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格非的小说也不乏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注，这也是伴随着作家创作理念的转变而出现的风格的转变。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是其艺术追求发生转变的标志性作品,它们“清晰的时空结构和透明的情节线索消解了以往神秘晦涩的艺术倾向,而且还在对文本游戏色彩的抛弃过程中实现了风格由混沌向澄明的升华”。不仅如此,格非还开始把目光由对文本自身的单纯关注更多地投向了现实社会人生,创作出了一批对现实社会人生饱含着人文理想关怀的作品。如《戒指花》讲述的是记者丁小曼在报道调查一则老人奸杀少女的新闻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可怜的小男孩，动情于小男孩不幸的身世和命运。如果说他的《欲望的旗帜》所表现的是大学校园中的知识分子的困境,那么他的《戒指花》则走出了校园,直视当今中国的广阔社会现实。在小说里，对当下的刻画，格非使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用手中的笔直指媒体行业的虚假报道、网民的恶俗、行业潜规则、群众间的冷漠等现象。《戒指花》里仍能看到格非作品里精致含蓄的风格特点，同时由于对底层人物、弱势群体的描写的视角转换，作品中又展现了作家心底的温情。格非的小说既保留了“记忆”中“此刻”与“过去”的时空感，又不断深入社会现实和当下生活，宛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对文学、社会、历史等问题做出深入的省思。小说集中的《相遇》，被誉为格非“最好的短篇”；《时间的炼金术》则被称为格非写作主题与艺术成就的总结之作；而被称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小说《褐色鸟群》，则既是格非本人的代表作，也是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迷舟》则是格非的成名之作，由此篇开始，格非以“叙述空缺”而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格非的这些小说曾深度参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革命，既有现代叙事艺术的繁复、精致，又承继了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灿烂和斑斓，他作品中那些人性的迷思与暗语，已成当代文学重要的语言奇观。正如毛尖所言：“格非是一个霍桑式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在本质上是悲观的，所以他才会写那么多看上去阴郁的东西。但是在那些悲伤的时刻，他总有一个抒情的东西出来……在那里固执地给出一些慰藉。”在格非的笔下，真相和历史都是不确定的，一连串的事实构建出一个让读者无法走出的迷宫。

（刊于2021年 1月16日解放日报读书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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