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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健(网易河南特聘主笔)

态度宣言：让我的牙齿咬住文字。

作者简介：周健，《企业观察家》总编，上海财经大学500强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时间的长河里，杜甫一直瘦着。生前颠沛流离如此，身后百代留芳亦是如此。人们所熟知的现代画家蒋兆和先生创作的《杜甫》，让诗圣的“瘦”，成了经典。

唐朝的诗人似乎都很瘦。李白、杜甫、贾岛、韩愈，等等，丰硕的王朝饱满的女人，而男人们却大多在苦吟。到了宋朝，诗人们变胖了，欧阳文忠、三苏、范仲淹、晏殊，胖得有些文人样，不仅诗词写得好，策论、散文、琴棋书画，也都好。到了近当代，诗人们大多又很瘦，徐志摩和余光中的纤弱，闻一多和北岛的峻削，废名和海子的清癯，如同他们的诗句，闪烁着匕首般的青光，直插人心。

当然，瘦不是诗人的绝对标准。刘半农、于坚、张枣等都很胖，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身上是否长着铮铮傲骨，就像杜甫、鲁迅的那样。

他的一生，“苦到家”“背到家”了

杜甫的瘦，首先与他一生的经历有关。他“少小多病”，但早慧，七岁就能作诗，自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十四五岁时，他即与文坛名士交往，经常出入于王侯宅邸与宴酬唱，见了不少世面。晚年他写在《江南逢李龟年》一诗中提到的“岐王”“崔九”等人物，就相识于这一时期。

从二十岁开始，杜甫曾数次壮游，先是山西，而后吴越，再是齐赵，直到开元二十九年三十岁时，他才返回洛阳，娶妻成家，筑室首阳山下。三年后，他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相约梁宋之游；又过一年，他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深厚友谊，自此一生作为李的忠实“粉丝”，对其念念不忘。

此后没多久，杜甫来到长安，开始了艰难曲折的科举应试、干谒权贵之路，惜乎都没有什么结果。天宝十载（751年），唐玄宗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三个盛典，走投无路的杜甫献上三篇《大礼赋》，受到玄宗赞赏，但并没有立即授予他官职。这期间的杜甫，辗转居住于客舍，“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不但穷，而且身体衰弱。这年秋天，长安阴雨连绵，杜甫整整病了一秋，冬天里他向友人诉说病情：“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到了天宝十四年，得授一河西尉小官，但杜甫不愿“凄凉折腰”，旋改右尉府兵曹参军。

不料，就在这时，“安史之乱”爆发。杜甫在长安附近安置好家眷后，只身北上投奔新继位的肃宗，不幸途中为叛军俘虏。757年，他冒险逃出长安，被肃宗授为左拾遗，但很快因救好友房琯而触怒肃宗，被贬，从此永远离开朝廷。

此后的10几年，杜甫全家流亡于甘肃、四川、湖南等地，缺衣少食，时常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期间曾卜居于成都西郊草堂，得到好友成都尹严武的照顾，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安定的时期。但后来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不得不迁出四川，漂泊湖南。此时的诗人，“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逃难》），因走投无路、饥寒交迫，大历五年（770年）冬，他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59岁。直到元和八年（813年），他的孙子杜嗣业才“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将停在岳阳的灵柩运回故乡偃师，葬在首阳山下。

杜甫的经历，按今天的话说，是“苦到家”“背到家”了。那个年代不像今天，读书人有许多出路，做官、经商、开店、教书，总能找到养家糊口、实现价值的行当；若想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并出人头地，他只有当官这一条路，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也。唐时，士族势力渐弱，平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晋身官阶，但仅仅是进士及第这一关，便使一茬又一茬的诗人摔倒在地，爬不起来。天才者如李白、李贺等，他们所作的诗，充其量也只是进入唐政府的敲门砖与通行证。整个有唐一代，那些在长安街头徘徊的诗人，大多如杜甫一般，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郁郁而终。他们的命运，只能是不停的流浪、嗟叹和挣扎。

其他朝代的情形，也好不到那里去。都说苦难出诗人，宋朝的苏东坡、辛弃疾，明朝的张岱、唐寅，清代的黄宗羲、龚自珍，民国的朱湘、穆旦等，哪一个的人生不是充满了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诗人不幸诗歌幸”，也许正是这人间的种种不如意和苦难，成就了杜甫他们作为杰出诗人的生命感悟和家国情怀。

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国家诗人的例子，典型的如18~19世纪俄罗斯的“白银时代”，诗人和作家如群星闪烁，刺破黑暗，鼓舞人们奋起追求光明。到了20世纪，历史的狂风暴雨更加猛烈，诗人的感情更是受到震荡，他们既热情高歌，又无限伤感叹息，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苦难的历程，典型的有叶赛宁、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等，他们和杜甫一样，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曾经受难。

但是这种人生经历中的大不幸，却成了诗人艺术生命的大幸。读杜甫的诗，我们能强烈感觉到杜甫是一个忠厚、沉郁、博大、中正的儒家学派传人，不像后来的白居易、王维他们，精神苦闷了还可以去信佛崇道，也不像同时代的孟浩然、王昌龄、岑参他们，自始至终让功名燃烧、遮蔽了性情；他是完全的士的本色、士的情怀，真正把天下的治乱安危当做自己的责任，不回避、不逃避，还有仁民爱物，同时代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

所以，儒学全面复兴的宋代，大家一致推崇、敬仰他，自此把他当做中国诗人的最高典范。

“忠爱出于天性”

为什么杜甫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心胸最为广博、心地最为醇良的诗人？探究起来，这与他的家族世代都有读书仕宦的传统密不可分，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杜甫所继承的，恰是“儒家传统中最正确、最高、最好的理想”，所以，它能够“深入生活，面对生活，关心人民大众”。

这就是说，杜甫对于国家的忠爱，对于友人、对于妻子儿女的关怀都是发自天然，属于合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感情，在他的诗中反映得极为真挚深刻和自然感人。比如他写与李白、郑虔的友谊，成为古往今来最令人难忘的诗句；再比如他写关于妻子、儿女、亲戚的作品，也是中国古代诗人少见的例外（中国古代诗人轻易不写亲情，“至情无文”），他都写得真挚动人。对此，叶嘉莹同样给予了极高评价：“因为这份关怀真的出自他的天性，所以他的胸襟比一般人博大，感情的分量也比一般人深厚。他把伦理道德的感情与他自己私人的本性、感情结合起来，打成了一片……这是造成杜甫集大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精神世界承受着一种一般人所没有的大煎熬、大忧愤、大感发，我想这是杜甫和同时期其他诗人相区别的最主要方面，恐怕也是导致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奉赠故高蜀州入日见寄》）、“穷年忧黎园，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江汉》）的另外一种重要因素。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有过两次长期流亡。这两次流亡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让他看清了整个国家的动荡自身的窘境，不仅促使他把个人失意转化为现实政治关怀，而且还焕发出他对底层民众颠沛流离生活的深切同情。前者，《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春望》等，锥心刺骨，后者，《三吏》、《三别》等，动人魂魄。所以，著名的杜诗研究专家吕正惠教授会说，杜甫确实是“忠爱出于天性”，他的诗中随时流露出纯挚和仁厚之情，绝不虚娇。

吕教授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他每次在课堂上讲杜甫的那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结尾处时，他的声音总是微微颤抖，而教室里也总是鸦雀无声。因为，诗中的杜甫刚回到家门就听到妻子的嚎啕，这才知道小儿子已经饿死，但他没有仅仅耽于个人痛苦，而是想到了老百姓的苦难：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

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

吕正惠的感叹是，如果我们说杜甫是一个“封建道德”的护卫者，或者说他在为“统治阶级”说话，那么只能说明我们是个糟糕的政治教条主义者，“杜甫所以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是因为天地之间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的第二个大诗人。从人格上讲，这不是‘诗圣’，还能是什么？”

敢于、善于对现实发声，以自身的“痛感”写就一部“诗史”，这就是杜甫伟大的地方。对照现在，究竟还有多少诗人继承了他的这种传统并写就当今时代的一部部“诗史”？恐怕，不会有太多的人敢于在杜甫像面前扬起头了。去年（2015年）清明节，我去杜甫故里参加首届杜甫国际诗歌节，看到诗人王家新、郑愁予、耿占春、舒婷等都来了，恭敬地站着，满脸肃穆。拜祭仪式结束后，王家新接受媒体采访，他的几句话引发了我的共鸣：

“杜甫之所以给人忧国忧民的印象，并不是他习惯站在多么高大上，而是他始终是基于个人的存在不懈表达。他的诗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历史证明，只有诗歌，才能生动地记录并反映时代，但当今的许多诗人，却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主动放下了自己手中的笔。杜甫倘若在天有灵，他该会多么哀伤啊。

杜甫是我们最觉亲近的父兄

这些年，大凡杜甫走过的地方，我只要有机会，也总要按图索骥去看一看。诗人游踪，许多已湮灭不见，历朝历代的后人为了纪念他，都不遗余力地在各个故址上添加对他的尊敬和想象。我觉得，在中国，除了已经被当做神祗对待的孔子和关公之外，大家最感亲近、最愿意把他当做父兄来对待的古代诗人，就是杜甫了。

比如，我们去四川成都，有时真的会惊叹一座草堂何以会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性风景。那几年，诗人颠沛流离、一路奔波，好不容易在这座城市有了一个可以歇脚、休息的地方，这才有了让我们后人脍炙人口的《春夜喜雨》、《蜀相》、《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著名诗篇。小桥勾连，竹林掩映，风儿穿堂而过，静静的草堂留住了此后1200多年的才子深情、历史迷思。

比如，我们去位于新安、陕县等地境内的崤函古道，崎岖的路面，似乎依然能看到“车辚辚马辚辚”的历史旧影，衣衫不整的杜甫，夹杂在扶老携幼的逃难的人群中，东一脚西一脚，疲惫而忧伤。夜晚在路边沟坎里休息的当儿，他目睹官兵抓人，愤尔吟出《石壕吏》。

再比如，我们到位于巩义的杜甫故里和杜甫墓凭吊，寻找到了诗人出生和诗人归葬的地方。黄河奔涌，杨柳依依，如果正赶上漫山遍野的桐树花开了，空气中就会弥漫着淡淡的甜而香的味道。徜徉于诗人艰辛而又静谧的童年气氛中，这个诗人只要辗转在外就会魂牵梦绕的家乡，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前来瞻仰者的精神家园？

想起杜甫之死，我们心中就会倍感凄凉。《新唐书》云：“大历中，（甫）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死时贫病交加，“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草草埋葬。后来，他的孙子才有条件请元稹为他写一篇墓志铭，把他迁葬到他地。至于埋在哪里，司马光《温公诗话》里说，“其孙始改葬于巩县”，但在随后的1000多年中，在我国境内又先后出现了湖北襄阳、湖南耒阳、湖南平江、河南偃师、陕西华州、陕西鄜州、成都浣花溪等其他七座杜墓。这些地方都是当年诗人的行踪所及之处，墓的真假姑且不论，但都说明后世的人们打心眼里尊敬他，愿意在自己的身旁安顿这颗善良而博大的灵魂。

元稹曰：“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韩昌黎也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以诗作史，以诗言志，杜甫的存在，让中国文学在世界史上有了骄傲。

在这样一种对杜甫边走边想的凭吊、寻访过程中，我常常想，杜甫的思想、杜甫的人格、杜甫的情怀，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重塑到底有何意义？他对国家、对劳苦大众，包括对友人、亲人的感情全都处于本真；他早年壮怀激烈，后来即使在逆境困厄中也没放弃对时局、对民众的深沉关爱，更没丢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体验，这样一种虽百死而不悔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今天要不要让它在自己的生活中灿烂绽放？

我的朋友周中华，这两年联合了几位朋友，开始一年一度地在巩义举办杜甫国际诗歌节，我想，这就是让杜甫魂兮归来的一个努力。只有让更多的人敬仰着他，吟诵着他，呼唤着他，那么，这个千年前寂寞的灵魂，就不会再寂寞和孤独下去。我想，从这些纪念性的活动开始，杜甫就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重新活了起来。

“诗是吾家事，人传世间情。”瘦瘦的杜甫，让我们静静坐下来，开始吟诗作诗吧，请给我们再一次讲讲，什么叫真正的“唐风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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