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进士的两年前，曾国藩上京参加会试，没考上，第二年又一次上京，家里就拿不出足够的路费，只能向亲友借钱上京赶考。

既然家里不富裕，自然拿不出钱给曾国藩当官。但是这次不同了，曾国藩成了进士，又钦点了翰林，自然就有了门路筹钱。

在明清科举时代，别说考中进士，就是考上秀才举人都有很多好处。因为那时候考中举人、进士，就意味着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享有种种特权，非常风光。有人记录了那会考中举人的盛况：

凡是中了举人，报信的人都拿着短棍，从大门打起，把厅堂窗户都打烂喽，叫作“改换门庭”。工匠跟在后面，立时整修一新，从此永为主顾。接着，同性的地主来和你通家谱，算作一家，招女婿的也来了，有人来拜你做老师，自称门生。出门呢，坐着大轿，前面有人拿着伞，掌着盖。婚丧事也不跟老百姓坐一起，得单独弄个房子叫大宾堂。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这一节就写得很形象，中举前的范进家里吃不饱饭，经常被杀猪的岳父羞辱。但是一中举人，城里的乡绅马上就来拜访，不断地有人来巴结，送房子送地、送鸡送鸭、送店房，还有的投身为仆，不到两三个月，什么都有了。一向趾高气扬的胡屠户从此在范进面前大气都不敢出。

曾国藩更不得了，这么年轻的翰林公，前途不可限量，将来混得再差，也能当个知县道台，要是混得好，部堂总督大学士也不是没可能。

因此，曾国藩在北京的捷报传到家乡，前来攀附的人络绎不绝，县令立马坐着八抬大轿，和曾国藩的弟弟们称兄道弟，还把曾国藩的父亲称为“老太爷”。

曾国藩此次筹钱有三种途径。

一是打秋风，收贺礼。曾国藩在来家一共待了将近三百天，其中花了大概二百天用来拜客。对于这位新科进士，大家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隆重的欢迎，又是摆酒款待，又是请戏班子唱戏，临走时还会赠一笔钱。

曾国藩到的第一家是岳父家里，岳父不仅大开筵席，还给了曾国藩十二贯零八百文铜钱，相当于八两银子。除了拜访亲朋好友，曾国藩主要的拜访对象是湖南各地的官员，官员们为了构建关系网，出手也很大方，他到武冈，当地知州杨超任出手就是二十两纹银。

除了亲戚、朋友、官员外，曾国藩还拜访了一类人，那就是老家湘乡在外地开店的商人，比如当铺、纸行、布店、百货店等等，曾国藩都去了。那时候的商人身上有钱，地位低微，自然会巴结这位新贵，说不定那天碰上事要求他呢。

曾国藩拜客比较辛苦，他总共跑了四次，每次都要跑好几个县，什么湘乡、宁乡、衡阳、清泉、武冈、新化、耒阳、永兴、安化，他都去过。拜了将近二千户人家，就好比游方和尚去化缘。

收获颇丰，有人统计，曾国藩通过这种方式至少得到一千四百两银子。

二是借钱。除了别人送钱，曾国藩也主动像别人借钱，比如他的日记中就有“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的记载。

三是帮别人打官司。清朝的举人进士是有权介入县衙的司法活动的，曾国藩那时有个朋友，典当了别人的一块田地，这块地的旧佃户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曾国藩就写了一封信给当地司法部门的官员，带人把那个强悍的旧佃户抓了起来。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会帮人做些民间纠纷调解工作，每次能赚个几十两银子。

通过这些方式，曾国藩至少收入了二千两银子，有了钱曾国藩就买了许多好衣服，穿着变得讲究了起来，出门时也有了排场，不仅坐着八抬大轿，身边还要跟个仆人，官威十足。

到了北京后，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由于他官运很顺，三年时间就连升了四级，成为从五品的翰林侍讲。

但是日子却过得十分地窘迫，当官的第三年，曾国藩的仆人和他发生了冲突，吵了一架，原因是曾国藩生活贫穷脾气又大，仆人受不了也看不起他，之后另寻高枝去了。

此外，曾国藩还有几个穷舅舅，原本盼着曾国藩当了官能沾点光，结果曾国藩当官当了好几年都没能接济他们，可见曾国藩经济状况不太乐观。

为什么曾国藩的日子过得这么苦，连仆人都看不起他呢？原因很简单：收入少，花销大，入不敷出。

作为七品官的曾国藩，每年的俸禄收入是 90两，此外还有 45斛禄米（约 22石），折算成银子总共就是 124两左右。

相对于收入，开销就很大了。当时有人这样计算京官们的开支：“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

也就是说，过得再节约再刻苦，每天至少要花一两银子才能勉强把日子过下去，一天一两，一年就是 365两。

每年至少还差 240两。这些钱都花到哪些地方去了呢？我们来看看曾国藩的一些开支。

首先是房租，这是大头。作为朝廷命官，住的房子不能太寒酸，得宽敞气派，为了上班，地段也不能太差。因此很多京官即使穷，也会租大房子。

为官第二年，曾国藩租下绳匠胡同的一处房子，总共十八间，每月房租是 13两 8钱，一年就是 160多两。仅此一项，全部工资都不够。

其次是人情往来。翰林院的工作很清闲，官员们不必忙于上班。但是有一样比上班更累人，那就是社交应酬。那时的官员必须通过结交朋友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要不然就很难在官场上混，日日宴请那是常态。

曾国藩性格也很外向，爱交朋友、爱游玩。因此应酬也多，别人请客，曾国藩也得回请。遇上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还要随礼交份子钱。这一项人情往来的开支就花去 110两银子。

最后一项大的开支是生活费。曾国藩进京不久，夫人也跟了过来，几年间又生了几个小孩，日常生活开支，仆人的工资等等也不小，算下来每年要 180两银子。

此外，清朝的翰林需要经常出入宫廷，服装必须体面，曾国藩虽然比较节俭，但是在这方面绝不含糊，仅帽子，曾国藩就买了十几顶。每年通常会花费十几两到几十两。作为文化人，曾国藩很喜欢买书，每年花在买书的费用上也有几十两银子。

综合算下来，曾国藩一年的赤字达到 340两左右。开头讲，曾国藩通过筹钱大概收入了 2000两银子，除去帮家里还债，周济穷苦的亲友，进京的路费，曾国藩到北京后至少还剩了 1000多两。

然而曾国藩到北京两年后就把银子花得精光，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向朋友借了 50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

其实从表面上来看，京官们的日子会很穷。其实不然，尽管开支那么大，俸禄那么低，很多京官的日子过得非常滋润，因为他们有各种计划外收入。

清代的京官穷，地方官富，地方官为了建立在中央的联系网，日后好办事儿，往往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礼，冬天的叫“炭敬”，夏天叫“冰敬”，分手时给的叫“别敬”，逢年过节叫“节敬”“年敬”，这类的馈赠，少则数两，多则几十上百。

曾国藩刚来，没什么人脉，一年也能收个百把两。

除此之外，很多京官为了开辟财源，享受生活，还会替地方官跑关系，找门路，落得些手续费和跑腿钱。

但是曾国藩进入翰林院之后，眼界大开，受到很多优秀的人的影响，决心做圣贤，不靠当官发财，几乎不为自己谋求私利，做那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当然，曾国藩也发过一笔不大不小的财。皇帝们知道京官很穷，偶尔也会给他们提供改善生活的机会，就是派往各地当乡试的主考官。这可是个肥差事，很多人都眼巴巴地盼望着有这么次机会。

每次乡试结束，地方官场要送给主考官一笔“辛苦费”，一般都有几千两，曾国藩就得到一次到四川任主考的差事，可把他高兴坏了。

这一趟，四川省补贴了曾国藩 2400两，四川总督、布政使和几个道台每人送了 100两，加上其他官员送的，总共有有 4751两。另外，路过西安、保定等地，当地官员也会送，加上节省的旅费，曾国藩此行收入有 6000两之多。

以一两银子折合现在 200块钱算，大概 120万。

发了这样一笔财后，曾国藩经济条件大为改善，不仅把历年积欠的 1400两欠款还清，还给家中寄去了 600两银子还账，同时又拿出 400两赠送亲戚。

曾国藩的仕途很顺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十年七迁，很快就成了副部级的高官。

当了侍郎的曾国藩，年俸涨到 150两银子，各项收入加起来有 620两，因为不伸手捞钱，生活过得依旧紧巴巴，因为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各项开支也加大了，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

所以没过多久，曾国藩余下的钱用完后，又得借债度日。曾国藩去北京当官后，从未回过家乡，并不是他不想回，而是经常手头紧张，不好回去。

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

谁能想到，堂堂的副部长高官，不仅欠了一千多两银子，连回家的路费也拿不出来。直到咸丰二年，曾国藩母亲去世，他才回到老家结束了十三年的京官生涯。

但是人走了账还得接着还，然而到了同治三年，曾国藩才把在北京欠的钱还清。此时的曾国藩，已经离开北京十二年并做了五年的两江总督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