倦的呢喃，明朗的晚霞增了几分似火的执着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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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久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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