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调查的渐次拓深，井上发现，对于“旅顺大屠杀”，日本当局的掩盖、隐瞒，讳莫如深，事实上由来久远。当初，还在甲午硝烟星火乍燃之际，日本政府就已经在处心积虑地采取内、外两手，向世人百般遮掩自己的种种劣行。先观其对内的一手：１８９４年６月，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８月１日日中相互宣战的第二天，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了“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到了９月中旬，为着更严格地“统一新闻口径”，又由大本营规定，改行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全国报刊的记者们，只能到大本营设在广岛的副官部去，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皆应寄交一份报刊给副官部备案。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约１３０名，包括１１名画家、４名摄影师，分属６６家报社），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可见，日本政府对于国内媒体的钳控是何等严酷。再看其对外的一手：彼时二度出任伊藤内阁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素以绰号“剃刀匠”闻名，专擅玩弄诡计“解决国际麻烦”。此人早在多年前，就借政客身份，与人合伙经营过一张《寸铁报》，对于如何操纵媒体、淆惑视听，可谓轻车熟路，深谙三昧。甲午战端甫开，陆奥便疾电日本驻欧美各国公使：密切关注当地主流报刊及通讯机构的持论倾向，选择猎物，重金收买，务必使其压制、篡改、隐匿来自远东的报道（按：由外报特派记者采写的），而只发表“会于日本产生好感的新闻”，或者干脆装聋作哑，保持沉默。陆奥宗光甚至将这种“银弹策略”，一直扩大施用到在日本境内横滨、神户等外国人居住地区出版的由外国人担任社长的英文报纸，通过贿赂社长，买断电稿，使有关的“不利消息”不致“经由这条暗道在本土登陆”。

应该说，日本政府精心耍弄的这内、外两手，功夫没有全然白费。国内“舆论一致”，“捷报”连篇累牍，使得备受蒙蔽的民众成天浸淫在一派军国主义的狂热煽诱之中，情绪嚣躁亢奋，心理痴迷变态。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本土，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跟着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踩着还在抽搐的尸体”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九段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一时间，“战利品”这个名称居然在日本成为时髦，许多商家纷纷推出冠以“战利品”的新货色，其中有一款“帝国全胜”战利品肥皂，“造型是支那人的头颅”，意在“磨灭支那人”，它的销售广告甚至使用了如同旅顺屠杀一样的图案，充满着喋血的暴戾气息。

而在日本域外，此时则有一批被东洋“银弹”喂倒的媒体，甘心泯灭良知，出卖声誉，恣肆发布歪曲事实的新闻误导受众，替日军屠徒粉饰罪迹。譬如在伦敦，由于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先后被陆奥宗光指使日本驻英临时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丰厚的报酬”收买，所以，“每当有不利（日本）的报道刊登在当地报纸上”，这两家新闻机构通常都立刻出马，给予反宣传。路透社在内部“及时制止”了本社记者从上海发来的揭露旅顺“野蛮惨害”的电稿；中央通讯社更不惜闭上眼睛鹦鹉学舌，完全按照内田康哉要求的口吻向外界辩称：“除战时正当杀伤之外，（日军）无杀害一名中国人。”类似这样的撒谎者，还可以举出《华盛顿邮报》（美国）、《日本邮报》（横滨出版，下同）、《日本周刊邮报》，以及意大利等国的若干报刊。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几曾有过一帮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恶棍能够长时间掩人耳目、欺蒙天下的事情！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虽然仅是极简短的一行文字，它却最早向世界披露了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紧接着，１１月２９日，在纽约报坛发行量最大的美国《世界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如果说《世界报》的这一条非战地人员采发的短消息，还未能引起世人的足够注意，那么，该报旋即于１２月１２日、１３日、１９日、２０日连续数天刊登的“战争特派员（随军记者）”克列尔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及《旅顺大屠杀》则犹如石破天惊，顷刻在欧美，在南亚，在澳洲，在整个文明世界激起了轩然大波！而《泰晤士报》与《标准报》（英国）的跟进报道，又推波助澜，令影响越发扩大。全球报刊竞相转载克列尔曼及其同行的系列文章，或配发本报社论，或刊出读者议评———从普通民众到政府官员，“人们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

陆奥宗光频频接到四面八方的国外告急，不禁惊惶失措。他担忧事态的继续严重，将导致“欧美各国舆论与日本国舆论之间的冲突”，成为日后“（日本）外交上的障碍”。因之，陆奥电催首相伊藤博文尽速考虑“善后措施”。在伊藤的授意下，日本当局于当年１２月中下旬，两次（以外务省名义）对外界发布了内容基本相同的一个所谓“书面声明（共七项）”，诡称“外国新闻特派员、特别是《世界报》通讯员的报告夸大其词，为引起轰动效应，进行了高度修饰”；而日军在旅顺“自始至终遵守军规，优待俘虏”，那些被杀人员，“大部分”不过是“脱去军装，换了平民服，装扮成当地居民的中国士兵”云云。可惜这个“声明”尽管发表之前做尽手脚，反复修改多次，却最终还是露出了大破绽。其不打自招地承认：“在旅顺流的血，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或许无条件流了许多不必要流的血，这一点勿庸置疑。”故而，《世界报》在头版头条刊登这份《日本自白》的时候，特意用大号字体加上了一个鲜醒的标注：“（它）证实了克列尔曼关于旅顺屠杀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