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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

与官修书不同，明代文人所写的“私传”形式更灵活，传主更宽泛，婢女也经常成为传主。朗瑛于《七修类稿》中对明初花云将军婢女孙侍儿的救主事迹也写了篇幅较长的小传，以记载其事：“孙侍儿，花将军婢也。……侍儿孙氏瘗郜尸，抱儿走……明日出江浒僦舟以渡，遇汉溃军还争舟，捽孙氏及儿投之江。方出没波中，有断木自上流至，附之入芦渚中，渚有莲实，孙氏取啖儿，凡七日不死。忽夜半闻人语声呼之，逢老父号雷老，告之，故与之俱行。明年，辛丑二月达上所。上闻云儿，即呼入见，孙氏泣抱儿拜上，上亦泣，置儿于膝曰：‘此花云子，将种也。’……后乃授水军左卫指挥佥事。”当然，更多的传主往往不是婢女，但文人在写主要传主事迹时也常常会把品行突出的婢女附录在传主后。如《江止庵遗集》之“孤节传附奇婢”就是将一位终身未嫁之婢女的传奇经历附在传主节妇鲍氏之后，对此婢女秋香始终恪守本分侍奉主母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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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笔记是一种随笔杂录见闻感想的文体的统称。相同相近的名称还有随笔、见谈、闲话、闲谈、杂俎、杂记、漫记、散记、偶记、日记、清言、小品等。它内容博杂，无所不包。……在各类笔记中，较有文学趣味的称作‘笔记文学’。”笔记文学中关于婢女的记载极为丰富。

按照记叙时间来分，有的笔记注重记录当时历史时段发生的有关婢女之事。例如，关于婢女获殊荣的记述。张萱的《西园闻见录》卷三《住行》、焦竑的《玉堂丛语》卷三《宠遇》都描述了太后破例晋封名臣杨士奇侍婢的经过。关于节义婢事迹的记述。《客座新闻》记述李匡的婢女为其守节之事；《研宝斋遗稿》记载了侍婢阿妹的守节事；《湧幢小品》除了记述了两件婢女守节事之外，还记有媵奴死节与护小主人返宗两件奇事。关于发生在婢女身上的怪事也被纳入明代文人的视野。《枣林杂俎》记述了发生在明嘉靖时期的一件异事：一个宠婢被妒妇推入亡夫墓穴中，受亡夫照顾而三年不死的事情。关于世人善待婢女而终获好报的事例，《守官漫录》中就记叙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吉州城城卒李某拾金不昧救了因失金欲自溺的婢女的性命，数年后，已为人妻的婢女偶遇救命恩人李某，必欲盛情款待，此举无意中竟避免了李某遭遇“舟覆皆溺”的厄运。

明代笔记描述前代婢女事迹亦蔚然成风。表现手法多是借描写前代婢女之情事而抒写自我，倾力诉说种种因生活境遇而生成的复杂情结。按照记述婢女事迹类型可将其内容分为以下诸方面。其一，对前代才艺婢女的记述与点评。像焦周在《焦氏说楛》中关于前人白居易、洪内翰才艺婢的记录。李贽在《山中一夕话》中着重记有苏东坡与其爱婢朝云之间亲密无间的戏言：“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婢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当然，关于前人才艺婢女记载最多、次数最频的当属《北梦琐言》中那个不甘侍奉卖绢牙郎的柳家婢。据笔者初步统计，此婢之事分别在《问奇类林》卷九、《智囊补》闺智部贤哲卷二十五、《识小录》卷三、《蓉塘诗话》卷十四、《西园闻见录》卷六中有极为详尽的描写。还需注意的是，上述五位作者不仅用心地刻画了柳家婢女充满傲骨的行为，而且还都进行了评价。《问奇类林》《西园闻见录》中将柳家婢的行为归结为柳家的礼法和柳公齐家的成功。《智囊补》则认为是婢女胸中的志气，有“贫贱不能移”的精神。《识小录》《蓉塘诗话》都感叹柳氏婢的“标韵”，也可以理解为品行，特别是《识小录》还与当地的礼乐民风联系起来。尽管这些文本内容对婢女行为的点评不一，但都不以婢女身份之贱而蔑视其行为，相反，都对柳氏婢持褒扬态度，尽管有暗托主人高行的因素，但整个社会对婢女行为的认同不能不说是这一时期婢女文学创作繁荣的坚实基础。其二，对前人与美婢之间风流韵事的津津乐道。对此事的记述，笔记作家们有各自的考虑。有的作家往往只是单纯地从“猎奇”角度来记叙这些情事，如阮仲容与其姑母女婢之间的私情；又如唐末士子崔郊与其美婢之间的情愫。有的作家则从“以古喻今”角度，借发生在前人婢女身上的事件来警醒世人。他们认为男主人与美婢间若防范不严，极易导致道德秩序的混乱。陈确曾说：“（主家）尤不可亵使女婢，以礼别嫌，预远淫僻，不亦善乎！人各有偶，今日吾婢，异日人妻。义女即女，何忍乱之！一念不闲，百善莫赎，胡可不慎！”有的笔记描写权贵者闺闱之事则是为了讥讽时弊。骆问礼称北周将领李迁哲致仕归家，“妾媵至有百数……迁哲每鸣茄道从，往来其间，纵酒欢嬿尽平生之乐”。但在骆问礼看来，李迁哲的纵欢实属低俗之乐：“何趣之有？不如韩蕲王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平时将佐罕得见其面，似有儒者气象，为可尚耳。”再有，时人对南宋韩侂胄因宠纵爱婢甚而影响时政的批判亦属此类：“侂胄有四妾，皆郡夫人。……其次有十婢，均宠。有献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遗四夫人。十婢皆愠，曰：‘等人耳。我辈不堪戴耶？’侂胄患之。时赵师罼以列卿守临安，闻之，亟出十万缗市北珠冠十枚，瞰侂胄入朝，献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归，十婢咸来谢。翌日，都市行灯，十婢皆顶珠冠而出，观者如堵。归语侂胄曰：‘我辈得赵大卿光，价十倍。王何吝酬一官耶？’侂胄许之，遂进师罼工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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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婢女在戏剧中作为“陪衬式”人物出现实属寻常，但在明代戏剧作品中婢女角色之分量有所加重，有的甚至成为戏剧的“主角”“副主”。最为人所广知的当为汤显祖的《牡丹亭》。在这一戏剧中，汤显祖刻画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贴身婢女春香。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杜丽娘所做的惊世骇俗的行为与婢女春香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是婢女春香引导杜丽娘发现“姹紫嫣红”的外面世界，开启了杜丽娘追求真爱的少女情怀。除此之外，再以《六十种曲》为例。《六十种曲》中涉及婢女的明代戏曲作品有43部，其中有2部以婢女为主角。如汪廷讷创作的《种玉记》以貌美才高的婢女卫少儿作为此剧的主人公；郑若庸创作的《玉玦记》以不畏强暴的婢女春英为正主。还有3部戏剧以婢女作为“副主”地位进行刻画，如陆采创作的《明珠记》中的婢女采萍、杨珽创作的《龙膏记》中的婢女冰夷、周履靖创作的《锦笺记》中的婢女芳春，这些婢女皆有“忠心”的特点，即主人于遭难之际，她们或不离不弃，或甘愿牺牲自己，保全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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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小说的素材取自于现实生活，其反映社会实际情态的功用值得肯定，这也是小说之所以能够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根源。发展到明代，小说创作达到了新高度，其杰出代表作品有“三言”“二拍”《金瓶梅》《醒世姻缘传》等。在这些作品中随处可见婢女形象，笔者在此择取一二以证之。

如《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婢女晴云与暖雪受“愚忠”思想蛊惑，助其主母与他人偷情。《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中婢女迎儿甘愿牺牲自身的清白，为旧主大孙押司刷洗冤情；卷三十四《王娇鸾百年长恨》中婢女明霞帮助王娇鸾与周廷章私定终身。《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中婢女贵哥曾劝主母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二卷中《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中婢女拾翠为帮助小姐陶幼芳觅得如意郎君，而与小姐私自逃出家门。《二刻拍案惊奇》卷九《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诌梅香认合玉蟾蜍》中婢女龙香促成小姐素梅与书生凤来仪的爱情；卷十《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取材于叶向高在其著作中详细描写的婢子争产事件；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飏　焦文姬生仇死报》中婢女青香帮助自己主人杀死了忘恩负义的满少卿。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世情小说，书中有大量婢女形象，其中婢女庞春梅原是潘金莲的贴身丫鬟，后被卖到周守备家，因生子而母凭子贵成为正室。《醒世姻缘传》作为明代章回小说的典型代表，亦是一部对研究婢女具有极高史学价值的文献。此书中对婢女的刻画也较多。与其他小说内容不同的是，本书还为我们展现了婢女群体中的技术型婢女——厨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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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墓志铭、跋、祭文

“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艺，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东莱云：‘凡序文籍，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燕集等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近世应用，惟赠送为盛。”明代婢女文学中的序的确不免褒扬赠送之嫌，但对事理的叙述还是非常注重的。如《芝园稿》中对发生在山东章丘的媵婢死节一事也作了生动的描述：“鲁章丘杨氏年十七，归茂才姜守身。夫病，亟祝天愿以身代，无何夫死。恸哭自经以从，母救而力卫之不得死。日抚棺号恸，时咄咄耳语，若与夫相接者，死志益决。刘氏盛儿者，杨婢也。年十六，素沐杨恩，且感其义烈，誓与共死。适清明日……杨故令他婢之翁姑家上祭扫，而独留盛儿与居，遂自经死。盛儿亦经从之，侍于其侧。”然后，作者从儒家的节义观念出发，对此事作了深层的道德评价：“嗟嗟悲夫伤哉！学士大夫口诵圣贤，身食君禄，临难偷生，恬不知耻。杨氏妇人，盛儿女子，一死其夫，一死其主，捐躯殉节，视死如饴，义行贞心，若合符契，可易得哉！予故次其事，而歌之以愧世之为臣而负其主者。妻死夫婢死主，二仪正气同禀生。一片贞心两无忤，身如连璧瘗崐冈。名似双珠照寰宇，嗟彼人间小丈夫。朝暮秦燕何足数，王魏当年忍事仇，李卫甘心竟降虏。生前难忍百年身，死后终为一丘土。胸中万卷空自多，生死无如节义何。我看杨氏双贞烈，岂羡龙泉与太阿。”

关于墓志铭，“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古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殁则后人为之铸器以铭，而俾传于无穷……至汉，杜子夏始勒文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崇相集》中收录的《诸生薛景初志铭》对家婢的守节行为作了记述：“又有可异者，高卒前七日，梦入柏闺庙，其像女也。旦有以女使来者，问之则柏闺庙前人，高其姓，吾以妖梦留之，更其名曰如珪，令与乳妪同侍。仅七日，而高亡，如珪恸欲绝。闻王（高的未婚妻）欲来，誓终身事之。力请迎归，既不获命，则织且悲三年，竟呕血死。夫如珪于高非有平时抚字之恩，枕席绸缪之爱也。且其人微，何以烈烈若是。岂感妇贞而然耶！抑守礼能孝之人，天聚其类以报耶！……且葬如珪于侧。董生曰：‘自古才而夭者，多矣。然未闻有妇如此者。况婢女乎！’”李开先为山东烈妇杨氏写的碑铭中亦褒扬了那名从死的婢女：“烈妇乃予南邻杨一元之女，而东郭姜守身之妻也。……（姜死，烈妇欲殉节）婢中有名盛儿者，年方十六，感其恩义，情愿同死。虽烈妇不许，而女志不可回。……盖旌奖义烈以立世教，不以贵贱限之也。盛儿乃良家女伏事其主人者，固不敢僭拟，虽谓之双节亦可也。”

关于跋，“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辄，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夫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跋、书起于宋。曰题跋者……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各有所为，而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明人李开先除了为那个与女主人共同自缢的婢女写过墓志铭，还写过跋文，文曰：“笼鸟无常主，风花不恋枝。人家豢养女婢，能不欺而背者鲜矣，况肯与之同死耶！今观姜妻杨氏之死节，女婢盛儿甘与同之……盛儿亦侍婢中之绝无者也。……盛儿可风婢辈。予为杨氏作记，语及盛儿者甚略。特为跋而补之，刻之碑阴，亦阐微之义，逮贱之礼也。”

关于祭文。祭文是后人在设祭先人时用来宣读的文字。其形式多样，内容精炼。“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宋懋澄为家婢露桃写的三篇祭文颇为典型。其一，“祭女奴堕水文”：“万历三十五年七月初五日，主父华亭宋懋澄，自燕京携家南归，舟行卫河，当油坊、夏店之间，土人称为上口，于时湍水北流，猛风南驶。有家奴留寿妻露桃，走船舷之右，堕水不起，澄暨主母，不胜悲痛，聊备三牲盃酒，挥涕赴流，愿我大神，命下执事，付魂食之，无令为异物所夺。澄特使留寿候尸河侧，以三日为期，伏冀遄赐见形，少慰人伦之谊。呜呼！或被神收，乞侍龙女。若偿夙怨，急皈法侣。念彼观音，为功德主。转女为男，骤于风雨。新月高悬，两心如许。悲此别离，若降北渚。澄不胜哀悼之至，尚飨。”其二，“再祭女奴露桃文己酉经卫河”：“与汝别三年矣，汝其有所依耶？抑已化耶？依终不能无化也，汝其化乎？化于业乎？化于空乎？吾不能知也。意汝迷也，迷系业矣。期汝业而尽也，归终于空矣，汝其空乎？余后汝而化者也，余将先汝而空者也。呜呼！尚飨。”其三，“黄河祭亡奴文”：“孤淹息在外几二十年矣，迩以多病南归，道经汝堕水之处，聊备壶浆鸡黍，薄祭汝魂，汝已附享于吾祖宗之庙，二女我皆食之，汝可无馁鬼之忧矣。往年闻之河巫，汝操箫管而俟龙神之舟。孤惫于游，困于病，犹未能忘情于功名；汝何不请之大王，使孤闻‘曲终人不见’之句乎？汝其有知，庶临风而来飨。”

通过以上内容可见明代婢女文学体裁种类之多样。而伴随着多样的体裁、踊跃的创作热情，必然对婢女日常生活的描写更为全面细微，对婢女形象的刻画更为深刻，对婢女群体思想观念的体现也更为丰富。

二、明代婢女文学形象建构的历史特征

尽管明代文人创作的婢女文学体裁趋于多样化，且每种体裁对于婢女群体的勾勒之侧重点也颇为不同。但不容忽视的是，明代婢女文学创作者在建构婢女形象的过程中，对婢女群体的关注带有明显的指向性，这使明代文学中的婢女形象呈现出某些颇具共性的特征。

首先，在明代婢女文学中，主要人物基本上都指向那些与主人关系紧密的贴身婢女或才艺婢女。如前述明代婢女形象中，无论是受到明朝政府封赠的孙侍儿、杨士齐侍婢，还是袁中道的保姆、山东章丘杨氏婢盛儿，等等，都是主人的贴身婢女。从李开先写的三首关于张三、范四的诗作内容可知，张三、范四是李开先的才艺型婢女，还有李文祥的婢女墨池也是才艺型婢女。这些婢女在日常生活中与主人的接触颇多，自然主人对这部分婢女群体了解得也更深入些，从而使她们进入文人文学创作视野的机会要更大一些。如《隐秀轩集》中就收录了作者给一侍儿作的诗：“置婢亦偶然，何尝因病阻。女子称薄命，低回向父母。杂香照火台，帷灯孤未吐。中有枕衾人，叨作群艳主。未及辨时地，仿列人三五。何暇自言新，默然入俦伍。锡余以佳名，传呼别众女。亲宾明日来，推排避无所。君言蒲柳姿，吾衰良负女。自有生平颜，来晚未及覩。毁容伤君心，随例成眉妩。察君双眸光，炯炯能识取。仅勉待君健，精神照窗户。只作初相见，饮食重歌舞。况非既嫁身，良时犹可补。”作者对写诗缘由作了说明：“病中买得一侍儿，名曰灵光。因忆唐人有新姬侍疾之作，戏和其意。”再有袁中道让贴身婢女监督自己读书，对此陈继儒写道：“袁石公耽玩山水，归而自责，乃以一婢自监读书。稍倦，令得诃责，婢不如令者，罚治之。”此事在作者文集中有更为详尽的描写：“近日始学读书……然性不耐静，读未终帙，已呼嬴马，促诸年少出游，或逢佳山水，耽玩竟日，归而自责，顽钝如此，当何所成。乃以一婢自监读书，稍倦，令得诃责，或提其耳，或敲其头，或搔其鼻，必快醒乃止。婢不如令者，罚治之。习久渐惯苦读。”当然，就贴身婢女与才艺型婢女二者比较，无论从数量还是记述内容上看，文人创作关注度往往都是贴身婢女要大于才艺型婢女。

其次，婢女对主人忠心耿耿的品质是明代文人建构婢女形象时需要大力烘托的焦点。袁中道、于谦对保母的哀悼与思念都是基于各自保母对作者的无私奉献。婢女对主人的忠心在大的方面表现为护主存孤，如花云将军家的婢女孙侍儿于乱军之中历经千辛万苦保护幼主。类似的还有汪氏家婢：“昇妻汪氏，北直良乡人。甲申贼至，欲犯之。汪不从，骂贼，贼断其一指，益骂，贼怒，竟取其首去。汪一儿才数月，婢陈氏抱之逃，道遇贼被虏，儿对贼笑，贼喜命其妻子之。婢俟贼去，向妻乞怜，贼妻方妒婢，乃反与儿钱物，教婢抱匿室舍。婢祝曰：‘儿即有命，幸勿啼。’儿果不啼。贼归，索儿不得。其妻白去之。明日竟去。婢遂叺儿归。儿名天祐。”文人们对这类婢女的行为发出惊叹的同时，更觉得应该将此类婢女书写下来。如郭浚曾表达这样的想法：“予谱宝箱传奇，盖辕文尊公先生目击其事，云彼时尚有一婢同时赴义，感而吟此。”小的方面表现为婢女几十年如一日地照顾主人，如《枣林杂俎》中曾谈到蔡新家道中落，仆婢多数逃走，唯有一婢甘愿留下来侍奉主母，“日刈草二百斤，半供纺，半曝之待风雨，即孝女不啻也”。后来蔡新“官临淄令，厚赡其婢，年至九十二”。《湖广通志》记载：“刘炽妻杨氏，蒲圻人。刘生而天阉，氏伴之数十年，相敬如宾。夫卒，哀毁饮食，必躬奠。二婢感其义，俱年四十余，不嫁。万历初旌。”

最后，婢女对女性“节烈”之义的完美实践也成为文人创作时的关注点。明代对贞节烈女的提倡达到一个新高度。相应地，婢女文学中的婢女贞节形象几乎就是这些节烈妇的翻版。像前述李匡婢守节、沈氏婢守节、山东杨氏婢殉节等都属于节烈婢女类型。而时人对此类婢女的歌颂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从他们争相转述、评价此类婢女的热情中可见一般。如关于孙侍儿存孤一事，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多次地出现。朗瑛在再次记述孙侍儿事迹后又写“长短句以美侍儿，以赘于乐府之后，因并录之”。李东阳亦在《怀麓堂集》写下了歌颂孙侍儿的诗句。自后，在《明诗纪事》卷一《花将军歌》、《明诗钞》明诗七言古《花将军歌》、《昭代典则》卷二中都有记录。又如关于婢女盛儿随主妇殉节之事也被赵世显、李开先多次提及，广为传播。

在当时的文人观念中，认为这种突出婢女贞节的内容有助于提升她们的形象。王圻就曾清楚地阐述：“当今有三难，好人难，贞妇难，而节婢尤为难。近嘉定洪臣妇朱氏淑归十年，而臣死，淑守节无二志。三十年如一日，固已鲜矣。其婢曰阿素者，始淑欲更嫁之，则素成蛊疾，几不生。已，淑许之其为贞，而素病即起，且朝夕侍终淑之身，形影相吊者二十年，素乃完节而死。此岂不犹泥中而不滓者耶！独奈之何为人主母者而不若婢也。”《江南通志》中还记载：“钟、蔡两义婢俱当涂人，一陶荷衣奉侍钟太常媳丁氏。一王氏女奉侍蔡指挥女弟蔡氏。丁、蔡皆孀居守志，二婢及笄，命嫁，不从，愿侍奉终身，各长斋数十年，以室女终。”陈确也记述道：“吾潮生侄家婢春女，赘夫汤四有黄气病，善饮食而不能力作，其妻为之勤织以食之。每食必以精者供夫，而自食其至粗者；虽其粗者，夫未食毕，未尝敢食也。或其夫精粗并尽，即忍饿不敢复作食。夫有主人之役，其妻往往代之役。”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明代婢女文学创作的人物基本被圈定在具有如下三大特征的群体中，即主人的贴身婢女、忠心侍主的婢女、践行女性贞节观的婢女。当然，本文为了叙述方便，将这三大特征分别加以阐述，其实在婢女文学创作中这三大特征是相互印证，互有交集的状态。只不过在形式各异的体裁中，这三个特征的凸显程度略有不同。

三、明代婢女文学繁荣的社会动因

明代婢女文学不仅体裁广泛，内容丰富，而且婢女文学形象有着鲜明的建构指向，这使明代婢女文学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堪称中国古代婢女文学的繁荣时期。不过，在婢女文学创作繁荣的背后，我们也能够窥见有明一代特殊的时代印记和复杂多重的社会诱因。

随着明代社会的发展，婢女问题以及相关的奴婢问题已经成为明代社会危及等级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暗礁。广大奴婢为摆脱受奴役的命运，有的逃跑，有的杀死主人，甚至举行大规模的暴动，明末“奴变”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过去不为文人所注意的默默无闻的婢女们用或激烈或迂回的方式引起了社会精英们的好奇与关注。他们想通过自身的创作，一来将婢女群体的生存状态告知世人，二来将婢女的高尚行为进行传唱，也有利于捋顺主婢上下尊卑的关系。如蔡羽就认为宣传教化，树立榜样的作用不可忽视。他说：“政莫急于正俗，人不慕善，虽爵之而不趋。不知疾恶，虽刑之而不戒。不识恬退之节，不可与论事。君无廉愧之心，不可与言名义。管子曰：‘礼义廉耻之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欲俾下之人与于礼义，保其廉耻，可不先示之以好恶，使民知所向哉！”

明代文人的婢女文学创作也有对明代正史记录典范婢女模式呼应的一面。明代正史、地方志于编撰过程中“不惟出身论”而将杰出婢女代表涵括进来的态度，也在无形当中主导、激发了文人婢女文学创作的热情。正史如《明史》对孙侍儿存孤事迹的载录，地方志如《广州人物传》《吴兴备志》《绍兴府志》《江西通志》《湖广通志》对婢女高尚行为的记录。由于孙侍儿其事在前已有引述，下面主要来看一下两部地方志的记载情况。《广州人物传》记载：“彭烈女番禹人，本良家子而贫鬻为婢。女资丽性修洁，衣裳履基皆莹净不垢。其主欲私之，不可。稍强之，即投井以死。呜呼，余尝读史至辟阳侯事叹，夫后妃之尊迁或有愧焉！以是知女之果贤也。孰谓其贱也，而可不书哉！女父母闻其事于官，知县高瑶治其主以罪，罚使治葬，且树表柱二，扁之曰：彭烈女墓。墓在城北二里而近。”另外，《吴兴备志》中也记载了两名杰出婢女的事迹：

湖州乌墩镇沈氏婢，其邻里呼为施奶婆者，年六十余，梳两髻，明其尚处子也。年二十为沈氏婢，会大疫主公主母继亡，独遗二女子十数岁，无旁亲可倚为生。施即佣作旁舍，或织草屦与缝纫之事，得钱以给二女。且教护之，至于长大择良为配。更为抚抱其子，尽力奴事。镇人皆知，敬爱之。每大家出游，则假守舍，余物满前，一毫不取也。至今尚在。

湖州孙略教授家婢，名吕媪者，服勤孙氏有年矣。性谨朴，无他能，但常日晨起厨中，聚食器洁之，聚所弃余粒，间有落沟渠者亦拾取淘濯，再于釜中或加五味煮食之。未尝一日废也。年七十余一日，微病即告其家人曰：“为我髠发着五戒衣，吾将去矣。”家人从之，因起以左手结印而化。家人遂龛置开元寺。观者余月，了无秽气，而发渐生，因与剃之。后一月一剃。

对此，该志的按语称：“范蔚宗传李次公，近世田叔禾传阿寄施奶婆者，不可为万世人臣法哉！吕媪拾粒为餐，居然有小物克勤之风，至临行正念蝉脱俗缘，与杜黄裳何异噫！此二媪者，何可以婢目之！”再有《绍兴府志》中也记载了类似节婢：“郦浃妻诸暨冯氏女，名宝娘，适浃未数月，浃卒，冯年二十三，以侄槛为嗣，苦志自守。婢子有殊色，人求娶。冯亦命之。辞曰：‘愿与主母同老终，亦不嫁。’其后，浃墓产连理木一株。冯年八十卒，婢亦七十余。”《江西通志》载：“吕经言妻萧氏，兴国人，年十九，丧夫无子，矢志不二。婢随香，感其苦节，誓不求配，事氏终身。”正史、地方志对此类婢女不带歧视观念的记录，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文人的创作欲望。

依托对杰出婢女的赞扬希望以此达到对社会劝教目的也推动了明代婢女文学创作的高涨。“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与正史单纯叙述杰出婢女事迹不同，文人创作婢女文学时往往要对社会现实进行一番针对性的评说，在评说中常有“世人不如身份卑微的婢女”之感叹。正如《壶天录》中所云：“世之以义成名者多矣，其卓然于仆媪中而能以义传者，则固人之所难能者也。爰于耳所闻，目所见者备识之。……然此皆须眉男子则犹易为者耳，若身为妇女而铮铮，亦以义名者，盖尤难矣。……乃以青衣仆妪，上与士大夫争烈，仓卒患难之际，或则舍身救主，或则竭蹶维持，荣悴如一，生死不移。古今来，至性过情，慷慨激发，类如是耳。……呜呼！岂易言哉。”

明代法规视婢女为家人以及“婢亦人子”观念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文人创作婢女文学作品消除了些许顾忌。明代法律不再将婢女视为畜产，并保护婢女作为人的个体所拥有的生命权，提高了婢女的社会地位。在主人家庭内部，婢女是主人的家人，对主人行家人礼。如婢女见到家长时，与自家子孙、弟侄、甥婿行同样的礼仪，即“久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而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婢女尤其是主人的贴身婢女往往与主人保持着超出主奴界限的亲密的主婢情谊。《震川先生文集》中记有一个随嫁婢女：“一日天寒，爇火煮荠葧熟，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从这个婢女既能与小主人嬉闹又能与主母同桌吃饭，可以看出她与主人之间的关系是何等之密切。明清之际著名文人叶绍袁的长女叶纨纨在《悼婢绣摇》诗中也写出了与婢女间的深切感情：“数载依依共晓昏，薰衣笼畔最温存。可怜风雨催零落，惆怅屏前空断魂。”婢女身在其中自然便产生出与主人家融为一体之感。明末昆明诸生薛大观全家欲殉国之时，其婢问：“主人皆死，何以处我？”这一句话清晰地道出了婢女将自身定位为家庭中的一员的思想。再加之，明代“婢亦人子”观念的盛行也令文人创作婢女文学作品成为了可能。吕坤就宣称：“婢，贱也……论势分，则士大夫、士、庶人妻，不相齿。论道义……可与尧舜共一堂。何言贵贱哉！”

总之，明代社会广大奴婢为摆脱受奴役命运的反抗活动冲击着等级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而她们的斗争也引起包括文学创造者在内的明代士人阶层的关注。于是，明代士人群体以文学创作为手段，试图达到道德救时的目的。同时，明代婢女文学的繁荣也与社会等级制度松动的大背景有关。这不仅有来自国家正史和地方志书中对典范婢女的记录与褒扬，也有社会对“婢亦人子”观念的认同以及对婢女进行教化的诉求。因此，明代婢女文学的繁荣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和社会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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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明清文学与文献》第1辑，经作者授权转发。为阅读方便，现已将注释略去，仅保留参考文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