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杜金俄罗斯政治学者，普京的哲学家

在“自由”这一概念为新自由主义者所攫取后，西方在思想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自由主义1.0如何变为自由主义2.0，如何最终成为“自由”的敌人，其他力量又该如何应对？

俄罗斯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被称为普京总统智囊的亚历山大·杜金，赐稿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思考。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杜金 译/ 刘思雨、常宜】

自由主义的新变化

在目前的历史势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了新的变化。同任何其他政治意识形态一样，自由主义也在不断变化，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典型的变化：比如一些事物的终结和另一些事物的开始。这代表着下一个势头的出现。它往往出现在某一政治制度的垮台或类似世界大战带来的权力制衡之后。

但有时候它的产生是悄无声息、不知不觉的。当然，我们总是能够区分变化产生的一些征兆，但其深度和是否已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仍有待讨论。

我认为，现在我们正见证着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内发生的剧变。可以把它称作从自由主义1.0过渡到了自由主义2.0。严格来说，这种变化的完成需要某种“仪式”。我认为这种仪式就表现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被乔·拜登为首的全球主义精英推翻后建立的新保守主义政府。

但那不过是一种表面的“仪式”而已——像同性恋游行、“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反抗、性少数群体的“攻城略地”、极端女权主义的全球暴动，以及后人文主义和极端技术官僚的涌现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纯粹智力、哲学的——过程，我想对此进行研究。

自由主义的孤独

事先声明，我将通过以第四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结构方法来进行这一研究。这意味着我认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或第一政治理论）是最能体现西方现代性的理论，因为在20世纪，自由主义打赢了与其主要对手的历史性战斗——共产主义者（第二政治理论）和法西斯主义者（第三政治理论），两者都曾动摇了自由主义者自称为最现代理论的地位，宣称自己比自由派更现代。

因此，根据这一理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不仅在战术上，而且在战略上获得了20世纪的胜利，并且某种程度上不可逆转地成为20世纪 90年代以后独特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一般被叫作“单极时刻”（Charles Krauthammer），弗朗西斯·福山过早地称其为“历史的终结”。不考虑具体的时机等细节问题，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在那个时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中国并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全面替代品，因为自邓小平执政以来，中国已部分融入全球政治经济，试图利用这种优势来增强国家实力，同时也接受了主要的自由规则和自由市场原则。

这就是从旧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从自由主义1.0到自由主义2.0的象征性转折点。然后，到了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政治理论在语义上酝酿着突变。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历史性胜利创造了两个重要的意识形态转变：

·“红棕色”，也叫作“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联盟的出现。这基于对自由主义胜利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感到痛惜，以及想建立一个共同的反自由主义的右翼和左翼阵线的愿望（但这种意识形态在政治上仍然比较边缘化，同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危险的严重性相比，它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

·自由主义的“孤独”，由于它失去了两个主要的意识形态敌人（正如卡尔·施米特强调在定义政治和意识形态认同时，区分敌友的重要性），这更加强了自由主义的自我肯定。

既然狭隘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构成真正的政治威胁，自由主义的孤独的问题仍然占主导地位。

自由主义胜利催生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概念

在哲学上，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不谋而合。后现代作家，主要来自极左翼，变得非常批判苏联和部分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因此采取了与左翼自由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结盟的策略——越来越“反法西斯主义”和反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

因此，后现代主义成为二者的共同基础，前共产主义者受其影响变得越来越自由化（包括个人主义者、享乐主义者等），而左翼自由主义者则采用激进思想家的前卫认识论，提倡极端的理论和实践上的解放——包括摆脱规则、规范、稳定的身份、等级、边界等束缚。这就是自由主义2.0的根源所在。

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在30多年戏剧性的政治生活中才变得越来越清晰。而特朗普现象，是促使自由主义2.0的完整结构出现的最后、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时期。

自由主义2.0的主要特征在于它认识到一个内在的敌人，也就是自由主义内部的“第五纵队”（译者注：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方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在没有强劲的意识形态敌人——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情况下，孤独的自由主义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地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红棕色”倾向虽然在运动上没什么影响力，但思想上的影响力却比想象的更加广泛。

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考察“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概念，整个图景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重新崛起，就可以被看作是反西方政治的苏联式战略与俄罗斯传统民族主义的新混合体。不然，就难以解释普京现象。普京被近似等同于“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这证实了单极自由主义时代下的主要思想框架。

同样地，这一概念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否则就很难或根本不可能解释中国的政治。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与日益明显的中国民族主义混杂在一起。

欧洲民粹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意大利政府基于“北方联盟”（Lega di Nord，右翼民粹主义）和“5星”派（5 Stars，左翼民粹派）之间达成的协议，象征性地建立了黄绿联盟，标志着左翼和右翼之间的距离在急剧缩小。

意大利北方联盟领导人Matteo Salvini（左）与五星运动领导人Luigi di Maio，图片来源：wiki

还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就是黄马甲民粹主义运动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反抗，其中马琳·勒庞的追随者同让·吕克梅朗雄的追随者一道，与位于中间的自由主义作斗争。

因此，在单极世界秩序中，自由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接受广义上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并正视它的严重性。因此，为了阻止他们的联合，自由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

但是，为了维护全球自由主义自身的支配地位，使其不被更有效的替代方案所取代，全球精英们表面上贬低这一现象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他们一直在不择手段地打压。如果俄罗斯领导人，以及欧洲民粹派、伊斯兰反西方运动（意识形态上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民族主义）、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反资本主义思潮能意识到，他们是从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来反对自由主义的，把左/右的或整合的民粹主义作为自己的明确立场，将会大大加强他们的力量，使其潜力倍增。

因此，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发生，自由派动用了一切手段，尤其是第五和第六纵队（在政府结构中根深蒂固、在形式上忠于各国主权领导人的自由派），他们试图压制任何朝这一方向发展的意识形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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