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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周星教授的《百年衣装》梳理了中国社会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式服装的各种社会动态和文化实践。作者讨论了长袍马褂、中山装、旗袍、新唐装、新中装、中式礼服等中式服装百年来的演变轨迹及其社会文化意义，特别是在青年群体中兴起的“汉服运动”，并对中式服装的可能性进行了展望。中式服装的谱系构成，反映了中国各路政治及知识精英的国民认同建构轨迹。本文节选自《百年衣装》第四章，并进行了编辑，经商务印书馆授权发表。

近年影视剧中女明星的旗袍装束

现代旗袍或所谓新式旗袍主要是以传统的满族旗装为基础加以改良的。

旗袍原本是满族继承其先世并发扬光大于清朝的传统民族服装，不论贫富皆穿，惟在色彩、质料上有所变化而已[1]。《大金国志》记载的妇女“大袄子”，其实就是一种直身袍服。“旗袍”一词，大概是在有了八旗制度之后才出现的称谓，最早是专指清代满族女性简洁的袍服。清代满族妇女的旗袍，主要特征有圆领窄小、右衽大襟、饰以各式绊扣、直筒腰身；围边镶缝或另行缀滚、嵌线出各色边沿，配色合谐或形成对比。据说在咸丰、同治年间，京旗妇女的旗袍镶边，竟有多达十八道者，亦即流行一时的所谓“十八镶滚”。旗袍作为常服，其质料、薄厚、颜色和装饰纹样等，还经常会因为季节、场合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可供八旗妇女四季穿用。满族贵族妇女的旗袍，面料多为绸缎，其上大多织有各种吉祥纹样；宽松、修长而及于脚面，再配以厚底旗鞋，走起路来有人用“风摆荷叶”来描述（图35）。

图35 满族的传统旗袍（采自白云《中国老旗袍》第9页）

伴随着八旗兵丁的驻防布置，满族逐渐散居全国，满族妇女的旗装尤其是旗袍也就广为全国所知晓，其后在不断改良的基础上，由它衍生出现代旗袍，并进而在全国风靡一时。清廷曾致力于以暴力手段强制推行满族服装，并在辨发和男子服制方面取得了成效，但汉族妇女被允许保留汉式衣裙，汉人女装遂基本上保持了原样，亦即和“旗装”形成对比的所谓“民装”。 此种衣衫肥大的民装，将女性的身体层层包裹，以四平八稳为基调，使得女性的外观主要呈现出溜肩、平胸等特点（图36-37）。有学者认为，清朝早期“十从十不从”政策的核心，其实就是“男从女不从”[2]，之所以有此区别，是因为统治者认为既然通过“男从”已经实现了对汉族的征服，则汉人女装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至于民间的“男降女不降”之类的说法，却仍流露出某些抵抗的心理。

图36 晚清的汉人女装

采自崔荣荣、牛犁《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第60页

图37 晚清汉族女装的上衣下裤

采自孙彦贞主编《清代女性服饰文化研究》第63页

清朝时，满族妇女的袍服与汉族妇女的上衣下裳以及长裙等，一直是有较为明显的区别[3]，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汉族妇女和满族妇女基本上仍是各有其民族特色的服装（38）[4]，但由于满汉杂处，在社会逐渐安定和民族关系逐渐趋缓的背景下，满汉服装文化的交流互动则在上层和民间均有较大的发展[5]，遂使得民族服装之间出现相互交融的现象，不仅多有旗女穿着民装的情形，汉人的上层妇女也有模仿满装的情形（图39）。到了晚清，不仅一些汉族妇女对旗袍逐渐接受，满族妇女中也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作短衣裳”的情形，“满洲妇女近乃皆改汉装。后此满、汉种族之不分，亦犹昔时汉、胡、羌、戎、契丹、女真之不能别也”[6]。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妇女，还参照西装以改良自己的服饰，其特点之一就是把旗袍等显著地予以收窄和缩短，再让衣领夸张地升高，以突显腰身和脖颈的细长，无非都是羡慕西服而为之。

图38 桃花坞年画（晚清的旗装和汉人分上下两截的服装及缠足。

采自诸葛铠等《文明的轮回》第21页

图39 汉官太太图

采自[清]佚名绘《北京民间风俗百图》

民国初年的易服，主要是针对官服和男性服装而言的，但不知为何，在北洋政府颁布的“服制”中，女式礼服也是另行设计的，既非汉族女性传统的长袄，也不是清末的旗袍，这种设计和一般民众普遍穿着的女装确实有一定的距离。这套人为设计的礼服，后来并没有普及开来，事实上，它刚一推出，就有女界人士批评。据说1913年初，“中华国货维持会”还曾邀请女界代表对其提出修改的方案[7]。虽然说北洋政府颁布的女子礼服并不是很成功，但综合判断，它仍然可以算做是基于传统服饰文化资源，而对中式服装的一种形制创新的尝试。

民国时，万象维新，一切均要求除旧布新，当时一般的汉式女子长袄和旧式旗袍都在悄然而又迅速地发生着变革。辛亥革命以后，满汉矛盾得以消解，女装之间的族际交流更加深入，与此同时，满族妇女因为感受到来自易服潮流的压力，或因为时代变迁而逐渐放弃了传统旗袍，取而代之的便是当时流行的各类新式女装。1912-1915年间，很多汉人年轻女性也选择放弃大襟长衫，而较多采用上衣下裙；衣裙也因时代风潮的影响不断变得窄瘦，并逐渐地不再流行配色，开始崇尚衣裙同色，这是受到西式服装的影响而特意追求服装的雅洁，放弃了传统服装的繁复绣饰；再往后，大约在1919年前后，女装进一步出现了从上衣下裙到上衣下裤的发展趋向，亦即所谓的“裤子革命”[8]。清末以来的传统女裤常与女子长袄、长裙或旗袍相配，本属于内裤，但到民国前期，上海等一些都市的年轻女子，尤其是一些青楼女子却将其作为外裤穿出来，并和中式小短袄搭配（图40）。

图40 露出小臂和小腿的上衣短裤

采自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第58页

现代旗袍正是在上述的时代背景下，主要是在192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上海，这座当时中国社会最具有消费流行文化特点的城市，通过对传统旗袍的西式化改良而得以形成，进而在沿海及全国各主要城市风靡开来。事实上，传统的旧式旗袍早自清末就开始受到当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使节夫人们的西式女装，诸如西式连衣裙之类的影响并逐渐发生着改进；而各地城市汉族女性大面积地采用新式旗袍的动向，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旗袍的成熟与演变。可以说，现代旗袍是在传统旗袍的基础之上，通过紧身、掐腰等改良举措，以展示中国女性之美的全新的中式服装。南京政府后来颁布《服制条例》，曾将改良旗袍确定为女式礼服，这意味着是对现代旗袍这一中式服装的方向性给予了肯定。

在讨论现代旗袍的意义时，以下几点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现代旗袍是基于对传统旗袍的继承、借鉴和改进而发展起来的。除了名称之外，现代旗袍在偏襟、传统盘扣、滚边和镶边等工艺[9]，以及上下连体的袍服型制等方面，均程度不等地继承了传统旗袍的要素或遗产。但是，现代旗袍的文化属性及其指向，则是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服装。从作为旗装亦即满族服饰的传统旗袍，到为各民族女性同胞共同欣赏的改良旗袍，进而再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女性的基本装束之一，或中国女性具有代表性的服装类型，现代旗袍的发展遵循着从民族服装向国民文化发展的轨迹，换言之，它逐渐地具备了新兴的中华民国之国民文化的属性，故又有女性国服之说[10]。

其次，和中山装的推广普及过程多少有一点相似，经过改良之后的现代旗袍，也被认为具有经济、便利、制作工艺简明，亦即适宜于现代生活等多方面的特质。就是说，现代旗袍的物理实用性曾经得到过特别的强调。例如，有学者就曾经指出过，20世纪30-40年代兴起的现代旗袍，在材料上，从高级绸缎到普通棉布；在装饰上，既可以华贵繁缛，也可以简洁朴素；在场合上既可以作为礼服，也可以在上班和日常生活中穿用；在年龄上，则是老妇幼女皆宜。此外，根据季节的变化和穿着者的不同需要与爱好，旗袍也是可长可短，还可以有单旗袍、夹旗袍、衬绒短袍和丝棉旗袍之分。现代旗袍适用于各种国产布料，丝绸、锦缎和一般的棉布、粗布均可以适用，它一改传统女装的繁琐工艺，从经济上看，既省工省料，又穿着方便[11]。

图41 新式旗袍与西式短衣、长筒丝袜等搭配

采自吴昊《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第254页

图42 高开衩透视旗袍

采自白云《中国老旗袍》第152页

图43 1930年代参考宋美龄照片创作的月份牌广告

采自白云《中国老旗袍》第107页

第三，新式的现代旗袍，最先出现在上海，并非偶然。上海是中国当时最有条件形成中西服装文化大面积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格局的城市[12]，故其服装时尚经常风靡全国，各地城乡皆以上海的时装为摩登。现代旗袍从上海，进而通过北京、南京、天津等大城市，迅速地向中小城市、乡镇和一些农村地区扩散，前后大约仅用了20多年时间，其传播速度之快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在20世纪前半期所呈现出来的加速趋势，同时也与现代旗袍的雅俗共赏等优点密切相关。在中山装的官方地位及其作为男装在中国社会中逐渐得以确立的情形下，女装的社会需求问题自然也就会更加凸现出来。

第四，现代旗袍虽然和传统旗袍不无关系，但它们基本上可被视为是不同的两种服装[13]，服装的理念却完全不同。可以说，新式的现代旗袍背后的社会意识，内涵着新时代女性反对封建压迫，追求自由、自主、自强以及平等、平权的现代性，因此，它明显地具有促成妇女解放(包括女性的身体解放)和体现女性之主体性精神面貌的倾向[14]。传统旗袍以遮蔽女性的身体为特点，现代旗袍则是以展示女性的身体为特点，其内涵的服装思想截然不同。古代中国的“服制”是以皇权、男尊女卑和男性官僚等级为基本思想背景的，而女性的身体则是要被服装最大限度地遮蔽起来，然后，主要只是通过色彩、纹样等来体现出性别。犹如张爱玲在《更衣记》里所说的那样，女子“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本人却失踪了，她本人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历史上的传统女装，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封建社会对于“女德”的要求，用张竞生的批评是“误认为衣服为‘礼教’之用”，对人体极尽遮蔽和压迫。但现代旗袍则恰好相反，它最大限度地表现女性的身体曲线之美[15]，因此，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上颠覆性身体革命的重要一环。

流行的旗袍及其污名化

现代旗袍之在上海兴起，固然与西方人文思潮的浸润有关，但也与市场经济和国民文化在上海的初步发展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及中产阶层和市民社会至少在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的初具规模，为现代旗袍的孕育、发展和流变，提供了颇为适宜的社会土壤。现代旗袍并没有具体的发明者，它基本上是由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里的裁缝界、商界、都市摩登女郎及一般女性所共同创造的。但现代旗袍的出现与流行，多少还是与中山装的推广和当时西装的流行有关联，因为它适时地为现代中国女性提供了堪与中山装、西装等男装相匹配的女装（图44）。

图44 民国时期的长衫、旗袍、西服和西式女装

采自袁仄、胡月《百年衣裳》第215页

成立于1927年的“云裳”时装公司，由数位知名女性和红帮裁缝联手合作，专门设计和生产中西式女性时装，其自创的“云裳”女装以现代旗袍为大宗，并很快成为著名品牌，对上海乃至全国的影响都很大[16]。虽然有人曾对其提出激进的批评，认为云裳公司“以为现代中国的妇女，还不够装饰，还不够穷奢极侈。所以他们想要把中国的妇女，个个引成‘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那些东西”[17]，但这种批评并不是很公平，因为该公司的理念是“创中国未来的美的装束”（图45），这一点当然是值得赞赏的。

图45 1931年云裳公司的时装广告

采自吴昊《都会云裳》第249页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旗袍呈现出许多戏剧性的变化，从领子的高低，到袖子的长短，再到裙摆的高低，当然还有面料、纹饰和配饰等，无一不处在流动之中[18]。例如，在短短的20年间，新式旗袍先后就经历了从高领、低领，再到无领；从长袖、短袖，再到无袖；袍长或长及拖地，或短至膝上；开衩从无到有，并忽高忽低等等，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19]。也就是说，它的款式、造型和装饰等，均始终处于变动流行的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现代旗袍本身发展出了据说有数十种之多的款式，而且，在维持其时装属性的同时，还出现了明显的社交“礼服化”的趋向。

既然是流行，那就难免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当时世界范围内时装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1920年前后，在西欧出现了身长过膝的女式礼服，受其影响，中国的旗袍也变得短了一些，而袖筒亦同时变窄[20]。根据口述史资料，大概在1925年前后，进一步改良使之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例如，在腋下加胸省，从而使女性的胸部呈现出立体感[21]。也有中国学者指出，到1920年代末，旗袍的身长和袖长均曾出现过较大幅度地变短，这也可能与当时西方女性比较流行短衣、短裙的时尚风气相关[22]。

在现代旗袍变化多样的流行及普及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社会名媛、知识女性、电影娱乐明星、十里洋场或社交场上的“交际花”与“摩登女郎”、官绅富豪的阔太太和大小姐、小康之家的小家碧玉、甚至还有风月场所的青楼女子，均程度不等地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这些相对而言较为富裕的女性群体为主，她们相对更早地挣脱了旧的服装文化的束缚，当仁不让地扮演了当年妇女服装变革之领潮人的角色[23]。这些状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那个时代女性走向社会的一些特点，但另一方面，也对后来不少人形成有关旗袍的某些成见、偏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现代旗袍较为突出地展现女性身体之美，尤其是性感之美，这种身裹旗袍的东方女性形象，或许多少迎合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西方人对于东方女子的“性对象化”想像，故难免给人留下一些“风尘感”。

直至20世纪50年代，现代旗袍一直深受各阶层妇女喜爱，从国家领导的夫人到一般家庭妇女，几乎都是旗袍爱好者。1956年2月，团中央和全国妇联联合召开座谈会，讨论改变服装式样和色彩单调的问题，主张根据经济、实用和美观的原则予以改进，以反映人民的美好生活。当时社会上对于旗袍仍是肯定的姿态。1956年3-4月，毛泽东多次发表谈话提及服装的发展问题。他认为，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能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多样化为好[24]。但实际上，1950-60年代，先是由于前苏联的影响，城市进步女性热衷于穿列宁装，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做套列宁装，留着结婚的时候穿”。随后，伴随着社会主义禁欲思想的扩展，虽然也曾有过布拉吉（连衣裙）的短暂流行，但旗袍和裙装之类很快就因被污名化而退隐，中国女性的服装生活遂迅速地进入到上衣下裤的短装时代。

20世纪50年代以后，现代旗袍的命运和中山装截然相反，在中山装日渐普及的同时，旗袍则遭致了明显的冷遇。先是其华贵的风格没有了，复杂的滚边与精致的盘纽等被简化成拉链，而锦缎或丝绸面料则变成了国产的机制布或土布，再到后来，穿着旗袍几乎就慢慢地成了禁忌。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旗袍很不幸地被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污名化，被定义成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小姐、太太们的文化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表征，特别是1950-60年代以来的革命文艺作品对旗袍的描述，不是交际花，就是女特务，或者就是风尘女子，这种印象曾经在全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旗袍的反禁欲主义属性，已经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多少具有禁欲倾向（例如，对朴素生活方式的宣扬、“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服装观、反对人性论和对人体的任何表现等）的意识形态变化。于是，原本和中山装同样都具有服装革命之意义的现代旗袍，却不幸地被和长袍马褂相并列，在异口同声的媒体批判声中变成了一个没落时代的象征，成为“破四旧”的对象。

现代旗袍：中式服装的“西化”

和人为地建构的中山装主要是以权力动员来推广，以及充满意识形态属性的符号性相比较，现代旗袍则主要是从城市女性的穿着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如前所述，它是以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在中国的初步发展为背景，并最终是由社会各界女性同胞们的穿着实践所完成的。虽然它后来也被南京政府纳入国民礼服的体系之内，但说到底，它是基于自下而上的穿用实践而得以形成的，这一点和中山装是自上而下的推广，有着很大的不同。

我们之所以说现代旗袍是中式服装趋于“西化”的范例，除了它与上述表现女性身体的西方服装思想密切相关之外，事实上，它也汲取了西式服装的剪裁技艺。现代旗袍既可以平面剪裁，也可以立体剪裁，其款式的特点是贴身、合体、适度裸露（通过开杈等），并凸现女性“三围”等身体特征。关于现代旗袍的剪裁制作工艺，确实存在着由中式平面剪裁，逐渐地演变为立体贴身剪裁之西式技法的倾向，也因此，它可以使旗袍更加贴身，并使每一位穿用者均感到合体。

当初西式服装进入中国，欧美女装讲究适体，突出女性胸部、腰部和腿部曲线之美的特点，例如，贴身合体的西式连衣裙，就曾吸引了无数的中国女性，进而促成了中国女装传统的变化，诸如宽幅的衣裤逐渐收小，阔条滚边也缩减简化，袖子变短，领子高耸，腰身收拢以便衬高胸部等等，所有这些细节变化的总趋势，最终便颇为自然地导致了从宽大直筒式传统旗袍，发展出流行至今的现代旗袍。可以说，现代旗袍其实就是依据西方标准的服装观演变而成的。不过，虽然民国时期社交服装的发展方向或主流是西化，但与此同时，人们的趣味也逐渐趋向于在中国原有的旗袍美的基础上再发展一点西式女装的特点，正是由于它兼收并蓄地吸纳了西式服装的一些优点，而把旗袍之美推向了极致，的确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妇女的丰富创意[25]。

和中山装一样，现代旗袍的兴起也与当时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因此，也都表现出尽力采用“国货”缝制的倾向。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城乡的民族情绪高涨，普通民众的服装不知不觉也出现了脱离东洋、西洋服饰而回归中式的倾向，故在1926年前后，现代旗袍曾颇有卷土重来、再次始兴的趋势。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社会上男子多穿中山装，女子多穿旗袍，俨然成为风尚。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公布《服制条例》，规定中山装为男性公务员制服，亦将旗袍列为女子礼服，但同时规定长至膝和脚踝之间，里面着长裤，用布要蓝色等。所谓“蓝布”，就是当年民族工业所突出标榜的高素质土布，亦即“阴丹士林布”（图46），于是，伴随着旗袍的普及，甚至出现了全国一片蓝的局面。1942年汪伪政权公布的《国民服制条例》亦规定“女子常服与礼服都仿如旗袍的改装”，大概只是对改良旗袍作为礼服的普遍现状予以追认而已。

图46 阴丹士林布匹广告：旗袍采用了西式衣袖和西式裙脚

采自吴昊《都会云裳》第305页

1930年，上海举办第三届“国货运动会”，其中一项活动内容是10月9日举办的“国货时装展览会”，当时展出的女子时装有两类八种。第一类中国式，有三种：普通服（上衣下裙，上衣下裤）、短旗袍、长旗袍；第二类西洋式，有五种：晨服、常服、茶舞服、晚服、婚礼服[26]。由此可知，旗袍的中式属性很早就被全社会所认知，后来，它甚至成为很多女校的校服。民国时期的集体婚礼，往往就是男性多穿中山装，女性多穿旗袍，这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风潮。

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当时也要求人民的服装能够整齐划一，“一时人人以华服美食为不宜，布衣最为普遍，妇女‘阴丹士林’牌细布蓝色长衫最流行”[27]。于是，旗袍进一步普及开来，因为大家的穿着显得整齐划一，还被认为反映了集团主义的精神。所以，新生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曾经是“反洋装运动”[28]。不过，它在有些地方却发生了过犹不及的问题，例如，在北平，就曾经禁止女性的短袖旗袍，“故北平女生现作旗袍时，袖口皆作长过肘。但平日则将其高卷二三摺，仍将肘露出。至受干涉时始放下，今干涉者无话可说。现裁缝已懂此妙诀，而专作此种袖口之衣服矣”[29]。1936年，国共合作抗日，妇女界开始对女性的服装进行规范，如要求剪短旗袍[30]，或重新穿起裤子，以便应对战时的需求。

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意愿、机会和可能性不断增强，西式女装也发生了很大改观，女性被从此前传统的以丰胸、束腰、紧身、翘臀为特点的紧身衣裙中解放出来，逐渐走向简洁、轻便、实用和展现自然体态之美的款式形态。中国现代旗袍的诞生与流行，其方向性正与国际女装时尚变革的此种趋势相一致。

对于现代旗袍，不宜执著地用族别意识去做狭隘的理解。若一定要涉及族属，它应该是在满汉服装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础之上，以西式女装为参照，汲取了西式女装文化的若干要素，部分采用了西式剪裁技艺，而以近现代中国沿海城市的消费社会为背景所形成的一款或一系列中式女装。早在1920年代，就有人为淡化其族属，将现代旗袍改为“祺袍”或“中华袍”[31]，这个提法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但后来将现代旗袍和满族传统旗袍予以区隔的观点一直不断如缕，王宇清经过对历代妇女袍服的考察，认为中国妇女之袍服，乃数千年之古礼，远非满族旗袍所可覆盖，而“旗袍”一词起源甚晚，故应该改称“祺袍”[32]。1975年元旦，中国祺袍研究会在台北成立，并作出决议正式宣布改“旗袍”为“祺袍”，不过，一般大众仍习惯于使用“旗袍”一词[33]。我2013年9月中旬赴台湾调查时，曾经访问过专门制作旗袍的老铺，经确认台湾确实是一直过“祺袍”的用法。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中，人们还把旗袍叫做“长衫”，也是为了把它和传统旗袍有所区分。在台湾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1930年代，为抵抗殖民当局“去中国化”的同化政策，曾有很多民众自发地从上海引进旗袍，以表达自己的中国属性，当时穿旗袍同时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国民政府迁台以后，实行去殖民化政策，大力复兴中华文化，于是在1950-1960年代，旗袍在台湾就进入鼎盛时期[34]。显然，对于现代旗袍而言，早已经无法用满族或汉族的族别视角去认知，而应把它视为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得以“混杂”生成的中式女装。

林语堂曾经对民国时期的西装化趋势表示不满，他不仅坚持不穿西装，还在1934年写作“西服论”，并引起很大反响[35]。林语堂指出，中西服装哲学不同，“在于西装意在表现人身形体，而中装意在遮盖身体”；但老胖女子穿中装较为合适，因为中装比较一视同仁，比较自由平等，美者固然不能尽量表扬其身体美于大庭广众之前，而丑者也较便于藏拙，不至太露形迹，所以，中服很合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亦即中装中服代表着民主自由；而且，中装中服还与中国人性格相合，因为它蕴藏着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云云。的确，中国传统女装能够遮掩女性身材比例上的缺陷[36]，林语堂对服装和人体美丑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隐含着对现代旗袍的批评和对传统女袍的维护，但他对中式服装承载儒家思想寓意并和国人民族性格相合的说法，却没有多少新意。

旗袍在时装社会的重新“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旗袍又像上个世纪1930-40年代在上海那样，成为姿态多变的流行时尚。可以说，从20世纪30-40年代的时装展示会，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无数次时装表演，旗袍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却几乎是一脉相承。2012年5月20日，上海市曾举办过千名穿旗袍的申城女性齐聚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参加“520旗袍文化日暨上海旗袍沙龙五周年庆典”，致力于弘扬旗袍文化的活动，她们认为旗袍有一种优雅的气质，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但这种活动反倒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社会，旗袍其实在普通民众的服装生活里，尚没有那么普及。由于种种原因，现代旗袍依然没能成为中国女性的日常服装，这主要是因为在当前的时装社会里，女性有关服装的选择余地极大地得到了扩展，而旗袍只是其中的选项之一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当前，旗袍款式的细节仍一直处于变动和不断的创新之中，例如，先后出现的装袖、有肩缝旗袍，暗褶式开衩旗袍、短连袖旗袍等等，可以说均充盈和洋溢着当代开放时代的时装新气息。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礼服

来源：中国制服设计网

在时装社会的大背景下，旗袍的复活非常自然，旗袍被重新“发现”，再次成为时装社会里中国女性着装的重要选项之一。但改革开放以来旗袍的复活，还是形成了一些和旧时不同的倾向或可能性：一是作为民族服装的倾向，有人把它表述为中国女性的民族服装，在研究旗袍的学者中不少人持这样的见解。二是把它作为一些仪式场合，比如，婚礼和特定的社交等仪式场合的女性礼服，例如，所谓“礼仪小姐”的装束，往往就是旗袍；三是在一些服务行业，例如，高级餐厅、茶艺馆、特定的会所或俱乐部等，常把它作为工作服。这其实也正是旗袍的困扰之一，因为旗袍有展示女性性感的一面，再加上1960-70年代，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早期上海滩“交际花”服装的记忆或想象，换句话说，对旗袍的“风尘感”的印象[37]，始终没能完全消失，所以，确实有一些人对于使旗袍备选中国女性的民族服装存在一些心理上的障碍。

电影《金陵十二钗》中的倪妮饰演的风尘女子

在目前的中国，旗袍虽然不再具有以前那样的风光，但它确实成为众多中国女性青睐的礼服品类之一，尤其在婚礼和其他诸多礼仪场合，旗袍的选择往往会被优先考虑。与此同时，旗袍还被较多地采用为宾馆、饭店、酒吧、迪厅以及很多店铺礼宾或导购小姐的礼服。尽管旗袍眼下往往被一些服务行业选用为“工作服”，甚或被用于制造性感与风情，但有关旗袍的负面印象，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已不再有多少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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