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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素材 人物专题之王安石【人物简介】王安石（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汉族。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诗作《元日》、《梅花》等最为著名。【思维导图速记】【人物事略】不作流俗之见北宋史学家刘攽去拜访王安石，在书房等待时看到他的文章草稿，遂起了戏弄之心。二人谈话时，王安石问刘攽：“最近写了文章吗？”刘攽说：“最近写了一篇《兵论》。”王安石便问大致是怎么写的。刘攽把见到的王安石的草稿陈述了一遍。王安石不知道刘攽曾经偷窥过自己的文稿，沉默了很久，之后把自己的草稿撕了。王安石写文章希望出人意表，有独立见解，一旦认为自己的见解与别人相同，则认为是流俗之见，不再阐发。务实王安石自幼聪颖，喜爱读书，能做到过目不忘。少年时代的他曾跟随父亲到处宦游，见识了民间疾苦，立志将来要做一名为民谋福祉的好官。考中进士之后，他放弃做京官的机会，要求到地方去任职。在任期间，他勤政爱民，大力支持教育、兴修水利，不但政绩斐然，还赢得了良好的名声。王安石为人低调，生活简朴，平日里忙于读书和政务，无暇修饰仪容，经常以邋遢的面目示人。苏洵曾讥讽他“囚首丧面”，他却不以为意，从未将外在的形象放在心上。革新仁宗在位时，王安石就上书直言国家积弊已久、亟待改革，但那时他的主张并未被采纳。等到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得到了重用，在天子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变法。他想要通过推行新法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变法触及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新旧两党因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争斗。列宁曾将王安石称为“伟大的改革家”，肯定了熙宁新政的积极作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正是秉承了这样的精神，王安石才得以力排众议、革故鼎新。坚定在他刚入仕的时候，朝中老臣做事保守、不图革新，这对胸怀大志、意气风发的王安石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哀。于是他自请外放，深入市井，去了解国政民情。为官多年，王安石从不贪酒色财利，不顾自身荣辱，事事以国为先。新法从推行之初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司马光曾三次写信给他，直言新法的弊端，而王安石则逐一反驳，批评保守派因循守旧，表明自己的决心。对于王安石和他的新法，历史上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但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文章能明理载道，德行能光耀四方，其心志之坚定尤为可贵。王安石与苏轼的相爱相杀宋神宗元丰七年七月，公元1084年，有一种史料记载是七月七日，骄阳似火，四野蒸腾，长江从天际流至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苏东坡的官船终于顺江而来，靠近江宁码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湖北黄州“安置”四年，然后“蒙恩量移”河南汝州，在与其弟苏辙同游了一趟庐山之后，他特地绕道江宁，前来拜访已于八年前隐居钟山的退休宰相王安石。严格地说，中国历史上粉丝最多的文人苏东坡，是经过“黄州四年”冶炼之后诞生的：之前他叫苏轼，字子瞻，他在黄州府衙的东方坡地开荒耕种，从而自号“东坡居士”；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在黄州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等代表作，从而奠定了自己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迫于朝廷政治压力把苏轼贬到黄州的宋神宗，也曾废寝忘食阅读苏东坡的“黄州诗文”，身边人把苏东坡比成李白，作为苏东坡超级文学粉丝的宋神宗却说：李白有东坡之“才”，却无东坡之“识”。此时的江宁知府王胜之，也是苏东坡忠实的文学粉丝。贬谪黄州之前几年，苏轼在杭州当副市长，写有名诗《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诗当然非常漂亮，据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考证，苏轼也颇为自负；然而，你不觉得此诗有些过于浓丽，甚至还有那么一缕文人的轻佻？等到“黄州四年”苏轼成为苏东坡后，与其弟游览庐山，同样是写风景，《题西林壁》的风概却大不相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王安石三十岁的时候，在《登飞来峰》中也写过与《题西林壁》异曲同工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来江宁这年，王安石六十四岁，还有两年就去世了，也已经建立起自己作为历史伟人的功业。“王安石变法”震古铄今。在完成“天下己任”之后，王安石毅然“裸退”隐居钟山，以一生清白向历史证明了一位政治领袖的完美品格。王安石的“终身政敌”司马光也承认其“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南宋大儒陆九渊曾经赞叹王安石“洁白之操、寒如冰霜”；近代政论大师梁启超，更是在其《王安石传》中，把王安石推崇为我国“三代之下”唯一完人。我们民族的两位巅峰伟人，终于在江宁相会了。王安石穿一身与钟山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长揖而礼：“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则拱手而笑：“礼岂是为我辈设？！”这一对原来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还原成潇洒飘逸、风流千古的“唐宋八大家”——我们民族的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就这样体现在两位优秀儿子身上。四十二年前，二十二岁的王安石从江宁出发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自此走上从政道路。王安石十六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得到欧阳修的高度评价：“翰林岁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然而，王安石十八岁时其父突然病逝于江宁通判任上，王安石在为父守孝期间，决定放弃恃才傲物的文人生活，据其《忆昨诗》记载，他决心以两位古代圣贤“契”和“稷”为榜样，承担自己的“天下己任”。王安石以全国第四名的成绩高中进士，其实应该是状元。据邓广铭先生引用过的史料王銍《默记》记载：当主考官把前十名的考卷呈送皇上批阅时，是已经排好名次的——王安石第一、王珪第二、韩绛第三、杨寘第四，只是王安石的赋中有“孺子其朋”四字，也许触碰到了宋仁宗忌讳“朋党”的神经，宋仁宗很不高兴，采用汉武帝“后来居上”的政治手法，把王安石与杨寘互换，于是杨寘成了那一届的状元，王安石只得屈居第四名。王安石的第一个公务员职务是“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公事”。王安石一头扎进帝国的基层政权部门，一边积累基层政治经验，一边撰写《淮南杂记》，奠定自己日后改革的思想基础。第二年，范仲淹和韩琦、富弼等人领导推行“庆历新政”，然而，仅仅一年多便宣告流产失败，韩琦也被贬到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王安石仍然“每读书达旦”，常常坐着打个盹就上班去了，有时连脸都不洗，加之不爱修边幅，其形象可想而知。韩琦以为王安石沉迷歌楼酒肆夜生活，便提醒他得努力读书，正值青春年少不能自暴自弃。面对上司的误解，王安石居然能不置一辩，依然潜心撰写自己的《淮南杂记》。按照北宋不成文的规定，只要进士及第，排名又靠前，在地方干满一任之后，便可以申请回朝廷担任馆阁之职，经常在皇帝身边出头露脸，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但是，王安石对自己的从政道路有着明确的自我设计：先当几任地方官，“以少施其所学”；所以，扬州三年任满之后，他选择知鄞县，当一个亲民的县委书记。王安石在鄞县的政绩《宋史》有明文记载：“起坡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其中“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便是后来“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相当于官办“小额贷款银行”，在农民青黄不接之际，以农民田里的青苗作抵押“贷谷与民”，待丰收之后再还本付息；当时民间的高利贷利息是100%至300%，而王安石只收20%至30%，仅用于借贷工作的损耗与运转——二十世纪孟加拉人尤努斯办了一个类似的“穷人银行”，为此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十六年的地方官经历中，王安石积累起极大的官声人望。他不仅深受老百姓爱戴，在士大夫中也被视为奇才，用司马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和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的年龄一样，只不过晚了十六年，苏轼从四川眉山来到汴京，以全国第二名高中进士，风头比王安石更劲。苏轼本来也应该是状元。苏轼的“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在汴京一鸣惊人，由于主考官欧阳修怕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便把它压为第二名。这篇文章中的典故“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饱学如欧阳修也不知道出处，事后才从作者口中知道是杜撰的。这篇“高考作文”至今仍雄居于《古文观止》。苏轼的第一个国家公务员职位是陕西凤翔签判。由《宋史·苏轼传》可知，苏轼童年曾与其母有一段关于东汉政治英雄范滂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到，苏轼从小就有一种基于正义的政治激情，从他在凤翔所作《喜雨亭记》来看，也有一种心系百姓的民间精神。但是，如果说王安石是一位大政治家的话，苏轼终其一生最多也就是一位政治爱好者。据史料记载，深知其夫的妻子王弗，就是《江城子》中那个“小轩窗、正梳妆”的王弗，对初到陕西为官的苏轼颇不放心，一直跟着来到凤翔。夫妻二人达成协议：凡是苏轼结交的朋友，都需要经过其妻验证通过。为了给足丈夫面子，每有新朋友来家，王弗都只是躲在内室中观察，待朋友走后，王弗才告诉丈夫，谁可以深交，谁应当保持距离、适可而止。就这样，苏轼仍然与凤翔一把手陈希亮搞得别扭丛生。陈太守是军人出身，他当年在长沙为官的时候，也曾经一口气搜捕过七十多名欺压百姓的地痞流氓。此时陈太守年事已高，与苏轼这样的风流才子相处，计较的就是一分尊重；然而，风流才子容易摆谱，这就造成了两人之间的一系列戏剧性矛盾。闹得最厉害的时候，甚至连皇帝都惊动了——多年之后，苏东坡为陈太守作传，曾表达过惭愧：“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色，已而悔之。”与王安石不同，苏轼在凤翔任满之后，按北宋不成文规定回到了朝廷。此时王安石在扬州的顶头上司韩琦已是当朝宰相，宋英宗知道苏轼文笔漂亮，想破格提拔他为翰林学士撰写皇帝诏书，韩琦认为人才应该一步一步历练，官场应该讲究秩序和规矩，最后苏轼只判登闻鼓院，但苏轼认为韩琦是“爱人以德”。通过在基层充分历练和积累后，王安石三十六岁从地方回到朝廷，担任掌管全国财政和漕运的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纲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称“万言书”。王安石吸取范仲淹以“吏治改革”为切入口的教训，换成以“经济改革”为切入口。此时北宋立国已近百年，国势陷入“积贫积弱”困局。以其中著名的“冗兵”和“冗官”问题为例：宋太祖开宝年间的军队总人数是37万，由于宋太祖立下“募兵制”政策，到宋太宗至道年间，军队总人数已达66万，宋仁宗庆历年间是125万，宋神宗登基前是140万，是宋太祖时期的3.78倍——随着军队与官员人数的成倍膨胀，北宋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被“吃”光，甚至出现“赤字”。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到宋英宗治平二年，也就是宋神宗上台前两年，国家财政亏空已达1570万缗。宋仁宗在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就已看到改革的迫切性。然而，等到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纲领时，与“庆历新政”失败已经相去十七年，宋仁宗已是老迈年高，心灰意冷，当年追随范仲淹的韩琦和富弼，此时虽然都是宰相，但也早已失去了改革的锐气：他们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对王安石的政治改革纲领采取了“留中不发”的冷处理。王安石只有等待机会。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继位。英宗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够健康。此时正值王安石母亲仙逝，王安石也就辞官回到江宁，一边为母亲守孝，一边为那些从全国追随而来的政治粉丝讲学，为日后的改革事业培养人才。直到二十岁的宋神宗登基，四十八岁的王安石才等来机会。宋神宗还在颍邸的时候，就已经是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粉丝。当时颍王的秘书兼老师韩维，讲课每讲到颍王拍手称快处，都会坦率地指出：这不是我的观点，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终于，颍王被王安石的改革愿景震动了。宋神宗继位后马上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并以“越次入对”的殊礼，邀请王安石到汴京共商国是，最后以“师臣”礼遇入阁拜相，推出了震古铄今的“王安石变法”。苏轼从陕西凤翔回到朝廷那年，其妻王弗病逝，第二年，其父苏洵又去世；等他扶送父亲和妻子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并为其父守孝三年之后，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发展将提前进入快车道。史料记载王安石“目光如电”，他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经济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是意志坚定、毫不妥协的政治家，仅从中学课本上的《答司马谏议书》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安石与司马光是如何地针锋相对。反对派给王安石扣了三顶“政治帽子”：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在儒学传统中是非常大逆不道的；然而，王安石却针锋相对地认领了这三顶“政治帽子”，以坚如磐石的“三不足”精神推行对帝国的改革。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二月全面推行变法，苏轼于同年五月就作《议学校贡举状》进行反对；熙宁四年二月，又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的正面主张属于老生常谈，但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却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然而，此时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政治小动作”，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越过了政治争论，属于离间君臣的“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熙宁四年四月苏轼是开封府推官，被贬为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在行政上是平级的。此后，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熙宁七年苏轼还升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又迁徐州知州。从在密州所写《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来看，这个时期，苏轼仍然充满政治激情。到熙宁九年，王安石前后八年两度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惊涛骇浪的风口浪间，顽强推行自己富国强兵的宏伟改革，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才激流勇退，归隐钟山。钟山白塘已属江宁的荒郊野外，漫坡的乱石、野草和流水，只有几户星零的人家。王安石第二次出任宰相时就看中了这片土地，他托朋友代购以作退身之用。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手扶爱子的灵柩，与老妻吴氏一起退隐到钟山白塘。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中所写的愿望终于实现，他与明月一起回到了钟山。他像当年设计北宋帝国一样设计自己的园林：几间与山野农舍相似的房屋十分简陋，据《续建康志》记载，也就“仅蔽风雨”而已，而且开放得连一道围墙都没有，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劝他还是筑一道围墙，王安石没有采纳；王安石以“唐宋八大家”的书生情怀，把园林修建得充满“寻山问水”的文人之美——他担土为丘，凿地为池，还种植了三百多株能够迅速成林的楝树，中间杂以山桃溪杏……多年积水为患的卑下之地，王安石因势利导引水为渠，使之与江宁河相通，他每去江宁，便可雇乘民间小船泛水而至。从白塘到江宁东城，与从白塘到钟山距离相等，都是七里，所以王安石把自己的园林称为“半山园”。王安石辞相退隐时，宋神宗为了使他晚年能过一份富贵日子，让他以“使相”之名兼任江宁知府，然而，王安石在“半山园”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辞去了“使相”之名与江宁知府，完全“裸退”下来。辞别京城时，宋神宗曾经送给王安石一匹好马充当脚力，回江宁后，王安石又买了一头驴。王安石游山玩水总是或骑马或骑驴，从不坐轿；有人向他建议，年纪大了应该坐轿，骑马骑驴不安全，王安石却说坐轿子是拿人当牲口，不习惯。元丰初年，王安石的马不幸死了，他便专门骑驴，还雇了一位老兵给他牵驴。在钟山四野，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位长者，穿着普通的衣服，骑在一头黑驴上，旁边跟着一位迟钝的牵驴汉子。有一次，《清虚杂著》作者王定国恰巧碰见王安石骑驴而出，便上前问他准备去哪里，王安石回答：“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前，就随老兵牵到哪里算哪里，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后，那么就由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另外的情形是：王安石想走则走，想停则停，或者坐卧于松石之上，或者到山间农家访问，或者去南边的定林寺读书写作。王安石的口袋里经常带着书，他或者在驴背上背诵，或者在驴背下浏览。他口袋里还装着十多个烧饼，如果走饿了，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王安石吃烧饼，然后老兵吃烧饼，再然后是驴吃烧饼。有一年盛夏，王安石在钟山骑着黑驴漫游，提刑李茂直前往山中候见，正好与王安石在山野小路上相遇。王安石从驴背上下来，与李茂直在路边坐着聊了很久。李茂直命手下人张伞遮阳，夕阳西下时，见有阳光漏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又命手下人“移伞就相公”，王安石却笑着摆手：“不必移伞，他日我若转世做牛，还需一缕阳光伴我耕田呢。”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也就是元丰二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这位永远的政治反对派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政治一直不断评论。他在杭州当通判时，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这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两词是有明确政治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新进”。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进”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李定等“新进”还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苏轼于死地。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曾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被从湖州逮捕进京，在太湖上差点自杀；一次是在监狱中，与儿子苏迈约定送饭暗号，如果送鱼便是死刑信号，结果苏迈因银钱用完出京筹措，托朋友为苏轼送饭，不知暗号的朋友送了一盘熏鱼，害得苏轼给其弟留下两首诀别诗。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黄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江宁。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苏东坡相聚江宁时，他们的生命都已流过“政治三峡”，显示出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自由壮阔的气象与境界。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他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两位伟人在钟山相处的日子，应该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向往的那种“诗意的栖居”。苏东坡还在黄州时，王安石就通过江宁知府王胜之关注其诗文写作，每有佳作传来，王安石都欣喜不已；苏东坡游览钟山所写“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也受到王安石“和诗”称道。“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正如诗句透露，王安石在文学上也非常自信，文学史也证明了其文入“唐宋八大家”，诗开江西派先河，然而，他却能以祖国山河一样的胸襟赞美苏东坡的文学才华，称“更不知几百年方能出此一个”。王安石的“半山园”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土骨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一直被人称作“谢公墩”。王安石经常在土骨堆上流连忘返，摩挲生满苍苔和野草的“谢公墩”。当王安石带苏东坡游览“谢公墩”时，他们一定会想象着七百多年前谢安与王羲之在此登临远眺、极目长江的情景。——此时他们也可能想起《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句子：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东坡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东坡在黄州时就曾产生过归隐念头，在致王安石书信和致自己好友《滕达道书》中，苏东坡都谈起过曾想买田江宁，相伴荆公终老钟山之下；最后未能如愿，苏东坡又想过江在仪征置业，与荆公互相扁舟往来。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　　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苏东坡历经仕途坎坷之后对王安石所说的由衷之言。这次钟山相会，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所以，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在诗中真诚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应该正是钟山相会，苏东坡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从而成为王安石的精神知音。这次钟山相会之后不到两年，三十六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十岁太子继位，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元祐”，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然而，当废到“免役法”时，已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只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东坡回到家中直骂“司马牛、司马牛”。朝廷政局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政治生态全面恶化，“元祐党人”把朝廷上的“元丰党人”全面贬谪下去，而且包括重启远谪“瘴厉之地”岭南。然而，王安石去世后，苏东坡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词”，除去可以理解的原因回避具体政治评价外，按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说法，苏东坡这篇“制词”，至今仍是历史上最能理解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名家点评】苏轼在代表宋哲宗给王安石的制词（《王安石赠太傅》）中评价：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梁启超：①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②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佳句欣赏】1. 人生失意无南北。出自宋·王安石《明妃曲二首》。诗人感叹王昭君的可怜命运，感叹人生有太多的不如意之事，这些失意的事情，是不区分南北方向的，到处都会有。2. 人生乐在相知心出自宋·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人生最大的乐事，就是在于能有一个真心相知的朋友。3.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出自宋·王安石《梅花》。为：因为。暗香：幽细的香气。这两句诗的远远看去，知道那不是白雪压枝，而是梅花在凌寒盛开，因为有阵阵幽细的香味暗中飘来。“暗”字用得传神。后人常引用这两句诗来描写梅花的情态或品格。4. 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出自宋·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一个人能否成为人才，关键是要专注于某一方面，而不能杂取旁收，什么都会一点，而又什么都不精专，结果不堪大用。此言要想成才，就要专注于某一领域而作精益求精的努力。5. 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出自宋·王安石《上五事书》。得其人，指得到合适的人才。国家的政策措施，找到恰当有力的人才予以推行，那么对国家就有大利；任用的人才不恰当，政策执行不力或执行走样，那么对国家就有大害。此言执行国家政策措施要有恰当人才的重要性。6.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出自宋·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世上奇妙雄伟、瑰丽怪异的不同寻常的景观，常常是在危险、遥远、人们很少到达的地方。7. 国以用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出自宋·王安石《兴贤》。国家因使用贤能之士而兴盛，因不用贤能之士独断专行而衰亡。此言国家的兴亡与是否选任贤能之士有密切关系。8. 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出自宋·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教育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其中有一个环节的方法有错误，那么就足以毁掉天下的人才。此言对于人才的教育、培养、选择、任用等环节，统治者都要认真对待，不可犯错，否则治国安邦便会无才可用。最绝妙创意的诗：《泊船瓜洲》《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因为一个“绿”字，王安石流传千古。“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成为千古名句，南宋许顗《彦周诗话》：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王安石是一个讲究修辞炼字的人，据说写这首诗时，“又绿江南岸”的“绿”字，改了十几个字，从“到”、“过”、“入”、“满”等十几个字，最后才定为“绿”字。王安石的心血没有白费，方有了这首千古名作，“绿”字的使用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讲究修辞炼字的范例。最喜悦欢乐的诗：《元日》《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1069年，王安石被拜参知政事，宋神宗让他主持变法。踌躇满志的王安石在新年到来时，更感喜悦，于是写作此诗。新年来了，千家万户都摘下旧的桃符，换上新的桃符，像极了王安石心中对变法的期待。他期待新法走进千家万户，替代旧法，人人眉开眼笑。全诗喜悦而欢乐，充满了王安石对新法实施的美好希望。最深致悠远的诗：《梅花》《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在文学史上，梅花早已成为傲然不屈、品行高洁的代表。熙宁九年，王安石被罢相，心灰意冷地他，退居钟山。当他看到梅花傲雪而开时，像极了孤独自持的自己。那墙角的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独自盛开。为什么远望就知道洁白的梅花不是雪呢？因为梅花隐隐传来阵阵的香气。王安石用梅花吐露心声，即使自己陷入艰难苦痛之中，依然不改心中志向，一如梅花，凌寒独自开，坚持着自我。梅花的清幽独香，就是王安石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最雄浑苍凉的怀古词：《桂枝香·金陵怀古》《桂枝香·金陵怀古》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金陵曾为六朝古都，先后六个王朝在此建都，到宋朝时，这里灯火万家，一派繁荣景象。王安石总能在繁华后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金陵确实繁华，王安石也为之折服，他说：画船如同在淡云中浮游，白鹭好像在银河里飞舞，丹青妙笔也难描画这壮美风光。可他也深知，在繁华过后，金陵又经历了王朝覆灭后的颓败。怀古是因为伤今，王安石是在提示北宋统治者，居安思危，勿沉迷于纸醉金迷，而忘了深藏其中的危机。只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才能在危机来临时从容以对。最具有哲理的诗：《登飞来峰》《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三十岁，正值壮年，抱负不凡，当他登上飞来峰时，写下这首壮怀之作。飞来峰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听说鸡鸣时分可以看见旭日升起。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登高望远心胸宽广。这首诗没有过多的写眼前之景，只写了塔高，重点是写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哲理。反映了作者高瞻远瞩，胸怀宽阔，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魄和坚强意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激励着无数人奋勇前行。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勇敢坚定，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跨过自我，不要退缩，勇往直前。坚持做对的事，成为自己，终会达成目标。观点最独特的诗：《叠题乌江亭》《叠题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被杀身亡。围绕着项羽究竟要不要过江东，世人争论了千年。杜牧曾题诗：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认为江东子弟能力出众，卷土重来，胜负还未可知。可王安石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上百次的征战使壮士疲劳、士气低落，中原之战的失败之势再难挽回。虽然江东子弟现在仍在，但他们是否还愿意跟楚霸王卷土重来？同一件事情，有人看到希望，有人看到失望。不管是哪一种，都有其合理性。最耳目一新的诗：《明妃曲二首·其一》《明妃曲二首·其一》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这首诗被称为是咏王昭君最好的诗。王昭君，是中国历史上获得后人同情最多的女子。人们同情王昭君，她离开家乡，远赴塞外，人生悲苦。可是王安石却一反此前人们写到王昭君时就表达同情的惯例，反而指出在塞外还有可能过得更幸福，得出“人生失意无南北”的结论，令人耳目一新。汉武帝的皇后阿娇就是一个例子，失宠后被打入冷宫，从此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昭君如果留在宫廷，也不一定会获得幸福。出塞，不出塞。皇后，或是妃子。人生都不免失意。世上总有比你得意的人 ，也总有比你失意的人。不论处在哪里，感受是你自己定的。最清静幽雅的诗：《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书湖阴先生壁二首·其一》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王安石被罢相后，住在金陵半山园，这一天，他去拜访一位朋友，在朋友家中的墙上写下这首清幽的诗。来到友人家中，他看到这样一幅画面：茅草房庭院经常打扫，洁净得没有一丝青苔。花草树木成行成垄，猜想都是主人亲手栽种的。走到庭院外，只见一条小河护卫环绕着园田，将绿苗紧紧环绕；两座青山打开门来为人们送来绿色。“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化静为动，显得自然化境既生机勃勃又清静幽雅，诗人以神来之笔，留下千古传诵的名句。微风吹拂掀起层层粼粼的水波，恰似一幅山明水秀的美丽画卷，有世外桃源之意。最春风得意的咏史词：《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浪淘沙令·伊吕两衰翁》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王安石早立大志，要致君尧舜，但长期不得重用。直到宋神宗即位，他才有了类似“汤武相逢”的机会，可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首词当作于作者任宰相之时，可能是推行新法取得初步成功时的作品。王安石在歌颂伊、吕的不朽功业的背后，伊、吕的遭适明主和建立功业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推行变法的决心和勇气。最空灵婉丽的词：《千秋岁引·秋景》《千秋岁引·秋景》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这首词没有《桂枝香》的豪雄慷慨，也没有《浪淘沙令》的踌躇满志。全词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情真心切、恻恻动人、空灵婉曲地反映了作者积极的人生中的另一面，抒发了功名误身、及时退隐的的慨叹。作为一代风云人物的政治家，王安石也并未摆脱旧时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中间徘徊。他一面以雄才大略、执拗果断著称于史册；另一面，激烈的政治漩涡中也时时泛起激流勇退、功名误身的感慨。这首小词便是他后一方面思想的表露。无怪明代的杨慎说：“大有感慨，大有见道语。”没有什么比宁静更能历练心性，没有什么比放下更能颐养精神。报曾经以释怀，送未来以浅笑，用出世心看千帆过尽，用入世心迎万木盛开。【美文欣赏】邋遢宰相王安石周忠应王安石是宋代的出品，没有人再敢取这个名字，可以说他是世上的惟一。唐代的李白是够有名的吧，现代居然还有人取他的名字，而且不止一个呢，百度一搜就知道了。电影出品人中也好像有个叫李白的。我读初中的时候曾给自己取了个名叫周安石，不料被我父亲骂了一顿，因为我的伯父叫周石安，刚好倒了过来，也就作罢了。究竟我为什么要取安石这个名，是因为缘于我对他的崇拜。我崇拜他的才华，同时也崇拜他的不修边幅。因为小时候不喜欢洗脚洗澡被父母亲打过鞭子，结婚不后，因不洗脚被老婆拖下了床。于是常把王安石搬出来当挡箭牌，不料常常失效，因为身为宋朝宰相的他管不了现在的事情。县官不如现管，现在管我的是除了父母，老婆，还有女儿，他们都不允许我成为第二个王安石。虽然如此，我对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依然充满了喜爱和敬意。《石林燕话》中说：“王荆公性不善饰，经岁不洗沐。”王安石他老人家成年累月不洗澡，衣服也不勤换，酸臭难闻，别人跟他见面经常是人还没看到鼻子就闻到了。苏洵曾经这样描述他：穿着囚犯一样的衣服，吃牲畜才会吃的食物，蓬头垢面，竟然还在那里心安理得地论诗谈史。由于长期不洗澡不洗脸，王安石脸上厚厚一层灰，他家人见他脸色发黑，以为他生病了，请来了郎中。郎中一看说这哪儿是生病，只是脸上泥土太厚，洗一下就好了。家人端来了热水让他洗脸，他不领情地说：“我天生就长得黑，再怎么洗也白不了，别浪费工夫了！”经常不洗澡使得王安石身上长了虱子。有一次，王安石面见宋神宗，虱子爬到了胡须上，宋神宗看到后忍不住笑出了声，王安石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出了门问同僚才明白过来。王安石让手下把虱子抓走，同僚趁机挖苦他说：“宰相脸上的虱子是被皇上亲自鉴赏过的，怎么能轻而易举抓走哇！”据说王安石不讲卫生的恶习后来有所改善，这还要感谢他的两位“铁哥们儿”——吴仲卿和韩维，他俩对王安石的邋遢形象实在看不过去了，又不好直说，就与王安石订了一个“盟约”：三人每月同日同时到寺院谈论诗书政治，谈得差不多了，两位哥们儿就邀王安石去洗澡，并安排服侍老僧趁王安石洗澡时把他的脏衣服拿走，然后换一套新衣服摆在那儿。而王安石洗完澡后见衣服就穿，从来不问衣服从哪里来的。王安石不仅衣着不讲究，吃饭更是马虎得让人难以置信。有朋友们问王安石的夫人：“介甫是否最爱吃鹿肉丝？”王夫人大感意外：“不会呀，他这人向来不讲究吃什么，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朋友解释：“他在吃饭时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王夫人有些明白了：“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摆在他正前面。”王夫人恍然大悟，说：“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第二天朋友依王夫人言就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在远处。结果发现王安石仍是吃靠近的那盘菜，竟然没注意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其实王安石日常中这些不雅的做派，并不是刻意雕饰的，而是因为他太专注于醉心的事业而疏于生活了，不是为了矫情造作，更不是为了沽名钓誉。犹为难得的是，一生混迹于官场的王安石，人品和口碑都均属上乘，不失为冰清玉洁的楷模。他老人家做人的原则性很强。想当初，他与司马光同为黑脸包公的属下，一次包公大宴宾客，给诸人敬酒。司马先生与他都生性滴酒不沾，司马光碍于情面，勉强饮了一杯。但王安石却端坐在那里，死活也不给人面子，而包大人也始终拿他没办法。这件真实的故事，还出自于他一生的死对头司马光之口。还有，王夫人很心疼自己的老公，就偷偷买了一个小妾，在一风清月明的晚上送入了他的书房。王安石见那女子后，大吃一惊，问明原委后，坚决不让她“上岗”，不依不饶地把她辞退了，连买资都全赔进去了。我还崇拜王安石的政治道德，他21岁考中进士时，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也坚决谢绝朝廷把他召入中央重用的任命，可见他不是什么官迷。但老王的刚愎自用方面也确实冠绝当时，天下之大，王安石大概只相信自己，并且在政见上排除异己——顺我者，小人也昌；不从者，君子也亡。王安石的一世英名坏就坏在他的变法。如果不是因为变法，王安石会被奉若神明的，并会顺理成章的青史留名，肯定不是骂名，而是扑面而来的喝彩声与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会对他顶礼膜拜，为他献上最美的一朵玫瑰花。也许从开始那一起，他就明白自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并会因此身败名裂。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昂首阔步，永不回头，任凭十头牛也拉不回，最后成为大家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人送雅号“拗相公”。当然这也是我敬佩他的地方，但也为他这种遭遇而感到叹息！后来，不但朝堂上下、后宫内外齐声对他讨伐，而且曾与他惺惺相惜的司马光、苏东坡也与他反目成仇。犹为可悲的是，连自己的两个亲弟弟，也不能理解他的苦衷，并对他进行反戈一击。他到底触犯了谁的利益？变法又为他自己挣得了什么利益好处？是名声还是地位？是金钱还是美女？好像都不是。有人搞改革，是为了升官求荣，是为了敛财置地。而王安石自己，打死他也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知道的。变法开始的那一年，王安石他老人家四十七岁了，这那个时候已近夕阳红的季节，而他本人也早已名声、地位显赫，且朝野上下好评如潮。而他竟然选择了让人非议的变法。他的“青苗法”、“免役法”，他的“保甲法”、“将兵法”，都是为了理财安民，更是为了富国强兵。变法的初衷，变法的动机，都是尽善尽美的，都是无可挑剔的。但变法推行的结果，本来的“安民之法”却变成了“扰民之法”，变法遭遇了失败。这是王安石变法最大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最大的悲剧，更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悲剧。王安石不管怎么，谁也抹杀不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王安石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王安石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他老人家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连神宗皇帝都承认王安石“天下文章第一家”，他政治上的死敌司马光也承认：“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王安石时代早已成为了历史，王安石老人家本人也安定如石了，但我们后人依然为他而动容，依然为他而感慨！我觉得他是神圣的，不管别人对他如何评价。王安石的“邋遢引力”王西平宋代崇尚士林风雅，如果一个文人，不懂得游宴狎妓、听歌观舞会被人鄙视的。王安石就是这么一个人。从小学霸的他，平日里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不理发，不洗澡，不参加派对，不给小姐姐打赏，人间风情他不解，一心只想考功名。正所谓“颜值不行，才华来凑”。据说王安石眼睛长得像司马炎的女婿王敦，说明也是蜂目，威严勇烈。《宋史》记载，有面相师说“安石牛目虎顾，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黄庭坚见过王安石后也被他那双大灯泡般的眼睛所折服：“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就连晚生陆游在五十年后也发出了“王荆公目睛如龙”的感叹。奇人必有奇相，奇相必有奇命。王安石后来果然当了官，拼到宰相的位置上，试图像奥特曼一样拯救世界，不料一意孤行，处处树敌。即使是皇上，他也敢当着面怼，一言不和写辞职报告卷铺盖回家，把京城官场搅得乌烟瘴气。王安石是个有争议的人，变法失败，自然成为众失之的的大恶人。头号抹黑人物就是苏洵，凭《辨奸论》跻身“唐宋八大家”，批王安石“囚首丧面”，也够损的；沈括埋汰他脸黧黑，是长期不洗澡包浆出效果的缘故；写《邵氏闻见录》的那个邵氏，直笔丑化王安石之子王雱的形象，说他性情阴恶，嚷嚷着要削掉韩琦、富弼的头悬于菜市，简直就是个变态狂。等等。这些人抹黑的目的，如清代李绂所言，为了“使天下后世读之者，恶元泽因并恶荆公”。那么真实的王安石到底是怎样的？生活“邋遢”不讲品位，据说有一次开会的时候，虱子顺着他的脖子光顾到胡子上直播跳舞，连神宗也忍不住笑了。还有一次，王安石和吕惠穆、韩献肃三人去僧寺里洗澡，同伴偷偷为他备了一件更换的新衣，出浴后竟然二话不说穿上就走，也不问衣服是哪来的。晚年的王安石退居二线做学问，向佛事，时而骑着毛驴游四方，看野寺云卷云舒，时而与南来北往的清尚之士，共尽朝夕、品享食寡人生。就这样，王相公走过了一生，临终前，把所有房产捐出去变成了庙，留下惆怅几许供后人唏嘘。总之，成也好，败也罢，王安石以他的“邋遢引力”，冰冷绝意地将帝国的天空引向了最后的倔强……糊涂吃学有假象作为一个载入史册的“邋遢大王”，在吃上，王安石更是不挑不捡，没有贪爱呼喝的积习。有一天，王夫人听说自家相公只喜欢吃獐肉，其他菜一筷子都不动，觉得很奇怪，心想，那个木头疙瘩，平时给啥吃啥，哪有什么嗜好啊！为了破解传闻，王夫人给安石的秘书交待，说下次换道菜放在他的眼皮下试试看，秘书照做了，结果离筷子近的菜被吃光了，而那盘獐肉却丝毫未动。这样的糗事时有发生，甚至丢丑丢到了国宴上。宋仁宗时，王安石为知制诰，即皇帝办公室负责草拟诏书的官儿。《邵氏闻见录》记录，在一次赏花钓鱼宴上，工作人员将鱼饵端上放在茶几上，一转眼，却被王安石给吃了个精光。这事很快传进皇帝的耳朵，第二天开会时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皇帝说王安石你可真是个怪人，就算误食鱼饵一粒也就罢了，竟然硬生生将一整盘的鱼食给吃了，太不合情理了吧。王安石对自己狠，待别人也够狠的。说他节俭吧，近乎没有人情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氏子来京城，王安石请客。“萧氏子盛服而往，意为公必盛馔”，萧氏子觉得这么大的官请客吃饭，一定是盛宴，于是就早早地到了。结果一直等到中午还不见开席，甚至连盘水果都没有。好不容易开席了，他所期待的山珍海味没有，只上了两块饼子，外加几块肉。萧氏子很不高兴，连掀桌子的心情都有了，但毕竟是客人，得矜持，所以他采取报复性用餐羞辱亲家，“惟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 将饼子中间挖着吃掉，四边都留下。王安石见状，拿过来自己吃了，萧氏子顿时傻眼了。在吃这件事上，王安石与苏东坡的风格完全不同。平日里喝酒还得看心情，心情不好，天王老子劝也没用。某日，包拯请他的两位下属司马光、王安石喝酒赏牡丹。司马光虽然不善饮酒，但为人圆滑，不愿驳领导的面子，强饮数杯，“介甫终席不饮”，王安石却自始至终连酒杯都不碰一下，包拯也不能勉强他。那时候，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没有破裂，二人与吕公著、韩维组成了一个很有名气的铁桶圈子，下班后经常聚在一起笔砚厮磨，品评肴佳，“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其他人纵使有多羡慕嫉妒恨，那也很难挤进这个高逼格的圈子内。王安石对“吃”不上心，这只是他的一个侧影，或许是一种假象。你说他对吃没任何兴趣吧，却对海鲜如痴如迷。北宋时期，随着南北文化交融，中原人已经不满足于只吃牛羊肉、酪浆等，一些新奇特的海鲜食材涌进京都，撩拨着士大夫们胃里的馋虫，他们要吃米饭配鱼汤，要在餐桌上品评吟诵竞风潮。北宋一哥欧阳修就是一位舌尖推手，有一次他邀请梅尧臣、韩维、王安石等人到家里品尝车螯（蛤的一种），顺便搞个同题诗会。红炉炽炭烹车螯！这玩意大伙都第一次见，很稀奇。欧阳修先动筷子，其他人哗啦跟上，吃了几口，连连赞叹。欧阳哥率先写下《初食车螯》：“……螯蛾闻二名，久见南人夸。璀璨壳如玉，斑斓点生花。含浆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后，争先屡成哗。但喜美无厌，岂思来甚遐。多惭海上翁，辛苦斲泥沙。”韩维同步唱和，“有馈奇味众莫觇，久秘不出须宾酣”。梅尧臣吟道，“王都有美酝，此物实当对”，在老梅看来，车螯配上美酒味道会更好。王安石则一口气写了两首，即《车螯二首》，其一：“车螯肉甚美，由美得烹燔。壳以无味弃，弃之能久存。予尝怜其肉，柔弱甘咀吞。又尝怪其壳，有功不见论。醉客快一噉，散投墙壁根。宁能为收拾，持用讯医门。”这首诗写得细致入微，交待了车螯的烹制手法和吃法，连酒后醉态也一并刻画，穿过历史的云烟，我们都能感受到当时用餐的场景是何等狼藉，吃相是多么难看。在宋代，海产品已经成为上层阶级打点关系的伴手礼，其中食蟹风潮尤为强劲。当时，有一个叫吴正仲的人频繁出现在王安石和梅尧臣的朋友圈里，应为二人的共同好友。吴与梅是安徽老乡，他们的关系更铁，王安石则是通过梅尧臣认识的吴先生。王安石在给吴正仲的一首诗中写到了吃蟹的情景：“越客上荆舠，秋风忆把螯。故烦分巨跪，持用佐清糟。”这年秋天，一场食蟹雅集正在举行，参加的人有梅尧臣、吴正仲等。秋风起，蟹正美，大伙乘上小船，肥蟹佐上美酒，宴游山水，优哉游哉。种种迹象表明，吴正仲经常给王安石、梅尧臣送蛤蜊 、活蟹、茶酒，还曾私下给老梅送过金盏子和叠石，想必也是个狠人。梅尧臣有诗《杜和州寄新醅吴正仲云家有海鲜约予携往就酌》，说的是，吴家有海鲜，梅先生提着酒呼朋唤友去拼餐，难道这吴正仲家是开海鲜大排档的？风物有味不论钱读王安石众多酬唱的诗词，多处表露出了对地方风物特产的格外关注。王安石有个写诗的二妹夫，名为朱昌叔，二人关系特别好。朱昌叔在江阴任职时，曾邀请王安石做客游玩。这次，王安石发现江阴离大江很近，较为偏僻，杂人不多，公事少，没有迎来送往的社交之烦，生活非常优逸，更重要的是，“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看来王安石还是想靠水吃水，这里的水产丰富，而且非常便宜。他心动了。渴望在这个依山傍水的外贸小镇永远呆下去，天天吹着海风晒着日光浴吃海鲜。当时，王安石在舒州任通判期满，正好借入朝见皇帝的机会，申请“求守江阴”，可惜没了下文……这一年，1055年，王安石35岁。为好物代言，王安石责无旁贷。1080年的秋天，60岁的他收到好友耿天骘从桐乡带来的香梨，一番道谢是客气，但以诗奉酬那便是必受不让的礼节，他说“极荷不忘”，是因为的确感受到了来自“故乡”的浓情。王安石曾在桐乡石溪新庄生活过一段时间，这里有绵延的山，有长流的水，有他的私宅新屋平山堂，次子王旁、孙子王桐都是喝着古老的石溪水长大的，故而有“故乡”的认同感。“今日桐乡谁爱我，当时我自爱桐乡”，在王安石看来，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就连时光也转运不了这份刻骨的记忆。二次罢相回到江宁府的王安石，时时回想着与神宗耳鬓厮磨的日子。纵使有人反对变法，但甘从苦来，成效还是有的，瞧，江南大地处处彰显出“革新”的生机：初夏江村，轻衣软履走出宅院，一抬头，便能看到沙洲上堆满了银光闪闪的鲥鱼，水边的芦笋肥硕甘美，味胜牛乳。又是一个丰盛年啊，王安石随口吟道：“鲥鱼出网蔽洲渚，荻笋肥甘胜牛乳。”鲥鱼是公认的江南美味，与苦笋炒制，便是佐酒佳肴，连鳞蒸食，味道也不错。欧阳修也曾盛赞“荻笋鲥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王安石突然意识到，在诱人的美味面前，他的胸腔里竟然也挂了一副和欧阳文忠公一模一样的胃囊。王安石一生没有涉足漳州，却对漳州的风物了然于心。好友李宣叔即将启程赴任福建漳州，王安石为他撰写送别诗：《送李宣叔倅漳州》，这首诗一开始写了漳州的偏僻荒凉与环境恶劣，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一年到头来不了几个客人。但总归给新赴任李宣叔点盼头吧，于是他笔锋一转，说“野花开无时，蛮酒持可酌”，就着野花喝蛮酒，倒是一种别样的体验。不过对于王安石来说，最令他垂涎三尺的还是漳州的海鲜，以及瓜果。“珍足海物味，其厚不为薄。章举马甲柱，固已轻羊酪。蕉黄荔子丹，又胜楂梨酢。”他向李宣叔推荐，章鱼和瑶柱可要比羊酪美味多了，橙黄的香蕉和鲜红的荔枝也胜于山楂和梨子。王安石告诉李宣叔，有这么多的美味，即使荒蛮又何妨呢？放心去吧。茶法背后观人性在那个花团锦簇的时代里，王安石始终以独立特行的方式，鄙视一切故弄玄虚的礼节，厌弃一切精致主义的行径，用见招拆招的手法，对一切繁文缛节进行拆除。1061年，41岁的王安石去见蔡襄，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学士，即知制诰，但是名气已经很大了。蔡大人一看王安石来了，非常开心，亲自清洗茶具，翻出他珍藏多年的极品茶，当场为王安石表演了一套茶艺，并且从茶的外形、香气、汤色、叶底吹嘘了个遍，然后静等王安石开口夸赏。不料王安石躺在太师椅上一言不发，然后从随身携带的夹袋中抓出一撮消风散投进杯中，冲水后，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这让蔡襄很尴尬。喝完，安石这才慢吞吞地从嘴里蹦出四个字来：“大好茶味。”言外之意，你那破茶还不如我这中药配方，喝下去祛风化痰，六腑清爽。蔡襄先是愣了一会，随即哈哈大笑，说安石老弟果然真率幽默，今天算是领教了。蔡襄是大书法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茶学家、斗茶大师，中国团茶鼻祖，一度将鉴茶推到一个至高点，在茶道上非常讲究，如果能一睹他亲自表演茶艺，那便是茶人的福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王安石面前斯文扫地，颜面尽失。不能说王安石对茶一窍不通，与蔡襄不同，他不关注金絮采缯这些外在的物质玩意，而是更关切茶饮表象背后的逻辑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安石更像是一个不断在官宦人生上爬坡的思想者。据说王安石擅长鉴水，通过茶水能识别出水的来源来。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王安石晚年患上了哮喘病，得用长江三峡瞿塘中峡水泡江苏阳羡茶才能收效。有一年苏东坡去黄州，王安石委托他中途经过中峡时取上一瓮水。不料船行至下峡时他才想起老王的嘱托，没办法，只好取下峡的水了。水送回来后，王安石当着老苏的面沏茶品味，喝着喝着便觉得不对劲，最后眉头一蹙，说苏公子，此水出自下峡当真？苏东坡觉得很纳闷，就想继续听下去。王安石轻轻呷了一口茶水，说上峡水流太急，下峡水流太缓，只有中峡水流缓急相当，水流的速度影响着阳羡茶，上峡茶水味浓，下峡则味淡，中峡不浓不淡刚好，最适合润喉。好一个沉毅深算的王荆公！苏东坡听后大吃一惊，但他又故作镇定，欠欠身子，既为自己的草率内疚，又向王丞相表达敬意，同时也以此来掩饰他内心的不安。王安石也未必那么神，但为什么能辨出三峡的水呢？我想这里涉及到一个日常经验与逻辑推断的问题，即他合理地预判到，刚出狱的苏东坡乘船经过瞿塘时，心情败坏，将导致他必然错过一峡二峡汲水的机会……1069年，王安石49岁，这年3月，他寄新茶给弟弟安国、安礼。茶自然是好茶，建安北苑产的龙团，都是皇帝送的极品贡茶。王安石不是一个附庸风雅之人，茶到了他这里只作中转，随即又散出去。这一天，他将茶打包题签，分别附上诗歌，即《寄茶与平甫》《寄茶与和甫》。然后，他将目光投向窗外。阳春的开封太旱了，柳叶儿开始打卷，他想起前不久跟随皇帝去大相国寺祈雨的情景来，内心陡然泛出一丝湿润的潮意来。“碧月团团堕九天，封题寄与洛中仙。石楼试水宜频啜，金谷看花莫漫煎。”在写给平甫的诗中，王安石没有讲大道理，只是出于兄弟本心，提醒弟弟在洛阳香山小口慢饮，在金谷园赏花游览时煎茶莫忘及时熄火，注意掌握火候。“彩绛缝囊海上舟，月团苍润紫烟浮。”王安石把皇帝赐的团茶，通过茶饼的形状、质感、颜色等全方位向王安礼描述一番，最后笔锋一转，说“集英殿里春风晚，分到并门想麦秋”。原来，当时王安礼在并州任职，精美的包装是从王安石办公的集英殿寄出，他估摸着，对方收到大约会在麦黄时节。宝贵不染荆公心王安石位高权重，在那个崇尚功名利禄的时代，巴结他的人多了去。但他从不收受不明不白之物，在他看来，世上最好的东西是没有被功利化。正如欧阳修所评述的那样，王安石“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宝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薛向原为邠州司法参军，后来因为军事上出了点问题，被罢到潞州。潞州即现在的山西长治，辖区壶关县紫团山极盛一时，据说“紫团真人”在此修行炼丹，而且此山盛产的紫团参，自古颇有名望。1068年，薛向从潞州返回京城汇报工作，给王安石带去了紫团参，却被拒绝了。众所周知，王安石有哮喘病，用药需要紫团参，但有钱不一定能搞到手。可他为什么不领薛向的情呢。原因沈括在《梦溪笔谈》作了记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王安石是个执拗之人，他说，我这辈子没吃过紫团参，不也照样活到了今天么。这让薛向好生尴尬。但丝毫不影响二人的关系。在御史多次阻拦的情况下，王安石仍在朝中力挺薛向，才使他在皇上面前议论兵事，受到重用。据说还有一次，一位地方官员听闻王安石酷爱收藏文房诸宝，于是给他献来了一方宝砚，并吹嘘道：“呵之可得水。”王安石听后哈哈大笑，他反问对方“纵得一担水，又能值几何”，那人当场羞得无言以答，只好收起礼品匆匆告辞。这就是王安石的怼人方式，妙语拒辞，根本不给对方留情面。1070年12月，气温骤降，京城里外普降大雪有四五尺，王安石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他被委以重任，担负宰相一职，成为真正的政坛大佬。当天，文武百官数百人涌进东府，拎着礼品向王安石道贺。全部被他拒之门外，一个都不见，更不说感谢的话。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那一刻，安石与他在西庑小阁谈话，忽然眉头拧结到一起，望着窗外的飘雪，拿起笔写下了这样一句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上任第一天，老王就耍帅装酷，蹦出告老还乡的念头。这位敏感、任性、独断的“射手座”，真是让人琢磨不透。然魏泰的姐夫曾布是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助手之一，同时也是王安石弟妹的亲家，魏泰自然与王安石走得近，各种消息灵通，所以他笔记中的王安石还是真实客观的。不过有一个人的礼物他必须得收，那就是宋神宗的。1071年 12月18日，王安石过51岁生日，赵顼派人送来了礼物，礼单如下：衣一对、丝织品一百匹、金花银器一百两、马二匹、金镀银鞍辔一副。当然还有肉类、米面等，酒是随船经镇江至扬州入真楚运河，最后通过汴河从临安运来后，临时加皇家封条供上……在宋代，收取皇上的礼物必须行大礼，奉领叩头，拜谢老大的赏赐赠予，然后“与赐者同升厅，搢笏展读，就坐茶汤”。行完汤茶礼，算是对此事做个了结。佛系归隐半山园王安石第一次任相为期三年多。第二次是1075年2月至第二年10月，这期间，儿子王雱的病逝对他打击最大。1076年 12月4日，经神宗奏批，王安石拿到了江宁府上元县荒熟田的地契手续。他打算回江宁养老，开始筹划那边的宅子。王安石虽然是江西人，但他从小随作官的父亲寓居江宁，以至后来在此两度守孝，三任知府，前后20年都与江宁结下了难舍的情缘。这也是他将江宁视为第二故乡并籍以落叶归根的主要原因。他很快搬出了东府。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宋官邸终将不是自己的，多少翻云覆雨的政令，多少觥筹交错的酬和，多少饕口馋舌的功名，都将如同逝水流年、过眼烟云……王安石携一大家子借宿在定力院。定力院是开封城内的一所四合院，有点像现在的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位于汴河大街以东，保康门附近，周边是街心市井，被鳞次栉比的酒楼、茶肆、客店、瓦舍、妓馆环绕。四合院里有五代时期朱温画像，王安石住进去后，院墙上多了几句话：“溪北溪南水暗通，隔溪遥见夕阳舂。思量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不甘不愿又奈何，徒添几缕惆怅，又陡增隐逸之心，罢了。第二年，弟弟安国去世。王安石亲自为他写墓志，通篇不提“兄弟”二字，正是这一点，却被人攥住了把柄大做文章。比如清初文人王士祯愤愤不平，骂王安石这个当哥哥的，“狠泪之性”，区区四百字的墓志，没有一句“天性语”，他怀疑王安石人品残疾。当然，王安石的是与非，世人自有公论，在此不必赘述。此后几年，他一边养病，宴游，一边着手在江宁考察宅基地。退居二线的王安石，喜欢结交清尚之士。1078年，返江宁中途经过高沙时，他顺道看望了孙侔。当日，孙留荆公，置饭酒款待，二人一起谈经学，一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不舍地话别。安石说：老兄，往还一别，退居江湖，无由再见。孙侔说：“如此，更不去奉谢矣。”孙侔曾一度与王安石、曾巩等名士志趣相投，往来交好。当宰相那几年，孙侔不亲反远，好像突然从空气里消失了。然而到了王安石晚年失意时，他却神一般出现，诗酒唱和，为其排忧解闷，真可谓君子之交。同年，王安石过京口，与画僧宝觉禅师会宿于金山龙华院，一个是曾居庙堂之上的正国级干部，一个是穿草鞋拄拐杖的布衣行者，二人月下言欢，谈佛论道，追忆似水流年， 叹赏水云美景。第二年开春，59岁的王安石在江宁开始营建私人宅院。司马光说过：“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道出了北宋官宦之家“穷奢极侈、造作无端”的风气。王安石虽一度显贵，却是出了名的节俭。在居住这个问题上，他不求“珍怪”，不图“鲜明”，更不想把自己搞成“土豪金”，只想顺应天然，遂心适意即可。为了找到他的“理想国”，王安石养成了“不耐坐，非卧即行”的习惯，每天必去一趟钟山。累了，或坐松石下，或窜访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与僧人交和。通常情况下，出门在外，他会背两只布袋，一只装书，另一只装饼子。外出野游干粮不够时，田间地头的农民会邀约他去吃农家饭。有一次，王安石骑着毛驴再次去钟山，中途发现了一个叫白塘的地方，这里原极荒芜，视野开阔，能看见周边的谢安故址，以及孙权墓、宝公塔等景观，更重要的是，白塘距城东门7里，距钟山也是7里，在这里建宅子，方便给心灵放个假。王安石决定在白塘开垦园地，并命名“半山园”。“半山园”营建的原则是，于极简中彰显人与自然的古典美学。园子的中间是厅屋，一池新凿的清水绕屋而过，不远处有一座人造小山，山上种着三百多种植物，莳楝、楸树时常出现在王安石的诗中。王安石认为，“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因此，半山园不设围墙，看上去“若逆旅之舍”，以此打破与荒陂野水的边缘，力求人被广袤的自然包围。园子建好后，王安石迫不及待地与人分享。先是给女婿蔡卞写了一封诗笺，题为《示元度营居半山园作》，诗中介绍了建园情况，“沟西雇丁壮，担土为培塿”，看来那座小山是雇人一担一担用土堆起来的。“老来厌世语，深卧寒门窦。赎鱼与之游，喂鸟见如旧。独当邀之子，商略终宇宙。更待春日长，黄鹂弄清昼。”王安石在这首诗的结尾向蔡卞憧憬了他的悠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蔡卞，莆田人，少年时与兄蔡京游学京城，驰声一时，王安石见过后便喜欢上了这个才子，于是将小女儿许配给他，并将其收为门徒，即所谓 “妻以女，因从之学”。蔡卞与王安石走得近，名义上是亲属、师徒关系，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战友，学问上的知音。蔡写一笔好字，自成一家，王安石曾作《精义堂记》一文，让他抄写给皇上看，是岳父大人工作上最得力的加持者。王安石晚年时期，蔡卞经常利用节假日，来江宁与其相会，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房。即使是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蔡卞写信，告诉对方，“风疾暴作，心虽明了，口不能言”。1081年，程师孟告老还乡，返回苏州时借道拜见王安石，并带来了青州鹿肉干。二人同游钟山，彼此唱酬，有诗相送；1082年春天，62岁的王安石同陈和叔游钟山，一路上，豚鸡丰足，银鳞雀跃，蔬果鲜盈，箫鼓阵阵，呈现出“丰年处处人家好”的太平胜景；1083年一二月期间，老朋友魏泰来访，王安石邀其同游钟山法云寺，闲话往昔。1084年，王安石骑着毛驴在江宁某个渡口带病先后会见了两位重要人物，一个是黄庭坚，另一个是苏东坡。这一年，一代词人李清照出生于章岳柳絮泉边。黄庭坚由吉州转官赴德州，沿长江过江宁，与王安石相聚，并请其为他的画题跋，安石欣然提笔写道：“江南黄鹌飞满野，徐熙画此何为者。百年幅纸无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写完，黄庭坚当场称赞“雅丽精绝，脱去流俗”，并经过短暂接触，认为荆公果然如传说那般，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这是二人唯一的一次见面，彼此钦羡。当年7月，苏东坡自黄州迁居汝州，经过江宁，与王安石会面，这可是历史性的一刻，两个相爱相杀的人，一个“野服”，一个“不冠”，共同沐着中世纪的季风，促膝长谈，诵诗说佛，欢赏山水，累日不绝。作为行将就木的王安石，这时候已经放下了架子，对苏轼的赞赏也毫不掩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二人均处在历史的漩涡中，能作出这样的评价，足以证明王安石也绝非等闲之辈。8月14日，苏轼离开江宁。不久，诗人朱彦来谒，王安石鼓励他以游侠之心学佛。又是一年江南春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王安石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自觉时日不长，开始营办功德，先是给皇上写信，请求将自己的宅子充作寺院，将田地划给僧人打理。而自己搬到秦淮河畔的小宅子里。同时还为死去的儿子筹建了祠堂，并题写：“斯文实有寄，天岂偶天才？一日凤鸟去，千秋梁木摧。烟留衰草恨，风造暮林哀。岂谓登临处，飘然独往来。”可以想象，一个老眼浑浊的父亲，是如何泣血写下这些字字句句啊。1085年春，在家人的陪同下，王安石扶病泛舟秦淮：“强扶衰病衰淮舸，尚怯春风泝午潮。花与新吾如有意，山於何处不相招。”初春的河面乍暖还寒，一个病弱的黑老头迎着春风，逆流而上。在病痛中经历了漫长的冬天后，他走出小宅，在日光下仿佛重获新生——是岸边的花儿给予了他力量和情意，不远处，是他至亲至爱的钟山，似乎向他和他的毛驴招手。1086年，宋哲宗继任、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后，政局大变，天下大旱，民情惶惶。王石安已经自顾不暇了，就连下地走动也越来越困难了，他躺在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诵读《维摩经》。3月下旬，病情突然加重，神情一度昏蒙，有一次他恍惚看见死去的儿子走到他跟前，“荷枷杻如重囚”，梦醒之后，王安石痛哭了起来，真可谓“空花根蒂难寻摘，梦境烟尘费扫除”。突然有一天，想必是回光返照，他起床径直走到宅园，园中的杏花开得正艳，他折上数枝放在床头，写下一首绝笔诗：“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忍此流芳。流芳柢须臾，我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4月6日，王安石去世，享年66岁。死后葬在钟山东三里，与弟安国、子雱诸墓遥遥相望。然而北宋的君臣们，没有想到中国气候加剧转寒，一个苦寒时期正悄然到来。在王安石死后的190多年里，杭州落雪，太湖封冻，洞庭山上的柑橘全部冻死……这似乎预示大宋帝国像一个自由落体，正加速走向覆灭。历史是在“最高层”才被认识和理解——读王安石《登飞来峰》傅晨光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登飞来峰》相传《登飞来峰》这首七绝是王安石在皇祐二年（1050）夏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途中登飞来峰时所作。李壁注说，诗中的飞来峰不是福建的飞来山，也不是杭州灵隐寺飞来峰，但究在何处，李壁未再查考，这就使这首诗有了一层神秘色彩。不过既然此峰已无可考，那就只好不去管它。诗写的是作者登飞来峰时的所见所感。神鸡唱晓，千村万户鸡鸣此起彼伏，沉睡的大地又回到了人间，诗人与随行闻鸡乘兴登上飞来峰顶，但见寺塔千寻（夸张的说法），耸入云霄俯视群山，再登上塔顶，回望东方，地平线上一轮旭日正冉冉升起，登山时遮蔽视眼的雾蔼浮云，这时已退居脚下，登山者仿佛破云步入了一座仙境。面对如此美景，诗人不觉发出感叹：身在最高层，视野不再为浮云遮蔽，最好的景色要到最高层才能显现出来。全诗仅有四句，但见群山绵绵，山顶寺塔，鸡鸣旭日，雾蔼浮云，再加上诗人一行攀山的行状，诗中有动有静，有远有近，有声有色，情景交融；诗开首写“山”，接着写了寺，有自然，有人迹，自然是基础，人迹是主宰，构成了一幅既简约秀丽又博大浑然的美的画卷。全诗既写景抒怀，也表达哲理，意境阔大，哲理深湛，极具宋诗美的特点，令人喜爱，令人回味！诗题第一个字是“登”。“登”是攀行上进的状态。前面说过，诗写于1050年夏，这一年王安石三十虚岁，正处于人生和仕途上升时期。这时的王安石已有过三年签书淮南判官（在扬州）和三年半鄞县知县共七年的官场历练，回故里抚州临川是听候京师新的任命，不久即升任舒州通判了。写这首诗时，王安石变法构想已很明晰，他看到时代已在破晓，未来正在召唤，所以踌躇满志，一种超尘脱俗、乐观进取的情怀跃然纸上！舒州通判时期（1050-1052）一般被看作是王安石变法准备时期，但鄞县任职的经历在王安石变法史上也同样重要，因为在鄞县时期，他就已经开始了变法尝试，如组织兴修水利，实行了“青苗法”实验等等。这些都是他实行变法的前奏。“诗言志”，《登飞来峰》也是王安石表达变法构想的重要言志诗作。常言道，“唐诗主情致，宋诗多哲理”。《登飞来峰》就是这样一首既有情致又有哲理的诗，极具宋诗特点。“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是全诗的落脚和重点。“浮云”指的是什么？注家多理解为指反对变革的“小人”，当然是对的，但又不全面。王安石遇到的反对派很多，上层代表性人物首要的是司马光及其派系，包括宋神宗的母亲高皇太后，还有二程、三苏，甚至前辈重臣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也加入过反对派行列，但他很少将这些反对归咎于其个人。“浮云”更多是指变法过程中遇到的时代环境、社会意识、思想学说等对人形成的各种意识遮蔽和阻碍。他把反对变法的人和事看作是暂时和偶然的现象，他把握本质，不因这些属于偶然和暂时的人和事的出现而归咎于个人；对于反对者，王安石更多反而是抱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对待苏轼就是一个例证。苏轼从感情上是亲近王安石的，不仅因为苏轼与苏辙进士及第时担任群牧判官的王安石代宋仁宗起草了对苏轼的起用鉴定书，按理苏轼属于王安石的门生，更由于王安石的才识和人格令人尊敬。苏轼成为反对派主要因其父苏洵与王安石交恶，苏轼是长子，不能与其父为逆，所以采取了与新法不合作的态度。“乌台诗案”查出的苏诗确有不少是反对新法的，但案发时王安石对苏轼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虽然这时已罢相正闲居江宁（南京），但闻讯后主动上书营救，提出“盛世不可杀才智之士”，苏轼这才得免一死。作为一代政治家，变法事业是最大的生命，但为救苏轼，王安石宁可屈己，也以活人为先，反映了对待反对者不是归咎他们个人。王安石很清楚社会阻力主要来自于人们的意识遮蔽和障碍，对这种“浮云”，王安石是认真对待的：一是心中有数，如早就说过的“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答司马谏议书》）；二是“不畏”。司马光说王安石“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于辞气，视斧钺鼎镬如无也。”（司马光：《与王介甫书》），就是“不畏”的写照。三是尽量做工作。未变法之前王安石就向宋神宗提出“开讲学”，变法过程中，王安石兴办学校，同时“置经局”，重新解释“六经”，最后完成了“三经新义”，为扫清“章句俗儒”对“经”的“正统”理解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王安石认为，《周礼》是周公所创之法，也是“上古致太平之书”的集成，认为“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答曾公立书》），尤其是《泉府》一章，表明“摧制兼并，均济贫乏”和“国家所有”、“国有资本”、“国家经营”等新法措施，是周公所创之法的复活，所以他亲自注释《周礼》，著成后以《周官新义》书名颁行天下，作为推行新法的思想基础和思想指导。新法今后的命运如何？王安石早已声言：“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答司马谏议书》），表明了他对新法今后的兴废抱超然的态度。《登飞来峰》诗能看到，他对新法事业和他本人在他的时代不能被理解早已“前知”，但诗也表明，他也坚信，在历史的“最高层”上，新法乃至他本人能够被理解。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898年）14年，在横滨又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继续鼓吹维新改良，君主立宪，同时研究介绍 “西法”、“西学”。他的本意是要学习“西法”，但他却意外地在“西法”中看到很多与王安石新法不谋而合的东西；更使他惊异的是，他看到王安石新法中所贯穿的“国家所有、国有资本、国家经营”和“摧制兼并，均济贫乏”等核心措施，与正在西欧兴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是不谋而合的。一句话，他在“西法”中看到了中国千年之前的王安石新法，看到了王安石新法的“普世价值”，怀着“辟邪说拒淫辞，扬潜德发幽光，上酬先民，下奖来哲”的使命感，在回国前于1908年出版了《王荆公》一书，在蔡上翔为王安石辩诬的基础上，进一步地为王荆公和他的变法事业平反，指出王安石新法法法皆是“良善美意”，是“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同时指出王安石是秦汉以来最懂得“政治之原理者”，是“三代以下一完人，秦汉以下一伟人”（《王荆公》第1章），掀掉了“元祐诸君子”、“讲学诸先生”及其代代门徒以及由元人编写的《宋史》套加在王安石及其变法追随者（主要是曾布、章惇等）身上的种种篡改、歪曲以及污蔑，指出由二程门徒、理学家杨时（龟山）首奏并被视为“定论”的北宋灭亡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的论调是颠倒黑白的不实之辞；还引用清初颜元的评论，指出新法实行以后，北宋在内经济、外拒侮两个方面本已“彰彰有效”，“宋几振矣”（颜元《宋史评》语），北宋富国强兵已获基础，王安石已开始“经理”（李壁注）并辽金与西夏的计划；关于北宋灭亡之祸到底谁是主要责任人，梁启超先生虽然仍然认为司马光是“大贤”，但《王荆公》一书以“新法的阻挠及破坏”为题，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描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阻挠和破坏新法的种种情形，也能看出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对于破坏阻挠新法的武断和不计后果，所以梁启超基本还是认为北宋灭亡之祸，司马光也难辞其咎，再次清除了山积般的历史“浮云”。梁启超是改良主义的忠实信徒，不赞成革命，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指出就是立宪国家，“国家之对于人民，有命令服从之关系者也”（《王荆公》第7章），指出王荆公未能践行管子治齐“严法令”的经验，对反对派过于姑息，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代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看起来，王安石写诗作文没有超出同时代人同一部字典，但他的思想是越出了他的时代的。他的诗歌和文章，思想与情致高度统一，语言精悍而有内涵，形式严整而温润；就形式上说，他的新法本身也是中华民族封建史上一首“政体诗”杰作。新法突破了董仲舒以来历代“俗儒”的“义利对立观”，强调“理财所以义也”，将“政者所以理财”上升为国家原理（《答曾公立书》）。在传统的章句俗儒看来，国家只要掌管礼乐征伐刑赏，社会则“听其自为”王安石新法完全颠倒了章句俗儒和社会流俗头脚倒置的政治观，把国家建立在经济活动基础之上，这当然引起了意识形态在上层的代表（司马光、“二程”、“三苏”和邵雍等人）的心灵意识痛楚和实际反对，但王荆公坚持推行新法。新法以“为天下理财”为中心（《答司马谏议书》），以货币经济为杠杆，农、工、商和文教、武备……等各法齐备，分工协作、环环相扣，覆盖了全部社会生活，形成了既有统一中枢又能灵活运转和发展的“兵农合一”的新型国家形态，实现富国强兵。王安石新法是中华民族史上又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体诗”杰作，其政体的发明创造意义不亚于周初的封建制、秦相商鞅的郡县制，可以说是一次新的革命和创世，梁启超先生认为近代“西法”其原理大要也不外于此。王荆公是一位站到了时代“最高层”的智者和先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是这位诗人和哲人为他的变法命运留下的一句哲理“谶言”。时代“浮云”遮不住他的双眼，他正确地区分了暂时与偶然，把握了永恒。这也许是我们今天读这首诗，和对王安石作新的理解时，不能不特别要加以理解的。总之，《登飞来峰》诗体虽小，但境界博大，哲理深湛，气象万千，具有典型的宋诗特点和风味，是中华民族传统诗歌宝库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读其诗识其人，认真体会，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王安石这位中国北宋时期的一代伟人！他的抱负、他的情怀，是一种永恒！曾巩与王安石李春雷12月30日，1000年前的今天，曾巩三岁，王安石刚满周岁。彼时，他们还是婴幼儿。几十年后，他们出类拔萃，都成为时代的人杰。1000年后，大浪淘沙，他们更是成了历史的巨人。来到江西抚州，必须拜谒王安石和曾巩。近代以来，江西被许多人低估了。其实，从唐宋到明清，江西的经济和文化始终称雄南方，特别是文学，堪与江浙媲美。唐宋八大家，宋有其六，江西四川各有三位。大师巨匠总是比肩携手。比如宋六大家，四川三人是父子，江西三人则是师生。而两位学生辈的王安石与曾巩，不仅是同乡，是朋友，还是亲戚。曾巩的姑姑，是王安石夫人的奶奶。他们还是亲上加亲、亲里套亲：曾巩之妹是王安石的弟媳；曾巩的侄媳是王安石的侄女；王安石妹妹的婆母，又是曾巩的堂姐。他们不仅是亲戚，更是好朋友。两家是世交，曾父与王父是同学。王安石得遇欧阳修并受到赏识，缘于曾巩的介绍。而王安石对曾巩的文章，更是倍加推崇，其祖母、父亲、母亲、岳父去世后，皆由曾巩撰写墓志铭。虽是好朋友，追求与风格，却完全不同。政治上，王安石胸怀天下，锐意变法，敢吃螃蟹，敢创禁区，大刀阔斧，舍我其谁；曾巩则属于保守派，身处基层，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一个标准的勤吏。文学上，也如此。王安石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强调文学的现实功能：“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其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笔如刀锋、字字点穴，如《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等。最著名的《读孟尝君传》，不足百字，却否定了历朝观点，实属千秋名篇。曾巩的文风集司马迁、韩愈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委曲周详，开阖、承转、起伏、回环皆有法度。其代表作有《墨池记》《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越州赵公救灾记》《道山亭记》等。对于对方，两人都有着透彻的认识。王安石比曾巩小两岁，走上仕途却早十几年，政治经验更丰富，观人识才最老辣。他虽然称赏曾文，却又看到了其弱点，遂在早年的赠诗中明言：“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这句话，简直就是对曾巩人生的预言和定位：不适合官场，却可以成为一个名垂青史的文学家。而曾巩，宋神宗召见时，询问王安石的缺点，曾巩直言“吝”，即执拗、小气之意。这个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后来，人们戏称王安石为“拗相公”，正是“吝”的另解。他们根本上相同又相通，都是君子。两人虽是亲戚加朋友，但王安石身为宰执，从未提携曾巩，曾巩身为下属，并未攀附王安石。他们坚持各自的政见，互不妥协。政见不睦，徒说无益，那就不见面、不争吵。许多年里，他们甚至中断了联系，但是从未互相攻击，只是保持沉默。沉默中，沿着自己的路径，走向各自的高峰。王安石，委实是一个千年不遇的天才。一介文人，却又通透政治，并主导了中国历史上继商鞅之后的又一次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虽然失败，却为中国政治文明留下了巨大财富。而曾巩在仕途清淡的同时，于文学上更加追求，揣摩玩味，在文本上做到了极致。他俩和老师欧阳修以及文友三苏一起，高擎古文运动的大旗，提倡散文，反对骈文，力抵萎靡文风，坚持文以明道，使中国散文正本清源、蔚为大观，从而改变了文学史。就这样，烟云散尽、落日辉煌时，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元丰六年（1083年）春，曾巩扶母亲灵柩乘船南归，王安石特意迎到江边吊唁。此时，曾巩已病重，到达江宁后便卧床不起。那段日子里，王安石常常探望，执手倾谈。两位老亲戚老朋友，相好如初，就像少年时那样。不久之后，二人相继谢世。不要以为去世，一切就结束了。他们又同样被历史误会。从南宋至元明清，王安石变法基本被否定，他甚至被视为奸臣。按照传统评价，变法有“急政”或“苛政”之嫌，引起激烈“党争”，导致北宋亡国。有人在评判两宋时，将王安石与秦桧并列：“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转机出现在近代。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开始重新认识王安石。从此，对他的肯定评价才成为主流。史学家称，王安石变法，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才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由此，王安石被称为“千古一相”。而曾巩，他的文章最初并没有被格外重视，直到明初，文坛才开始将其列入唐宋八大家，但排名最后。进入清代，最富影响的桐城派作家群，更注重“义法”，遂将曾文奉为楷模。康熙年间出版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共选录文章316篇，唯一入选超过百篇的作家就是曾巩，计128篇，数量远超其他七人。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曾文，那就是“纯”和“正”，亦即“义”和“法”。前者是指主题，后者则是指章法。天下人作文，大都是随意写作，少有得法，缺乏专业。的确，自古以来，文法无迹，仿佛羚羊挂角、老虎吃天，极难操作。而曾巩之文，有法有道，有板有眼，虽无韩潮苏海，但最扎实，最大众，最实用，最可效法，好比诗中杜甫、书法二王，是真正的宗师。经过几百年时光的淘洗，曾巩和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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