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环境，货币政策可以发挥作用，营造出一个较平稳的流动性环境，从而使得财政可以比较容易在市场上把债发出去，但与此同时，还需营造一个不那么高的利率环境，使得融资成本得到控制。

还有一点必须要指出，央行的货币投放能直接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而金融市场向实体经济流动性的传导，主要取决于实体经济融资的需求。现在地产融资压得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也收得比较紧。

在金融体系看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其实已经不高了，这时候就算央行在金融市场里投放大量流动性，降准降息，把金融市场搞得流动性泛滥，实体经济融资难的状况也未必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反倒有可能因为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泛滥，而形成自身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最后形成比较大的风险。这个教训我们在2014年、2015年股市的大泡沫和股灾里面其实已经“吃”过了。

因此，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当然需要宽松，但不是今年的主角，今年的主角应该是财政政策。

观察者网：最后想跟您聊一聊您对2024年中国经济的展望和预期。您之前有一个观点说，中国的经济就像一辆自行车，慢了就立不住，这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趣，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比喻？对于2024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您有什么预测？

徐高：我之所以认为中国经济像辆自行车，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从实践中可以看到，当经济增速较慢时，面临各方面压力、挑战确实比较多。比如，在1998年至2002年，经济增长较慢，我们曾经经历了长达5年的通缩，当时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后来经济增长较快时，虽然也有经济过热，物价、房价上涨较快的现象，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长快时的日子比经济增长慢时要好过很多。

其次，从学理上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状况其实不适用于中国。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在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有自发向潜在产出水平回归的动能。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长期运行在潜在产出水平（生产能力）附近。

然而中国是内需不足的经济体，有“极端自我强化”的倾向，即中国经济不是围绕一个稳态上下震荡，而是一旦经济“过热”，就会自发向越来越热的方向前进，一旦经济“过冷”，就会自发向越来越冷的方向去走。

因此，经济增长越慢，问题越大，经济增长慢到一定程度，就要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去产能，这意味着对存量资本的摧毁，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我们在1998年至2002年经历过的，最后中国经济2003年走出通缩，不是因为我们过剩产能去干净了，而是因为我们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外需起来了。

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2000年前后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也是需求不足，我觉得这时如果经济再慢一点，后面风险会非常大。

去年年底中央对今年经济的定调，首先是“稳中求进”，这是个大前提，但在“稳中求进”这4个字后加了8个新的字，“以进促稳”和“先立后破”，这是政策理念上的重大的转变。

“先立后破”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我们再来讲讲“以进促稳”。如果把这4个字分析得再深入一点，传导出的理念和“稳中求进”是有差异的。

“稳中求进”是指在“稳”的前提下“进”，反映出“进”和“稳”其实并非一致。“稳中求进”的潜台词是进得太快了，可能就不稳，所以要先稳住再进。

而“以进促稳”是指“稳”要通过“进”来实现，其实认为“进”和“稳”是一致的，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自行车的比喻反映的理念是经济快了什么都好说，就算有问题，可以通过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慢下来了什么问题都会集中爆发，因此要通过一定的经济增长在发展中来解决问题。

我感觉大家现在的共识是，2024年GDP增速预期目标大概率为5%。5%的同比增速看起来与2023年的5.2%差不多，但2023年的增速其实是建立在2022年3%的低基数之上的，看起来高，感受却是不高的。如果2024年GDP增速能够达到5%，就是建立在2023年5.2%的高基数上的增长，那么2024年的经济情况会比2023年更好。

我估计，2024年一季度 GDP增速有可能会下滑到4%附近，如果是4%，和全年5%的目标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但这种落差给我们宏观政策进一步发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话语环境，有利于推出更加积极的政策。我认为，两会之后（3月下旬至4月初）应该是政策密集推出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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