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熊、马三先生之间有密切交往，他们的弟子间也有密切交往，成为一个学术群落。他们三人的为人风格不同。马先生圆融，极有修养。熊先生孤傲，脾气急躁。梁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熊先生求真，忌俗，一生鞭笞奴隶性格，主张不集一途，不尚众宠，空诸依傍，独立不苟。他尝说：

    清季迄今，学人尽弃固有宝藏，不屑探究，而于西学亦不穷其根柢，徒以涉猎所得若干肤泛知解，妄自矜炫，凭其浅衷而逞臆想，何关理道；集其浮词而名著作，有甚意义？以此率天下而同为无本之学，思想失自主，精神失独立，生心害政，而欲国之不依于人，种之不奴于人，奚可得哉？天积众刚以自强，世界积无量强有力分子以成至治。有依人者，始有宰制此依者，有奴于人者，始有鞭笞此奴者，至治恶可得乎？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熊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再向毛泽东、董必武、徐特立等中共高层上书，对当时的文教方针提出意见与建议，希望恢复民间自由讲学的书院，至少应恢复梁先生的勉仁书院、马先生的复性书院，请吕澂先生恢复支那内学院，他自己想办中国哲学研究所。同时，熊先生希望当局尊重中国文化，至少不要鼓励批判中国文化，提出“马列主义宜中国化”。他又著《与友人论张江陵》，批判明代张居政当宰相时禁讲学、毁书院的错误做法。这显然是在借古讽今。

    熊先生晚年很寂寞。在1958年出版的《体用论》中，熊先生有诗云：

    万物皆舍故，吾生何久住。志业半不就，天地留亏虚。亏虚复何为，岂不待后人？后顾亦茫茫，嗟尔独自伤。待之以无待，悠悠任天常。噫予犹御风，伊芒我亦芒。

    这里借用《庄子》表达了一种无奈的感喟，表达了道废学绝的悲情和对精神自由的向往。熊十力在1963年写作的《存斋随笔》中慨叹：

    余年七十，始来海上，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逾十祀，绝无问字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前，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趣悉尽矣。

    他们都没有逃过“文化大革命”劫难，都被红卫兵抄家、羞辱。熊、马二先生均死于“文化大革命”。

    熊先生辞世的头一年，1967年6月2日，马一浮先生在杭州病逝，终年八十五岁。马先生与熊先生、梁先生一样，未能逃过“文化大革命”劫难。1966年，马先生的家被抄。抄家的头一天，一园林工人获悉红卫兵将去蒋庄“扫四旧”，即连夜报信，马先生内侄女汤淑方小姐与省委统战部联络，次晨将马先生转移他处。红卫兵拟焚烧马家古书字画，幸浙江省立图书馆来人抢救文物。马先生从此未回蒋庄。梁先生在北京亦遭红卫兵抄家、焚烧书画、扫地出门之灾。北京一二三中学的红卫兵还勒令梁老夫人跪在地上吃生丝瓜。梁先生为夫人说话，红卫兵喝令梁也跪下。马先生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时，尚在关心友生，当听说李叔同弟子潘天寿教授在美术学院遭非人待遇时，马先生连声叹道：“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不再开口，一病不起。马先生自知不能再起，写下了绝笔诗《拟告别亲友》。这首绝笔诗，是亲友在安吉路陋室整理遗物时在书桌上发现的。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前四句是道家思想，庄子的超脱。第五句用了佛教的沤海之喻，意蕴颇深。“沤”就是一个小水泡。其实一人一物，不过只是小小的浮沤水泡，但也是整个大海的显现。沤生沤灭，生死变幻，最终要归于宇宙无尽的大海之中。庄子讲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生死也如昼夜的变化，我们不必悦生恶死，就像不必喜欢白天，厌恶夜晚一样。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宇宙不就是沤与海的关系吗？生与死，不过是平常事而已。

    按庄子的说法，真人能破死生之惑，不执著生，不厌恶死，一切听其自然，视生与死为一来一往，来时不欣喜，去时不抗拒。马先生以楚辞形式所写的《自题碑文》更表现了他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心境：

    孰宴息兮此山陬，

    古之逸民兮今莫与俦。

    驱日月兮行九幽，

    安茕独兮背人流；

    枯槁不舍兮阨穷不忧，

    虽日寡闻兮庶殁齿而无怨尤；

    道不可为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

    世各从其所好兮吾独违乎迷之邮；

    志不可得终遂兮自今其归休。

    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

    蝉蜕于兹壤兮依先人之故丘，

    莫余知其何憾兮任千载之悠悠！

    熊、马、梁诸先生的确是独行孤往、敢背人流的文化巨人，虽穷阨一生，但从不苟且。尽管复兴国学的志向因时势所限不可终遂，但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也就可以乘化而去，回归自然，而没有什么遗憾了！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梁先生仍能静下心来写《儒佛异同论》。在批林批孔的淫威下，梁先生竟然写《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并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辩论，声明：“你们可以批林，但不能批孔，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家围攻他，他掷地有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这是何等的气节操守！

    梁漱溟先生1988年6月仙逝之后，华人知识界颇有一些震荡和回应，从哀悼梁先生的若干幅挽联中可以略见一斑：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冯友兰敬挽

    熊、马、梁三先生被弟子们称为“三圣”。弟子们自称“圣人之徒”。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熊先生在北方，或住梁宅——北平缨子胡同十六号，或在万寿山大有庄、山东邹平等地与梁先生师弟合住，共同修养心性，砥砺品行，相互批评帮助，把学问与修养结合起来。1930年，熊先生始与马先生交游，而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抗战时期，熊先后到马、梁所办书院讲学。1949年以后，三先生相互关心，密切联络，心心相印，息息相关。他们的朋友、学生，往往是共同的，相互流动的。如伍庸伯、张俶知等，原是梁先生朋友，贺昌群、钟泰（号钟山）等原是马先生朋友，后来都成了熊先生朋友。张立民（家鼎）原是熊先生弟子，在危难时受到熊先生保护，曾随侍熊先生，帮助整理文稿，但后来成为马一浮先生的得力助手，随侍马先生数十年。黄良庸、王平叔、陈亚三、李渊庭等原是梁先生弟子，后也成了熊先生弟子。云颂天、刘锡嘏（公纯）、李笑春等原是熊先生弟子，后也成了梁、马的弟子。王培德（星贤）、袁心粲、王伯尹、张德钧等，大约是先从马先生，后又与熊先生友善，以师事之。此外，高赞非、谢石麟、周通旦等，无不并尊三先生为师。

    以后，熊、马、梁身边的弟子们，相互流动，或以他们办的民间书院（如后来梁先生的勉仁书院、马先生的复性书院）为依托，或谨以信义相维系。三圣及其弟子，构成了某种“文化共同体”，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以弘扬中国文化为职志。这确实很有一点儿宋明儒的味道了。道义在师生的激励、践履中，在艰危境地的相互扶掖中，深深扎下根来。在这种团体（哪怕是松散的）中，在师友关系中，人们所获得的，不仅是知识、学问，更多的是智慧、德行、友情。他们是保留我国传统人文教育特征的文化殿军。此后，在洋化的现代教育中，很少能找到这种师生关系了，很少有把学问与德行，做人与为文密切联系起来的文化共同体了！

    ……

    三圣中只有梁先生熬过了“文化大革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到北京参加第一届中国文化讲习班，聆听了梁先生的第一讲。他一上来就说，“我六十年前说过，未来的世界还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天下，我今天仍然坚持这一看法”。当时我们听了，都感到震撼。

    （本文摘自《儒者的智慧》，郭齐勇著，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9年3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