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书记录和考古发现，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用麻质植物纤维造的麻纸，最著名的就是“灞桥纸”。到了东汉汉和帝时期，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制造出了“蔡侯纸”并将造纸流程和方法上奏皇帝。

公元105年，汉和帝下令推广蔡伦的“蔡侯纸”造纸法。

到《风起陇西》故事发生的228年，“蔡侯纸”造纸法已经推广了一百多年，从蜀汉曹魏的高层到中层，为什么还都大量采用竹简和木牍？

这是不是《风起陇西》剧组的制作不严谨，道具穿帮？

还真不是，这不仅不是穿帮，反而反映了《风起陇西》剧组在道具上的严谨。

蔡伦改进造纸术后，“蔡侯纸”造纸术虽然得到了推广，但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规模。

到了汉灵帝和汉献帝时期，著名书法家和造纸家左伯在“蔡侯纸”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改良，制造出了当时最好的“左伯纸”。

虽然在现代的历史书中，左伯的名气和蔡伦无法相提并论，但在古代两人几乎是齐名的，唐代诗人李峤有首诗《纸》里是这样写的：妙迹蔡侯施，芳名左伯驰。清朝乾隆皇帝也写过诗《纸》：不知有汉蔡伦合，漫数唯莱左伯嘉。

虽然左伯纸在东汉末年很受欢迎，但却生不逢时赶上了黄巾大起义和之后的群雄混战，纸张的使用不仅没能进一步推广起来，反而倒退回去了。

在三国时期，不论是蔡侯纸还是左伯纸都没有解决几个现实问题，一是防蛀防虫防潮，二是便于保存，三是大规模制造，容易获得，四是价格低廉。

此外，三国时期的人还没有形成用纸的习惯，《三国志·魏·陈思王植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功铭著于鼎钟，名称垂于竹帛”，三国时期的人更愿意把大事和极其重要的话刻在钟鼎上，把其次重要的书信、诏令和档案书写在竹简和帛书上。

新鲜事物的推广和普及是需要时间的，我们不妨举个例子，第一辆现代汽车诞生于1886年，可以大规模生产且廉价的福特T型车诞生于1908年，而直到二十一世纪，汽车才真正走入我国大部分家庭成为大众消费品，可见，汽车从诞生到我国普及用了上百年时间。

东汉开始推广“蔡侯纸”造纸术是在105年，到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228年也不过只有一百多年，而且竹简木牍最早起源于商代，千年应用的巨大惯性还不能让纸张很快取代竹简木牍。

因此，三国时期并不是没有纸，而是用纸的地方很少，大部分人使用的还是竹简和木牍。

在《风起陇西》里，我们看到司闻曹的公文、档案、命令以及各个官员的“名刺”依然采用竹简木牍，这是非常符合历史原貌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冯膺发送情报的木牍，一看那个形状就知道，那应该是剧组从博物馆里得到的思路，汉代确实有那种形状的木牍和包装方式。

此外，蜀后主刘禅给李严的密旨“衣带诏”（应该是虚构的），李严写给柳莹的情诗都是用的纸张，这也符合当时纸张用量小且用途特殊的习惯。

要知道，当时的纸张比起竹简木牍来并不容易保存反而很容易毁掉，因此密诏、情诗这种多少有些见不得光的东西用纸张来写也就可以理解了。

那么，纸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国普及和流行的呢？

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有一部名作《三都赋》，写作完成后在当时引起轰动，于是出现了一个成语“洛阳纸贵”。

《三都赋》大致于公元280年写成，说明在西晋时上流社会已经开始普及和运用纸张。

东晋时期，医药学家葛洪在炼丹时发明了黄麻纸，也就是用黄蘖汁浸染纸张，从而得到了可以防虫防蛀的黄麻纸，大大提高了纸张的使用寿命。

公元403年，东晋权臣桓玄篡位后下令朝廷诏书、档案等文件全都采用黄麻纸，从官方角度确立了纸张的推广和普及。此时距离蔡侯纸开始推广已经过去三百来年，距离《风起陇西》所处的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也过去了近二百年。

从考古学角度讲，也就是从两晋南北朝开始，竹简木牍的出土数量出现了断崖式下滑，证明纸张在当时已经得到了非常大的普及。

三国时期正好处在竹简木牍使用的末期同时也是高峰期，《风起陇西》里出现大量竹简木牍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综上，《风起陇西》虽然在台词上有很多现代化的内容，但该剧不论是在摄像、服装、道具还是化妆上都非常注重细节，从而拍出了一部非常有历史厚重感的古装谍战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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