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逐三人，有一人手抱着一无衣服的婴孩，其人急走，将婴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两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子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手执枪尾刀者即刻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阻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

“次日（11月24日）我与威利阿士至一天井处，看见一具死尸。即见两兵屈身于死尸之旁，甚为诧异。一兵手执一刀，此两人已将尸首剖腹，刳出其心”

“我经过各街，到处见尸体均残毁如野兽所啮。被杀之店铺生意人，堆积叠在道旁，眼中之泪，伤痕之血，都已冰结成块。甚至有知灵性之犬狗，见主人尸首之僵硬，不禁悲鸣于侧，其惨可知矣”。

据英国法学家胡兰德的《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引用维利尔斯的记载：“当时日本官员的行动，确已越出常轨。他们从战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36人。而这36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留下的。”

“其中有一个叫鲍绍武的人说：‘我们来参加收集尸体时，看到有的人坐在椅子上就被捅死了。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身边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

旅顺大屠杀之前，日本就为掩盖事实真相做了周密的部署。

1894年6月，日本陆军省偕海军省联合颁令，严禁本国所有报刊登载军事新闻，以免泄漏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企图。

8月1日，内务省即宣布对有关甲午战争的报道实施“审阅”制度，各报社发稿前，均须将原稿送呈指定的警保局，加盖了“审查批准”印戳的，方可发表。凡被认属“有污点的事件”，则打上“禁止刊登”之印记，用墨水涂毁。

9月中旬，大本营规定，改行新的《新闻材料公示程序》。全国报刊的记者们，只能到大本营设在广岛的副官部去，申请检索当局“许可公布”的消息。而且刊登之后，皆应寄交一份报刊给副官部备案。与此同时，大本营对若干被允准随军采访的日籍记者（约130名，包括11名画家、4名摄影师，分属66家报社），下达了极端苛峻的“随军纪律”，并指派军官全程监视，一旦某人被军方视为“有害的记者”，立马押遣回国，给予重罚。

由于日本政府对事件的真相的成功掩盖，当旅顺攻陷的消息传至日本本土，全国多处游行举宴，高呼万岁，庆祝胜利。东京股票市场也反弹暴涨，“盛况宛如鼎沸”。

大本营随后将第二军在旅顺劫掠的大批“战利品”运回国内，展示于东京的靖国神社，前往观展的人流“比到浅草、上野观光的还要多”。

“战利品”这个名称在日本国内成为时尚，许多商家纷纷推出以“战利品”命名的新商品，并得到畅销。当屠杀的报道终于浮现时，日本社会也为之震惊。

冒死查证旅顺大屠杀的孙宝田

孙宝田是大连金州人，生于1903年。1910年起，他师从辽南名儒郑有仁十年，曾与著名将领万毅（大连金州人，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同窗。

1929年春，他与周恩来的南开中学同班同学毕维藩一道，被溥仪的顾问罗振玉收为弟子。罗振玉自1928年起定居旅顺，其大云书库随时对这两个弟子开放。1930年，孙宝田又拜光绪甲辰科（1904年）进士王季烈为师。

1935年5月，孙宝田出于民族义愤，开始着手实地调查四十一年前大屠杀罹难人数。他前往旅顺，谨言慎行，辗转找到了知情人鲍绍武。鲍绍武悲愤地说：

“日军入旅顺，沿户搜杀，妇婴不免，历三昼夜始止。尸体随处掩埋。翌春乙未二月，日军令其组织扛尸队，将所瘗尸体抬至阳花沟焚之。”

死难者的骨灰葬在白玉山东麓。经过调查，孙宝田得知：“当时除有家人领尸安葬者千余外，被焚尸体实为一万八千三百余。”

“余根据鲍君所言，曾将日军屠杀旅顺事实详记始末，载在文献中，以告国人。”孙宝田查实，旅顺大屠杀的死难人数为两万人，是日军公布数字的两倍！

当时，旅顺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孙宝田完全是冒生命危险去查证旅顺大屠杀死难同胞人数的，其风险不言而喻。

1944年，为强化殖民统治，日本人酝酿了“改名”阴谋，妄图把旅顺百姓的姓名全部改换成日本姓名。日金州“民政署署长”河也占男专门叫来了在当地颇有影响的金州会会长曹世科，进行部署。

随后，曹世科召集旅顺各界代表开会，商讨对策。曹世科、孙宝田（教育界代表）等15人联名上书，坚决反对。河也占男虽十分不快，但考虑到日军的战局处于低迷状态，也不敢一意孤行。“改名”阴谋遂不了了之。

1894年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刊出电讯：据报告，在旅顺发生了大屠杀。这是世界上最早披露有关“旅顺大屠杀”的信息。

11月29日，美国的《世界报》刊登了来自中国芝罘（今烟台一带）的一则报道：“日本军（在旅顺）不分老幼全都枪杀，三天期间，掠夺与屠杀达到了极点”。

该报于12月12日、13日、19日、20日连续数天刊登“战争特派员”克里曼的长篇“纪实报告”：《日本军大屠杀》及《旅顺大屠杀》，称：“日本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掀起了轩然大波。而英国的《泰晤士报》与《标准报》跟进报道，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在得悉事件详情的同时，无不对远东的暴行感到战栗、痛心、愤怒”。

克里曼的数字是两千人遇害，而维利尔斯的数字则是两万人遇害。

1896年清朝官员顾元勋刊石立“万忠墓”碑

1896年11月，日军撤出旅顺后，清朝官员顾元勋树立了万忠墓的第一块碑石，亲书“万忠墓”三个大字并修建享殿，以示祭奠。后又分别在1922年、1948年经过维修并树碑。碑阴铭文记述了日军暴行和重修万忠墓的经过。

1963年，万忠墓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是旅顺大屠杀百年，旅顺口各界人士重新安葬甲午战争殉难同胞。并于11月21日旅顺各界隆重举行“甲午旅顺殉难同胞百年祭”活动，并树立了万忠墓第四块碑。重修后的万忠墓陵园占地9300平方米，纪念馆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

1997年，万忠墓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