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巴蜀地区传统蜀学兴盛发达，如苏氏蜀学、范氏之学等。当时，二程洛学兴起，经过洛蜀角立，蜀学开始转型，到南宋晚期实现了传统蜀学同程朱理学的融会，完成了“洛蜀会同”。近二十多年来，学界关于蜀学的研究日益扩展和加深，笔者在进一步探究中，也有一些新的思考，本文就宋代蜀学转型作再探讨。

胡昭曦教授

一、宋代蜀学转型的三大节点

对宋代蜀学发展历程，笔者曾有五个阶段、两个高潮之划分。在近来的探究中又认为，蜀学转型还经历了三个大的节点。

“节点”这一概念被应用于许多领域，于科学技术是指“电路中三个或三个以上支路的会聚点”，或指“交汇点”、“汇合点”、“两节圆的切点”、“互连公共点”，在教学上“指知识体系中具有很多榫接的具体知识之点”，还有空间节点(如“全国流通节点城市”、《香港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时间节点(指某个大环境中的一点或一段，如《关于实现中国梦的时间节点》)。本文采参以上诸说而综合之，用“节点”以指宋代蜀学发展的大环境中，在学术内容上、空间上和时间的交汇点、榫接点、会聚点。

宋代蜀学转型的三大节点是：第一大节点，二程洛学传蜀；第二大节点，南轩之学返蜀；第三大节点，朱熹闽学传蜀。经历了濂洛之学到湖湘学再到程朱理学在巴蜀的发展，又有魏了翁的集大成，使宋代蜀学定型为以程朱理学为主。

(一)三大节点不是孤立的

一般认为，自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至五年六月，周敦颐签判合州(今重庆合川)时期，濂学开始传入蜀地，而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至熙宁三年(1070年)前，程珦知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其子程颐随侍，期间周之弟子遂宁傅耆与程颐有交往，“手笔相问”，实为讲友。这时，濂学在巴蜀影响不大，二程理学也尚未形成。此后，二程洛学逐渐强大，迄至南宋晚期，巴蜀学者信奉程朱理学者益众，或千里求师，或出蜀访学，或在蜀讲著，或传授后学，可谓连绵不断。三大节点是这种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突出事件和集中时段，它们密切联系，且与巴蜀地区其他时段程朱理学之传有相互交流和融会。

(二)三大节点的时段、内涵和特点

第一大节点，是北宋末年二程洛学传蜀。先是涪州(治今重庆涪陵)乐温(今重庆长寿)人谯定闻程颐“讲道于洛”，乃“洁衣往见……遂得闻精义”。哲宗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到元符三年(1100)正月，程颐贬到涪州编管的两年多时间里，谯定从游，学《易》、《大学》、《中庸》等。谯定又传之门人弟子。

第二大节点，是南宋前期张栻之学返蜀。南宋初年成都人范仲黼“去湖南”“游南轩之门”、“从南轩学”，从而“直接五峰(胡宏)之传”，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以后主讲于成都沧江书院，出现了传播南轩之学的“二江九先生”学者群，形成了蜀中南轩之学大盛的局面。

第三大节点，是南宋后期朱熹闽学传蜀。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涪州人㬊渊千里问学，从朱熹学于闽北建阳考亭之竹林精舍(后称沧州精舍、考亭书院)和潭州(今湖南长沙)约三年时间，后师徒远隔，朱熹仍加指导，㬊渊“将朱熹之学与乡里之学(包括谯定《易》学)，融会贯通，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易》学思想”。宁宗庆元三年(1197)，在“伪学之论方炽”的险恶政治环境下，艰难跋涉，到福建拜见朱熹问学求道、号为朱熹高徒“第一人”的度正(合州巴川今重庆铜梁人)，返川后传播理学，培养理学学者。从学于㬊渊和度正的合州巴川人阳枋，则是这一节点中卓越的代表人物。

三大节点的突出特点之一是，蜀中几位主要学者都长途跋涉到洛学名师处从游请教，直面授受，得其真传，获其精义。

二、三大节点与书院

如果说苏氏蜀学的衰微，存在三苏不善运用书院教育繁衍学术建立学派体系的因素，在宋代蜀学转型中，书院则起到很为明显的作用，是重要传学场所和助推力量之一。三大节点的发展变化，都同书院有密切关系，这是三大节点的突出特点之二。

(一)北岩书院与洛学、闽学传蜀

涪陵北岩的普净院是程颐注《易》和谯定从学之处，黄庭坚于此题名“钩深堂”。宋代一些书院的前身是名人读书处、著书处或授业处，后来改名或建为书院，北岩普净院即属此类。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知涪州范仲武将普净院钩深堂建为北岩书院，一直存在到宋末。(据载，此后该书院久圮，清乾隆九年知州罗克昌率绅士公募重建，改名为钩深书院。)程颐在此注《易》讲学，谯定从程颐学于此；程颐门生洛阳人尹焯在这里寓居，究治《伊川易传》；阳枋在涪师事㬊渊并曾担任北岩书院堂长，成为蜀中理学一大家；阳枋在北岩书院授业，“士之信从者众”，培养了门人弟子，著者如蜀士赵子寅、鄞人史蒙卿等(13)。北岩书院于二程洛学传蜀和朱熹闽学传蜀，都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应该加以重视和深入研究的。

(二)沧江书院与南轩之学返蜀

宋光宗时期至理宗宝庆二年(1190-1226)期间，设于成都的沧江书院，在张栻之学返传回蜀、促进洛学的传播和蜀学的转型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著名学者有“游南轩之门”、“从南轩学”的范仲黼、范子长、范子该和从范仲黼处“尽闻”张栻之学的虞刚简、薛绂等“二江九先生”，他们在此讲学授徒，活动20年之久，“士之请益……座无虚席”。此外还有“南轩门人”杨云山之子杨子谟于宋光宗前后在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建立的云山书院、范子长于嘉定八年(1215)在泸州建的江阳书院、薛绂于开禧(1205-1207)初在黎州(治今四川汉源)建立的玉㬊渊书院等。从而使“南轩之学”在巴蜀广为传播，推进了“洛蜀会同”，形成了“蜀学之盛，终出宣公之绪”的局面。

三、对几个问题的认识和探讨

(一)关于谯定与“涪陵学派”

涪州人谯定师事程颐，传学甚众，《宋元学案》列出其门人、再传、三传至四传约270人，认为许多理学学者皆自谯定“以上溯伊洛”，谯定“固程门一大宗也”。二十多年来，学界开始着力对这位传承洛学的一大宗师的资料发掘和学术研究，近年来重庆市和该市涪陵区又对谯定、㬊渊的确切籍贯作了考察，有新的收获。目前，所知有关谯定的资料仍然很少，还需继续发掘。

对于宋代理学或蜀学的“涪陵学派”的命题，目前一些学者是认可的。一般认为，该学派以涪州为中心、北岩书院为据点，以谯定、㬊渊、阳枋为代表，以研治《易》学为突出特色。然而对“涪陵学派”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许多问题有待展开，需大力加强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例如：

1.什么是“学派”？学术源流列出的学者是否等同于一个学派的成员？“涪陵学派”命题如何界定？有文章写道：“二程洛学以后分为七派，分别传入陕、川、湘、闽、浙、苏等地……在四川有二程之学，即涪陵学派。”“涪陵学派”主要成员有哪些？可否把《宋元学案》所列谯定学术传承的两百多人大都列入“涪陵学派”？

2.“涪陵学派”先是程颐之教，再是闽学之传，又有巴蜀学术和地方学术传统，其学术内涵和特色尚需综析。《易》学的传承与发展，确为这个学派的突出优势和特色，但对于经学的其他内容和儒学的其他经典的讲论著述，还需展开深入发掘探究。例如，㬊渊不仅治《易》，还著有《孟子注》。阳枋从度正学，度正“乃授以《太极》、《易通》、《伊洛语录》”，阳枋“于是专意理学”。度正还告之阳枋，“笃志‘四书’以为纲领，而求其放心可矣”。阳枋叔侄登度正之门是“共叩理学”，而不只是请教《易》学。阳枋赴涪谒㬊渊后，“有及门从游者”，阳枋告之曰：“若欲求孔门……则当熟看《语》、《孟》、《中庸》、《大学》，以求其至，吾之学如是而已。”阳枋在遂宁明善堂“讲论《中庸》、《大学》、《易图》、《象数》”；在巴岳精舍讲学，“究濂溪《易通》、邵子《经世》、横渠《正蒙》、朱子《启蒙》等书理与数，咸诣精纯，各有义疏。”

3.目前对“涪陵学派”在巴蜀地区和中华学术文化发展中的贡献和地位，很少有论著谈及。

4.现存有关“涪陵学派”学者的文集，需加细致整理并单行出版，如《性善堂稿》、《字溪集》，对那些有关散篇文字，也需加以辑录整理出版。

(二)释“二江九先生”

《宋元学案》专设《二江诸儒学案》，足见其对二江诸儒的重视，目前对二江诸儒和沧江书院的研究还很不够。近来，笔者对其中一个问题有点新的看法。

《二江诸儒学案》列出一些在沧江书院返传南轩之学的学者，有“二江九先生”，即范荪、范子长、范子该与范仲黼(皆成都人)，薛绂、邓谏从(汉嘉，今四川芦山人)，虞刚简、程遇孙(仁寿人)，宋德之(唐安，今四川崇州江源人)。为什么会称“二江九先生”？

“二江”乃泛指成都，因郫江(府河)、流江(南河)绕成都城而过，有“二江珥城”、“二江双流”之谓。沧江书院就在成都东门二江汇合处附近。

二江诸儒中学者较多，《学案》为何特别指出“其时二江有九先生之目”？据已见资料，一是，早有“永嘉九先生”、“元丰太学九先生”之称，并且认为“永嘉自‘九先生’而后，伊川之学统在焉”。二是，南宋时浙东有专设或在孔庙设“九先生祠”以供祭祀者。《学案》称二江之“九先生”，很可能是借鉴“永嘉九先生”之称和受到专设“九先生祠”的影响。叶适对“永嘉九先生”传洛学入浙非常看重，把“永嘉九先生”之举视作为伊洛之学入浙“开道”，使浙学大盛；巴蜀“二江九先生”返传南轩之学回蜀，推进了“洛蜀会同”，使蜀学大盛，二者都起到学术开道和传承作用，接续孔、孟、二程学统，传播并发展洛学，大力弘扬理学。因此，列出巴蜀二江诸儒中九位着力传播南轩之学的蜀中学者，以之喻比“永嘉九先生”，示尊崇表彰、激励后学之旨。

还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于两浙东路四明(明州、庆元府，治今浙江宁波)有九先生之祀；理宗宝祐时，四明人袁从为两浙西路常州无锡县令，也于县学设九先生祠。《宋元学案》的原著者黄宗羲是浙江绍兴府余姚人，补修者全祖望、王梓材、冯云濠均为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他们熟悉“九先生”之称及其内涵，因此与之类比，把这个对理学名儒的誉称，给了南宋时在成都研习和传播南轩之学、为洛学开道使蜀学大盛的著名学者，称为“二江九先生”。也许还有另一种可能，或者南宋时在成都早已有“九先生”之称。

(三)㬊渊的学术活动

在三大节点中，㬊渊、阳枋是很重要的学者，目前的研究尚属起步，还要大力发掘资料，加以探讨考订。比如：

1.㬊渊(？—约1229)的生平事迹，还需细考。㬊渊字亚夫，号莲荡，涪州乐温县(今重庆长寿)人。已见论著对其卒年，一说绍定二年(1229)，一说淳祐十年(1250)。

《阳枋行状》写道：“后公殁，性善(度正)入侍经帷，祈归弗获。”度正入朝为官是在宝庆二年(1226)，自知重庆府兼夔州路提点刑狱应召入朝，拜国子监丞。此后一直在京任职，直到端平二年(1235)逝世。既云“公殁”时度正在京为官“祈归弗获”，则㬊渊逝世后度正仍健在。又《(阳枋)纪年录》明载，“端平二年……性善公卒，公(阳枋)与弟、姪为之含敛心丧三年”。可见㬊渊的逝世不在端平二年度正逝世后，更不可能在度正逝世15年后的淳祐十年(1250)。据现有资料，㬊渊逝世是在端平二年(1235)以前，有可能是在绍定二年(1229)。

在探究㬊渊卒年时，粟品孝教授亦与笔者持相同看法，并承书面相告。为提供参考，兹摘引于下：

据《(阳枋)纪年录》，绍定元年(1228年)，阳枋偕季弟全父、族侄存子“造公于涪之莲荡”。绍定二年(1229年)，“公既有得于师传，乃退居家山辟室静观，以求所至”。这一年阳枋离开㬊渊，回到家乡。结合该录端平三年(1236年)“弟全父从性善于京师者七年”的纪事，自端平三年逆推七年，阳枋弟弟全父离开㬊渊到京师从学于度正，当是在1229年到1230年间。他们二人大约在1229年离开㬊渊，其原因何在？目前未查见阳家出什么大事，有可能是㬊渊突然去世，阳氏兄弟无法继续从学，因而阳枋“退居家山”，阳全父则赴京师“从性善”。端平二年(1235年)阳枋到京师求学度正，是年，度正逝世，阳氏兄弟一同回归家乡。又据《阳枋行状》：“会性善以君命召”，此后在1229-1235年间，度正先后任军器少监、太常少卿、礼部侍郎。“后公殁，性善入侍经帷，祈归弗获。公乃万里往卒业。”说明㬊渊是在性善入侍经帷时、阳枋赴京从学度正(1235年)前去世的。

2.㬊渊是否在北岩书院任教乃至担任堂长。有文章说，“绍定元年(1228)，㬊渊受邀担任北岩书院堂长……㬊渊在北岩书院传道授业二十余年，直至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去世”，“㬊渊是北岩书院第一任堂长”，不清楚其根据如何？还值得注意的是，阳枋接受北岩书院堂长之邀时认为，“北岩乃程夫子传《易》之地，而涪实吾师公昔日传道授业之邦”，遂为之留，未明确提到㬊渊任北岩书院堂长或阳枋在北岩书院从㬊渊学业之故实。

他如㬊渊的学术研究和授徒情况、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在涪陵学派中的地位以及对蜀学转型的影响等，都有待深入发掘资料，加以论述。

(四)阳枋的学术活动

在第三大节点的学者中，阳枋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所见阳枋的资料较多，有的研究文章在一些问题上也相当深入，但也是方兴未艾。不少方面还需探究，比如：

1.阳枋与北岩书院。阳枋(1187-1267)既是著名理学家，又是教育家，60岁以后曾被邀主教白鹿书院、任竹林书院山长，皆被“固辞”，担任过忠、万、梁、达州考试官。任北岩书院堂长后，“堂规一仍白鹿(白鹿洞书院)，士之信从者众”。有文章说，“北岩书院繁盛一时，与东湖、濂溪、象山等书院齐名”。阳枋对北岩书院的教学和理学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实为涪陵学派之代表人物。阳枋这位合州巴川(治今重庆铜梁)人，为何成为涪陵学派的主要学者之一？可能有如下因素：他在34岁时登谯定传人度正之门叩问理学，42岁时到涪州造谒曩㬊渊问学求益，65岁(一作64岁)时任涪州北岩书院堂长，以后许多学术活动都在涪州和峡州、夔州一带。阳枋任北岩书院堂长有多久？一说“以古稀高龄主讲北岩书院五年”，一说“讲学于北岩书院，传道授业二十余年”，尚需确切考订。

2.阳枋师从㬊渊是在什么地方？有文章说“阳枋早年师从朱熹门人度正，后由度正引荐，赴涪陵北岩书院从㬊渊学《易》，收获良多。”另一说则未明言其从学之处。经查，阳枋的子侄写道，当度正谓门弟子可往涪州师事㬊渊后，阳枋乃偕季弟全父、族侄存子“造于涪之莲荡”；或记为“遂与弟全菴、侄存菴束书造之。门庭甚峻，惟难疑‘四书’，至问《易》则正色斥绝。”阳枋在《莲荡祝文》中写道：“(先生)万里寻师，阅三年而后闻《易》于考亭以归。十有余年，至于戊子(1228，按即阳枋赴涪谒㬊渊求教之年)，而先生之学始传。又二十有余年至淳祐庚戌(十年、1250，按即阳枋任北岩书院堂长并由祠祀四贤增为五贤之年)，从祀于北岩，而先生之学始显。”既云戊子(1228)“先生之学始传”，则需查考此前㬊渊教学授徒、特别是是否曾在北岩书院任教和阳枋于此受业的情况。

3.全面探究阳枋学术。阳枋从度正、㬊渊学，“笃志‘四书’以为纲领”，“专意理学”，将程朱理学与巴蜀学术相结合，除易学甚著而外，其学术成就的全面情况如何也需深入探究。

4.关于阳枋家族的学术活动。宋代蜀学有一大特点，即学术家族是一支重要力量，阳枋家族的学术活动很值得研究。阳枋求教度正和求教㬊渊，都与其弟全菴(即阳房(全父))、族侄存菴(即阳岊)同往，端平二年还准备同阳岊往问于魏了翁(因魏被召入朝，未果)，可见阳全父、阳岊都是度正、㬊渊门人和涪陵学派成员。有文章列出了阳氏家族的学术状况，写道，“阳氏家族以诗书传家，其中进士有阳枋(按中进士为1241年)、阳少箕(1262)、阳炎卯(1247)、阳昂(1262)、阳恪(1262)、阳醴(1262)、阳义方(1262)等，以习《易》为著者则有阳元泽、阳枋、阳房、阳昂、阳岊、阳恪等”。三四十年间，阳氏即有7人中进士、6人成为易学著名学者。

(五)巴蜀学者之间传承、交流与合作

宋代蜀学的发展，是全国尤其是巴蜀学术发展的结果。在宋代蜀学研究中，不仅要注意到川西、川南地区，更要注意到川东、川北地区(含今重庆市)。蜀学的转型，经历了大约一百多年时间，其间巴蜀学者之间的传承、交流与合作，是重要的组成和强大的推动力。举数例于下。

“魏国张公(张浚，1097-1164，绵竹人，张栻父)尝从谯天授(即谯定)游”。“冯时行(？-1163，巴县人)、张行成(临邛，今四川卭崃人)则得先生(谯定)之余意”。“其(谯定)学传于李舜臣(隆州井研，今四川井研人)”，李舜臣“子心传、道传、性传”，心传、道传“兄弟固二江诸子学侣”。

被称为朱熹“同调”的刘光祖(号后溪，1142-1222，简州，今四川简阳人)，其门人中就有度正。

“往返万里”问道于朱熹的合州巴川人度正，著有《性善堂稿》、《周子年谱》，曾长期在四川传播理学。知华阳县时，在文翁石室西面建“三先生祠堂”，祠周敦颐、程颢、程颐，以朱熹、张栻配享。又请魏了翁作《成都府学三先生祠堂记》。还刊刻魏了翁带回的朱熹语录。

㬊渊“少从礼部尚书李焘(1115-1184)，眉州丹稜，今四川丹棱人)游”，《宋元学案》载，李焘有“门人阳枋、阳岊”。

阳枋，16岁，奉父命“执经”于度正。24岁，“度公以华阳宰兼蜀学训导，公(阳枋，下同)于是留石室，因请业焉”。34岁，“引季弟全父、族侄登性善之门，共叩理学”。46岁，“携二子游遂宁，教官黄循斋请公长明善堂，魏鹤山高弟、前进士严君师夔敬公之学，相与为友，讲论《中庸》、《大学》、《易图》、《象数》。”47岁，“在武信(即遂宁，唐时于此设武信军)，四方之士闻公学，从游弥众。夏六月，遂与心友罗东父、宋寿卿偕门人讲学于巴岳精舍。”49岁，度正写信以便阳枋“往问于鹤山魏公，会魏公以命召，不果遂。……是岁上魏鹤山书”。67岁，“与税巽父论《启蒙》小传”。据载，吴泳(潼川，今四川三台人)、洪咨夔(於潛，今属浙江杭州人)、李性传、魏了翁(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都“敬公(阳枋)为学，咸器重焉”。

宋代蜀学转型的基本完成，大致在魏了翁时期。魏了翁生于孝宗淳熙五年(1178)，逝于理宗嘉熙元年(1237)，其在世时间大约与度正(逝于1235年)、㬊渊(逝于约1229年)，阳枋则稍晚些(逝于1267年)，他们之间皆有学术联系。魏了翁既有传统蜀学之继，又有程朱理学之承，私淑朱熹、张栻，近接周、程，远溯孔、孟，是宋代继朱熹、张栻之后最卓越的理学家之一。他广交学者、联系蜀士、举办书院、撰写著作、刊布朱著、讲传理学、请谥先儒，实现了“洛蜀会同”，成为传统蜀学和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

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队大规模进攻四川地区，在巴蜀肇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战争。从端平二年到淳祐二年(1242)的七年间，宋、蒙在四川反复拉锯相斗，川西战乱频繁，成都被毁，经济残破，人口锐减，学者流徙，而川东地区一度战乱较少，特别是淳祐三年至宝祐元年(1243-1253)余玠主政四川并将制置司自成都迁到重庆，采取山城防御等措施，政局相对稳定。随着四川政治中心的迁移，川东地区就成为了四川的学术中心(约有二三十年)，以阳枋为代表的“涪陵学派”和其他学者即其中的主要力量，于此可见蜀学转型第三大节点之重要地位和又一贡献。

《宋史》评价说，魏了翁举办书院，传播理学，“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作为理学名家和宋代蜀学的集大成者，魏了翁确实有此作用和地位。但同时也要看到当时的学术背景和前人的学术传承、魏了翁的学术基础及其源流以及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诚如赵汸所云，范仲黼、虞刚简等“讲学蜀东门外……由是蜀士尽知周、程、朱、张传授之旨”。虞集所说“吾蜀之士尽知伊洛之㬊渊源，则我曾大父(虞刚简)与文靖公(魏了翁)实发挥之也”。两宋之际、南宋晚期涪州、重庆府及夔州路学者们促成“洛蜀会同”、传播程朱理学之绩不可忽视，应当加强研究，方可全面了解宋代之蜀学。

从本文所述宋代蜀学转型之三大节点中，可见第一、第三大节点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史实，可以概观宋代蜀学发展之时空演化和重点环节，亦可概见川峡四路学者促成“洛蜀会同”的一些状况。然所述甚乏完善或有谬误，有待达识方家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