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四川方言属于汉语北方方言区西南官话的一个分支，地域上涉及今天四川省全境；它在历史上被称为“蜀语”，包括今天云南、陕西、重庆、贵州的部分地方。境内除了西南官话，还包括非官话方言的客家话(土广东话)和带老湘语底层的老湖广话等。崔荣昌先生《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拾四川方言研究述评》和《附录》对此前的四川方言研究情况作了总结。本文拟就1997～2007这十年间学术界对四川方言的研究情况进行初步的总结，以期对汉语史、汉语方言史、汉语方言学史、现代汉语方言学和四川方言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四川省内各地方的方言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这方面学术界做了大量的工作，本文中篇《近十年(1997～2007)四川方言市县话研究综述》就是这方面的总结；近年来针对四川方言专书的研究和出版的研究性专著蔚为大观，本文下篇《近十年(1997～2007)四川方言专书专著研究综述》总结了相关的情况。这两篇文章中少量影响较大的成果，本文将有所涉及，以示扩大影响。

      一、古蜀语的研究

      1唐五代以前蜀语的研究

      由于资料的缺乏，对中上古蜀语进行研究的成果凤毛麟角。赵振铎、黄峰有《扬雄〈方言〉中的秦晋梁益方言》认为秦晋陇冀梁益方言是秦汉时期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在当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汉语发展历史上也很有影响。彭金祥有《两汉西蜀方言的韵部音值》，马光有《古巴蜀土著语与四川方言的形成》。对中上古时期四川诗人用韵的研究也不多，仅有如郭莉《花蕊夫人诗歌用韵考》、陈娟《薛涛、鱼玄机诗用韵概况》、罗立方《陈子昂诗歌用韵考》等寥寥几篇。一些学者在他们的专著中有少量篇幅谈及中上古蜀语，如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蒙文通《古族甄微》、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伏元杰《蜀史考》、唐世贵《〈山海经〉与巴蜀文化》等，但均不是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2宋以后蜀方言的研究

      近十年来，对宋代以来蜀方言的研究较多，集中在蜀人诗歌用韵方面的研究。刘晓南和罗雪梅的《宋代四川诗人阳声韵及异调通押中的方音现象──宋代四川方音研究之一》和《宋代四川诗人阴声入声韵通押中的方音现象──宋代四川方音研究之二》两篇文章在穷尽性收集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基础上，对一系列与宋代通语不同的四川方音现象分别进行了分析。两位学者还在《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一文中通过考察宋代四川诗人用韵，系联韵字，统计押韵组合，得到宋代四川诗人用韵17部的结论。与宋代通语18部韵系比较，四川诗韵合并了真文、庚青两部成为真青部。并提出通语韵系的主要音变也在四川诗人用韵中存在，四川诗人用韵系统是通语的西部变体。罗雪梅的硕士论文《宋代四川诗人用韵研究》穷尽考察宋代四川408家诗人22248首诗的用韵情况，也归纳出宋代四川诗人用韵的17部系统，即阴声7部、阳声6部、入声4部，与通语系统比较，合并了真文、庚青，称之为真青部。四川诗人用韵方音特点有歌豪通押、鱼尤通押、支鱼通押、东阳遁押、阳平的分化等，由于特殊历史原因，它们大多从现代四川方音中找不到痕迹，但与宋代福建诗文用韵特点、现代闽方言很接近。究其原因，可能是两地有部分相同的移民，两方音有相似的形成过程。钱毅、邢芙蓉的《从潼川诗人用韵“歌”、“豪”通押看宋代四川方言》指出宋代四川潼川诗人用韵中的“歌豪通押”现象可能是宋代潼川诗人本土方言语音的自然流露。这也为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元明以前的宋代是四川话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期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此外钱毅关于宋代潼川诗韵方面的研究还有《宋代潼川诗韵中阳声韵尾的混押及其语音性质》、《宋代潼川诗人用韵反映的方言特点》、《宋代潼川诗韵中阳平分化现象分析》、《宋代潼川府路诗人用韵考》、《潼川府路诗韵的阴入通押现象分析》和《宋代潼川诗韵特殊韵字分析》。彭金祥关于宋代四川方言的研究有《四川方音在宋代以后的发展》以及他和黎昌友合著的《宋代四川方言的韵部略论》。此外，相关研究还有李文泽的《史照〈资治通鉴释文〉与宋代四川方音》和丁治民的《宋代川籍诗人用韵中的歌豪通押新证》。刘晓南的新作《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从大量宋人文献中索隐钩沉，查明宋代四川方言11条语音特征以及宋人对四川方言的2种称谓。1997年以前的重要成果有鲁国尧《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唐作藩《苏轼诗韵考》。研究宋以后蜀方言专著有纪国泰《蜀方言疏证》。

      二、现代四川方言研究

      (一)通论性研究

      四川方言史方面的研究有崔荣昌先生的《巴蜀语言的分化、融合与发展》。该文章对秦以前到明清巴蜀语言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性研究，指出在秦灭巴蜀以前，巴蜀语言既是巴人、蜀人的语言，又是巴国、蜀国或巴蜀地区的语言，是与华夏族语言(即汉语)不同的民族语言。秦灭巴蜀以后巴蜀语言开始分化，一是部分巴民、蜀民避居山野，继续保留巴蜀语言；二是多数巴民、蜀民受华夏族同化与华夏族融合，巴蜀语言逐步形成为古汉语的一支──巴蜀方言。尔后的蜀语或蜀方言，以至明朝、清朝所形成的四川方言，正是沿着巴蜀语言和巴蜀方言的轨道发展变化的。此外崔荣昌《九十年代出版的四川方言论著》对《四川境内的湘方言》、《四川泸州方言研究》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三种论著进行了介绍。李蓝的《六十年来西南官话的调查与研究》一文则是对西南官话近六十年来的演变和发展进行概括性研究的成果。

      张一舟在《说说四川话》一文中对四川话进行了界定，指出四川全省通行的汉语方言并不单一，有属于北方官话的西南官话，还有非官话方言的客家话(土广东话)和带老湘语底层的老湖广话等；此外非四川人也有说四川话的，如湖北宜昌地区，陕南的紫阳、宁陕、石泉、镇巴等地通行的汉语方言就属于西南官话。黄尚军在《湖广移民对四川方言形成的影响》一文中指出，湖广移民带入四川地区的湖北话(主要是麻城话)、湖南话、江西话等，在四川官话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有《从士民迁徙看现代四川方言的形成》。崔荣昌先生的《四川方言调查研究的回顾》讲述了他多年来从事四川方言调查研究的经历。

      1997年以前的研究成果还有黄尚军《蜀方言、麻城话与成都话》；专著有张绍诚《巴蜀方言浅说》，该书深入浅出，适合人们对四川方言的入门了解。

      (二)专题研究

      1.语音

      四川话与北方方言其他次方言相较，语音方面特点明显。近十年对四川方言语音的研究有周及徐《巴蜀方言中“虽遂”等字的读音及历史演变》。文章指出“虽遂”等字与“须叙”等字同音是西南官话中的特殊现象，从语音规律考查，这是汉语方言中在舌尖前音声母ts、tsh、s、z的影响下，三等合口韵介音-iu-有两种演变方式的结果。从与邻近主要方言的比较看，这种读音现象也是西南官话的特点，该特点在清代以前就已经形成。肖娅曼《四川方言志语音编写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新编《四川方言志语音志》存在记录方音体系不完备、不准确、不规范以及方音特点未得到记录等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方言志的价值。王蜀苏《从普通话诊断看四川方言区的韵母难点──论普通话韵母e [ ]、uo [uo]在四川话中的对应》一文指出了四川方言区的人学说普通话在韵母上的难点主要是普通话韵母e、o、uo不相区分，文章阐述了普通话韵母e [ ]、uo [uo]在四川话中的对应关系。兰玉英《简析汉字声母在四川方言中的歧异读音》分析和解释了四川方言中具有浓重方音色彩的汉字声母的歧异读音，以此来探测四川方言声母系统中保存的一些古音成分和四川方言声母的演变情况。林晔《四川方言区普通话学习中的声调问题》一文指出，除古入声字外，四川方言和普通话的声调存在着整齐的对应关系，但在四川方言区的人们说(读)普通话时，往往调值不准，出现读音错误和读音缺陷。石美珊《四川人学习普通话的技巧与训练(修订本)》提出四川人学习普通话，只要抓住其相异之处，寻其规律，掌握技巧，坚持训练，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好普通话。

      1997年以前的研究有王文虎《四川口音普通话的语音特征》。文章以四川方言中的成都话为代表，试图通过成都话语音系统和普通话语音系统的比较，描述四川方言语音的特点，分析四川方言语音同普通话语音的对应关系和差异，从总体上揭示四川口音普通话的语音特征。李岗有《论现代成都方言的〈广韵〉影母字》。

      2.词汇

      词汇方面的研究有胡继明《巴蜀方言词源举隅》。文章指出巴蜀方言词语的来源主要表现在继承古语词、保存古方言词、创新方言词三个方面，体现了语言发展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规律以及方言间的相互影响性。毛远明《四川方言词语杂释──兼及方言词语的文学记录》一文选择仍然活跃在四川话中的3个方言词，对其含义加以诠释，同时探讨它们在典籍记载中的文字书写形式，并且考察汉语字典辞书处理这些词时存在的不足。王启涛《四川方言的佛教语词拾零》列举出一些四川方言中出现但不存在于普通话或其他方言中的佛教语词进行了分析。王松柏《浅析部分四川方言词语的民俗语源》分析了部分四川方言词语的民俗语源，并认为探究方言词语的语源应该结合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杨小平《四川方言词义考释》提倡用方言考释的形式解释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不使用的词语或者义项，可以把活的方言词语与古典文献用例两者结合，从而对汉语词义的发展演变提供活的方言证据，使古今贯通。任志萍《四川方言中的类成语短语分析》，黄尚军《四川话民俗词语举例》也是词汇研究方面的成果。

      单个四川方言词的研究有：周俊勋《四川方言“起”、“展”与词汇史研究》指出四川方言词“起”、“展”保存了不少古代的用法，文章描写了它们在今天四川方言中的意义，同时与中古时期的意义进行比较，为研究它们在中古时期的意义和用法提供有力的佐证。邓帮云《“盘”量词用法探究》提到了四川方言中量词“盘”有一种通用动量词用法；《量词“盘”在四川方言中的一个较特殊用法》则通过对量词“盘”的分析，试图说明它在普通话与四川方言中的异同。干红梅《浅析四川话中表示程度深的副词“少”》对四川话口语中表示程度深的绝对程度的副词“少”的一些用法进行了分析和归纳。类似的研究文章还有左福光的《说“着”道“遭”》。

      专著有蒋宗福《四川方言词语考释》，这是第一部对现代四川方言词语进行系统考释的专著，作者具有深厚的文献学基础，对四川方言词，主要是川北方言词的研究系统而完备。查中林有《四川方言语词和汉语同族词研究》，该书包括汉语同族词研究的简单回顾、语源与思维关系的检讨、作为符号的语言的意义解说。黄尚军有《成都方言词汇》，作者选择若干个调查点，对成都方言词汇的实际读音和意义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3.语法

      语法方面研究成果也不少。关于四川方言词实词的研究有杨月蓉的《四川方言的三字格重叠式名词》，提出四川方言中有一种结构独特的三字格重叠式名词，有XYY和XXY两类。谭伦华《四川方言动词的重叠式》一文提出四川方言动词的重叠形式既有中嵌式，也有动词短语的重叠，其中既有与普通话相同的格式，也有颇具特色的组合。文章简要分析了几种重叠形式的语法功能和语义特征，并与普通话的表达方式做了对比。纪国泰《四川话形容词的结构类型及其语法意义》一文提出四川话形容词是四川方言中最能体现四川方言特点的语言成分，其结构形式的丰富多彩，体现了造词者对表达效果的刻意追求。这些表达效果主要包括生动形象的表现力量，好恶分明的感情色彩，铿锵和谐的节奏美感，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关于虚词的研究有林晔《四川方言与普通话副词关系探析》，文中通过对四川方言副词和普通话副词在意义和用法上的特例比较分析，探讨了他们在用法上的差异与对应关系，并从中探寻出两者的对应规律；赖先刚《四川方言中几个语气词的语法化问题》一文讨论了四川方言中祈使语气词“俊卑哈”、“吼”的语法化和“球”演化为语气词的问题，并分析其虚化的诱因。他还有《四川话中“两个”的特殊用法及所在句式的形成》，文中提出在口语四川话的“两个”在语义和语法上都显得多余而无用，然而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中，这类句子四川人却用得十分普遍且自然。郑剑平《试论四川方言的“倒X不X/Y”结构》讨论了四川方言的“倒X不X/Y”结构的语法、语义、语用特点。指出该结构中的词语X或Y可以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它们多有反义关系，从语义上看，此格式的语法意义是表示从X或Y偏移；从语用上看，此类格式具有形容词短语的特点，带有说话人很强的主观性，口语性强。他还有类似的研究成果《试论四川方言的“V都Vp了”结构》。

      赖先刚出版了《语言研究论稿》一书，结合四川方言虚词的语法化和语用功能研究了包括乐山话在内的一些句法和语用成分、一些词的语法化等。1997年以前的成果还有李海霞《四川方言的被动式和“着”》。

      4.语用

      语用方面的研究有杨文全、邹雪《川剧单音词异读情况初探》。文章以川剧中的8个单音异读词为例，对川剧中的单音异读现象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异读的若干成因和规律，并将异读的单音词同当代成都方言语音进行了对比，简要说明了在普通话的影响下川剧单音异读词的现实面貌。谢小东《四川方言的特色与魅力》提出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承载工具，是一方民俗的反映。任志萍《四川方言中的类成语短语分析》分析了四川方言中的一种类成语短语，文章从组合方式、意义构成、功能和修辞作用等方面对它们作了描写性的分析，指出它们在四川方言中是一种表现力强、极具生命力的特殊短语。关于单个词语的研究有王南冰《四川方言中“不存在”的语用意义》，分析了“不存在”在四川方言与在普通话使用中意义上的异同，解释了“不存在”的语用意义。周作明、马友平《四川方言中的“各人”》在追溯四川方言词语“各人”语义来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它的语义指向及语用功能，并探讨了普通话中的对等词“自己”的性质及特点。关于方言辞书方面的研究有缪树晟、缪钢珠、陈玉清所著《谈四川人编四川方言辞书》，对四川人研究四川方言并编成方言辞书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李怡《从文化的角度看现代四川文学中的方言》提出四川现代作家运用方言土语于小说创作是对四川文学传统的一次创造性转化，其成功源于自觉提炼方言文化的“川语意识”。张桂英、傅远碧《四川方言中的言语禁忌》从破财、亵渎、凶祸三个方面论及四川方言中的言语禁忌这种心意民俗形态。宋剑平、代路《四川方言版动画片对幼儿普通话习得的消极影响》主要从心理方面分析，发现四川方言版动画片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幼儿的普通话习得存在较大消极影响。此外还有谭永康《四川方言电视剧中人物对白字幕的方言词语处理》、倪和乐《四川话不能说属“北方语系”──评一篇新闻报道的用语》、张老侃的《说说巴蜀方言中的吃》、眇生《黄蜡丁四川方言民俗》等。专著有孙和平《四川方言文化──民间文化和地方性知识》。该书收录四川各地富有符号意义的方言句子和短语，译释地方性的独特而不无神秘的文化形态，探索地方性知识及人的行为表现意义，分析这些方言所具有的多样性、地域性、原生性、世俗性和生动性的特色。黄尚军有《四川方言与民俗》。这部书以丰富的四川方言材料为基础，把语言的形式描写方法与民俗学的调查研究方法相结合，纵横比较，源流并重，注重从四川地区的地理条件、人文因素、风习状况、历史背景等方面来研究四川方言词语，为四川方言和民俗的研究探索新路。

      语言态度方面的研究有杨玲《四川方言区在校学生的语言态度分析》。文章对来自四川方言区的在校学生作了现代汉语使用情况的调查，从中看到校园双语(普通话+方言)人的日趋增多，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相互渗透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方面的硕士论文还有辛声的《四川大学生对四川话和普通话的语言态度研究》。

      1997年以前的研究成果还有黄尚军的《四川民俗与四川方言》和王大纬的《四川方言鉴赏偶得》等。

      5.字词考释

      现代方言词语的记录方式是借字记音，但有些方言词又能在前代文献中找到相应的文字表现。对方言词的用字和溯源进行研究的成果有毛远明《释四川方言词“老革”》。文章根据现代方言和古代典籍，提出《三国志》中“老革”的“革”也是“老”之义。董志翘《四川方言中的“老几”，“几娘”》一文对四川方言中的“老几”、“几娘”之“几”进行研究，指出“几”字作为泛指代词，用以指一定的不便明言或不必明言的人(或事物)，作用相当于“某”。认为“几”的这一用法，在唐、五代的笔记小说、敦煌文书中已见，而它的形成也许与当时的排行有关。宋子然《四川方言词义考释》则是对四川方言词“纠”、“纠纠”；“娄”、“娄溲”；“能个”、“浪个”、“朗个”；“敖”、“恶躁”；“便”、“便嘴”；“走票”、“M”之义逐条训释。郑春《汛川方言中的“雄起”一词探源》通过对有关古文献和四川方言的考察，认为东汉纬书《尚书・帝命验》中“雄起”一词就是现代四川方言词“雄起”的源头。徐适端《四川方言“窑裤”、“幺台”考──兼及方言对文化的传承保留作用》择取与古代服饰和戏剧文化有关的两组四川方言词，联系地区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对其读音变化、词义引申和使用范围的变迁进行考释，认为方言词具有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留作用，方言词语的考释是中国文化史、地方史研究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鲜于煌《四川方言词“乡坝佬”考释》根据现代方言和有关典籍，认为“乡坝佬”之“佬”应是“獠”之义。郝志伦《巴蜀俚语“t头”及相关语词的文化考释》运用民俗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在对巴蜀俚俗语词“t头”及相关语词“相因”、“和”的本字、读音进行考证的同时，重在对其所积淀的民俗文化意蕴作了较系统深入的发掘和阐释。兰玉英《释四川方言的一些例外字》就四川方言中的一些不符合四川方言语音演变规律的字音作出了解释。通过追寻中古音，探索某类音的演变过程和方向发现，有些例外字保存了古音，有的反映了某种音变在词汇中的渐变特点；通过分析连读音变发现，有的是同化的结果，有的是异化和类化的结果，有的透露出汉语历史上声调平分阴阳的音变信息。向学春有《四川方言中的古巴蜀土著语研究》，指出作为四川地区土著语言的古巴蜀土著语与四川方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在四川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中均起着巨大的作用。此外这方面的研究还有谭伦华《四川方言[c ia cin]本字考》、张厉冰《四川方言中的“苏气”》、康蕉“谌”字异读音考》、张俊之、龙小琴、汤永和《四川方言形容词古语遗存举隅》等。1997年以前的研究还有曾德祥的《关于几个四川方言词语的本字》。

      三、古蜀文字的研究

      对古蜀文字的研究情况，崔荣昌先生在他的《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的“综述”和“附录”部分涉及不多，这里一并介绍。

      上个世纪初，在巴蜀地区的青铜器上发现了许多符号，卫聚贤《巴蜀文化》对其中48种纹饰符号作了详细考证，他首次提出巴蜀有自己的文字，描绘了从戈、钺、矛、英斤等器物上面搜集到的文字，并进行了形义上的推测。1983年，四川博物馆的刘英发表了《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这两篇文章收集巴蜀器物符号最多。1991年，罗开玉《晚期巴蜀文化墓葬初步研究》将巴蜀文字分为五期，这是第一次为巴蜀文字断代。1998年，高文、高成刚将蜀地印章文字集中出版了《巴蜀铜臃。至此，现有古蜀文字的大规模搜集和整理告一段落。

      (1)分类。李复华、王家在《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中最早将其命名为“巴蜀图语”或“巴蜀文字”，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则将其作为符号，认为出土的巴蜀铜器、铜印上常见的一些符号既不是纹饰，也有别于文字，推测它的性质可能与战争、原始巫术有关，或者是施徽的标志。李学勤在《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一文中依据四川新都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以及巴蜀玺印文字，将巴蜀文字分为两类，即“符号”一类，称巴蜀文字甲；对那些似汉字又非汉字则称为巴蜀文字乙。这两种文字均属巴蜀文字。

      (2)性质。李学勤在《古文字与古文明：二十一世纪初的认识和展望》一文中谈到在先秦时期巴蜀文字是存在的。指出巴蜀文字是19世纪以来主要在中国四川包括湖北、湖南的一部分、贵州的一部分地区发现的一些符号。早期人们不相信这是文字，而“古巴蜀文字恐怕是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很少的还没有被解读的文字之一”，巴蜀文字的解读，“将可能是对学术界起到震惊作用的重大贡献”。蒙文通先生在《巴蜀史的问题》一文中对古蜀文字进行了不少研究，他举了大量例子来证明巴蜀文字和中原文字相同，如举《说文解字》中的“氏”字为例说是“巴蜀的字，是起于巴蜀而很早的字”。再如《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蜀先称王”的“王字”，“杜宇称帝”的“帝”字，“先祀社主”的“主”字，“庙称青、赤、黑、黄、白帝”这几个名词，“五妇山”、“五侗、“醴”字，都“显然是华文华语，意义是一致的。”邓少琴先生的《巴史新探》、《巴史再探》、《巴史三探》、《蜀故新诠》结集为《巴蜀史迹探索》，书中他认为，冬笋坝、宝轮院两地出土铜兵器之上有表示部族族徽或使用者的图案符号，也有象形文字，但现在已经发现了巴人使用的象形文字，与《蜀王本纪》的说法是有出入的。不过巴人的象形文字，还在最初创字阶段，有的有如图画，正同许慎所说“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此外，他还举出古籍中所能见到巴人所用事物的不同名称。在《巴史新探》部分他将巴人象形的画面和图案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冬笋坝出土的印章，有的用犀牛作纽，和宝轮院出土的金银错犀牛形铜带h相类，这也应是接受了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而用自己的方式自行制造。童恩正先生著有《古代的巴蜀》一书，书中认为：“从文字的结构来考察，这种文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它与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畴，而且还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阶段。”侗柱臣在《巴与蜀考古文化对象的考察》和《中国夏王朝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中提出，蜀采用了商的文字，而巴国有自己的文字。钱玉趾有两篇系列文章，《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的铜B盖考》一文从比较研究的方法入手，提出这一战国成都铜鍪盖四周的图符应是一种较为发达的拼音文字。这一新论曾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接下来《古蜀存在过拼音文字再探──四川出土的几件铜器铭文考》，进一步提出蜀文字有一部分是拼音文字的观点。而同期魏学峰《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置疑》则反对这种意见。且萨乌牛著有《彝族古代文明史》，对三星堆文字作了归纳概述：“三星堆的文字已有较完备的文字特征。(1)已不是简单的图画描绘(如东巴文)，而表意与表音皆有，文字的基本要素形、音、义皆备； (2)其文字多有重复出现，可见为一段有意义的短文。‘徽识’者何故重复出现?这证明它已有表音性质； (3)笔画构造讲究对称、和谐美； (4)字体形态的美与三星堆出土文物上的精美复杂图案艺术是相吻合的，与当时生产、工艺水平如加工玉器、铸铜器、制石器、兵器等技艺发展水平是相适合的。很难想象如此发达的文化没有文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今彝族文字还与它保持一致性，且可认读、考释者不少。”且萨乌牛还对四川省博物馆刘英收集的180个“巴蜀文字”也用彝文作了考释，破译了其中40个字符。他指出古蜀文字就是古彝文。

      (3)其他研究。童恩正、龚廷万有《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后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钱玉趾有《巴族与蜀族文字考辨》、《渠县发现的巴族青铜铭文戈考析》、《巴族文字的发现及文字特征》。徐式文的《岣嵝碑之确是古蜀文字》一文罗列了众多学者的观点，诸如李学勤、冯广宏、卫聚贤等人的观点，从而证明了为夏禹纪功的《岣嵝碑》之碑文的确是巴蜀文字的结论。刘志一著有《从巴蜀印章看印刷术起源》一文，从巴蜀印章的角度对巴蜀符号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还有《古蜀文字是“蚕丝文字”吗?──与钱玉趾先生商榷》；梁文骏的《从战国带铭铜戈看蜀文字的存在》，就战国带铭铜戈对蜀文字的存在进行了相关考证。何元粲《巴蜀印章与古代商旅》，从汉字印与巴蜀文字印并存的现象，推知巴蜀印章与中原印章有同源关系。此外有张文《巴蜀符号琐谈》、吴怡《试析巴蜀青铜器上的鸟、鱼龟、虫(蚕)纹饰》、龙腾《蒲江新出土巴蜀图语印章探索》、高文《巴蜀铜印浅析》、魏学峰《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质疑》、董其祥《巴蜀文字的探讨》等。

      (4)总结性研究。冯广宏对巴蜀文字的研究成果颇丰，最著名的是他发表了《巴蜀文字的期待》共十篇系列文章，分别刊登于《文史杂志》2004年1～6期和2005年1～4期。该系列文章涉及了巴蜀文字的许多方面，包括对巴蜀文字的现身、分类和讨论、范围的拓广；巴蜀文字材料的初步整理、分期断代的文字整理、巴蜀古印文的整理和公布；巴蜀戈文；巴蜀印章文字；巴蜀器物上文字；道教特有的神秘文字、道教碑刻、道教铜印和其他器物文字；巴蜀文字的源头、周邻地区和友邻民族古文字；文字所反映的蜀人各种理念；兵器文字等方面。他认为巴蜀器物文字的释读，特别是从整体意义上作出解释，仍然处于一片空白，道教碑刻疑为巴蜀文字成分；巴蜀文字的根，应该还是古汉字；巴蜀文字是一种初级阶段的文字。虽然除名词外，已有许多形容词出现，但目前发现的动词却相当少，词汇也不够丰富，其原因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仅限于印章和器铭，载体的篇幅很小，不可能写出什么长篇大论，但现阶段的研究也算打开了巴蜀文化之谜的冰山一角。此外他还著有《巴蜀文字探究和释读》一文，指出：考证发现，巴蜀文字常与古汉字共存，因而可用对照法加以解读，从而找到某些巴蜀文字研究的突破口。他的《岣嵝碑巴蜀文试析》对历史上争议已久的岣嵝碑与巴蜀文字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考证。他还著有《道教三十六印文初探》、《巴蜀古文字的破译途径》、《巴蜀古文戈铭试读》、《巴蜀双科斗文考义》、《巴蜀心手文探义》、《谜一样的巴蜀文字》，并与王家合著《什邡巴蜀印文考义》。

      段渝的《巴蜀古文字的两系及其起源》是古蜀文字研究的一篇力作。文章对巴蜀文字研究情况的学术源流予以简略回顾，然后通过对五件巴蜀青铜戈铭文的分析，指出这些铭文已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方块表意字，已经发展成为象形字的符号。巴蜀方块字的行款，是从上到下直行排列，即所谓“下行”，说明巴蜀文字在一定范围内既经约定俗成，得到认可并推行使用，成为一种通行的文字。蜀文字不仅有象形字，而且有会意字以至形声字。文章指出巴蜀文字按其特点分为两系，一为方块表意文字，一为符号象形文字。后者又分为符号Ⅰ和符号Ⅱ，符号Ⅱ下有5种单符。巴蜀方块字的起源可上溯到商代晚期，但考虑到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出土文字的进步程度，其滥觞还应予以提前一文即是对巴蜀文字的两系之起源进行的分析和考证。

      此外还有刘道军《论巴蜀文字与古蜀王》。文章试图运用比较研究法、心理分析法和三重证据法，从考证蜀王的姓名称谓入手，以考辨其族属和事迹。发表的《巴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提出巴蜀文字应是巴蜀历史研究中的第三重证据。这种“三重证据法”也必将成为巴蜀历史研究的新趋势。并对相关的古蜀文化研究和蜀文字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回顾。

      通过对这十年四川方言研究的回顾与总结，我们看到巴蜀方言的研究现状是资料搜集多而对蜀语的历史发展规律与特点研究和探讨少；静态的描写多而动态的分析少；近代与现代四川方言词汇研究多而中上古蜀语研究少。具体说来，研究成果表现为语音方面宋代语音研究较多，其他则较少；词汇方面考释较多，田野调查较少；语法方面现代研究较多，古代较少。在蜀文字研究方面，由于资料不足，仅有的资料难以反映蜀文字的面貌，这有待于新材料的进一步出现。这些特点，说明了要使蜀语研究进一步深入，就要加强对四川方言历史层次研究，尤其是要开展对四川方言的“史”的研究和通论性的研究，这是以后四川方言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

      汪启明，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编审，博士