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富士山的日常生活化与民族化：“被同时生产、消费”的富士山

江户时代，富士山与日本人之间的关联发生了较大变化。富士山的日常生活化和自我特征化（民族化）异常发达，成为日本人有关富士山叙事的主流。前者意味着，富士山成了庶民极易亲近的“身边”的存在。他们不仅大幅度地参与了富士山形象和意义的塑造，也通过极为发达的通俗小说、浮世绘等文艺形式分享着知识界塑造的富士山形象和意义。后者则意味着知识界和民众合力生产并共同消费着富士山的独特性乃至“优越性”，形成了对它的“同时性想象”，促进了富士山作为日本象征符号的形象和意义的生成。富士山的日常生活化为它的民族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民族化又为它的日常生活化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四、富士山民族化的构建原理及其转变

江户时代，富士山民族化的构建原理因时空和日本人自我觉醒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但总体上呈现出从依据儒佛文化到依据自我价值的转变。

在日本中世，以儒佛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日本禅僧建构知识的依据，也是他们建构富士山形象和意义的依据。对禅僧来说，以昆仑神话、蓬莱神话和五岳传说为基础的中国神山话语体系是他们看待富士山乃至一切山峰的标准。佛教也是日本禅僧构建富士山意义的重要理据。他们一方面依据“八叶莲华”等原理，构建了“八叶（峰）”“芙蓉（峰）”的富士山完美形象，另一方面又如“夫天下山之崇高者，莫如须弥”所述推崇须弥，并用富士山比附须弥，以此构建其形象和意义的正当性。

至江户时代，随着时空的变化和自我意识的增强，日本人一方面继续依据中国文化与佛教构建富士山作为民族象征的地位和意义，另一方面又企图构建一种本土价值，在此基础上构建富士山的独立价值乃至“优越性”。江户时代是富士山民族化的构建原理发生转变的重要节点，总体上体现了从依赖东亚价值到依赖自我价值、从重视东方到重视西方的转变。这种倾向也为近代日本所继承，并随着时空变化进一步加强。

总之，富士山被创建为日本的民族象征是“前近代”日本构建民族身份的重要环节。第一，民族象征创建反映了“自足的”民族精神尤其是价值体系和判断标准的创建。富士山民族化的作业不仅构建了富士山本身及其符号化意义（日本国家和精神的象征）的独立性和独特性，还构建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相比于抽象的“大和魂”的构建，象征构建以“可视的”和“可体验的”具象性而使民族身份构建更具“真实性”和“可靠性”，故在凝聚日本人方面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第二，民族象征创建是一种连接“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性作业。它具有历史溯源力，不仅可以使被发现的民族精神及其象征具有“自古如此”的本源力量和性格，还可以选择性地统合历史上有利于构建富士山自主性和“优越性”的各种资源，消除历史上其价值曾由外来文化规定的不利侧面和影响，并建立连续性而为它提供历史依据。第三，民族象征的创建不是近代民族国家所独有的现象，也可见于近代以前的异文化之间。只要存在“我们”认为的“他者”，就会有自我及其象征。不是“近代性”，文化同一性才是民族象征被创建的根源和动力。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不仅是富士山，樱花也被构建为表征自我乃至自我优越性的存在。第四，富士山被创造为日本的象征，是近代以前由“恐惧”和“极致”创造民族象征的典型代表。一方面，“恐惧”以及基于此的神秘感和不确定性是一切信仰的基础，日本人之所以形成对富士山的信仰并将其建构为民族象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对它的恐惧和敬畏。另一方面，“极致”也可以因为特殊性或独特性形成“我们”与对象之间的最强关联，成为“我们”的最佳表征。“完美无缺的”山形、“高耸入云”的日本最高峰等特征无不显示，富士山之于日本就是一座“极致的”山峰，奠定了它成为日本象征的物质基础。尤其是“世界第一山”的属性更是强化了它成为日本象征的倾向。

民族精神及其象征的创建是时空的作用以及这种时空下主体的主体化意识的产物。它既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和作业，也是一种主体的主体化过程和与他者的差异化过程。富士山之所以能成为当今日本“不容置疑的”民族文化象征，乃是江户时代及其后日本人以此前的相关传统为基础，对富士山进行持续发现的结果。

（本文全文发表于《日本文论》2022年第1辑（总第7辑），第62—109页，仅摘编部分内容，注释从略。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图片来源于网络。实习编辑陈嘉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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